明朝蜀王们的日常生活（五）王爷想要出城耍一盘 得提前给朝廷打申请
明朝蜀王们的日常生活（五） 
明石雕狻猊三足香炉。（蜀僖王陵出土文物）
明蜀王陵博物馆供图
因为诸多文学和影视作品，明朝的那些事儿被越来越多的人所熟知。号称有上百万人口的明朝宗室，在人们看来，是社会的“寄生虫”。这种认知，并无多大问题，因为事实的确如此，明朝有识之士也是这样的看法，只是他们不敢说出来而已。
因为朱元璋的“一念之差”，导致他对后世子孙采取“其生也请名，其长也请婚，禄之终身，丧葬予费”的措施。继朱元璋之后的皇帝们，不敢违背祖训，在这条路上越走越远，最终导致了社会危机，让朱元璋的百万子孙成为明末战争的牺牲品。作为“寄生虫”们的宗室，在明初几次藩王反叛后被当政者削藩的背景下，被套上了越来越紧的紧箍咒。无论是人身自由，还是生存条件，都受到极大的限制。甚至连出城郊游，都不能想去哪里就去哪里，事前必须先请示汇报，朝廷同意后，才能成行。
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中，宗室们过着怎样的生活？地处四川的蜀藩宗室，又是怎样的一种生存状态？
明初洪武时期 宗藩权力和自由很大
在明初洪武时期的30年里，宗藩们的权力和自由是超出常人的。
朱元璋建立明朝后，在加强中央集权的同时，也加大了对地方政局管理的力度。
朱元璋是信不过外人的，尤其是跟随他打拼天下的那一帮功臣们。唯一信得过的，是他的儿子们。
为达到家天下的目的，他实行了藩王分封制度，把儿子们分封为王，在各地建立藩地，由子孙对各地官吏进行管理和监督。
在洪武一朝中，朱元璋3次封王，把23个亲王派驻到太原、北平、大宁、广宁、宣府等边陲要塞，西安、武昌、开封、成都等军事重镇，南阳、青州、桂林等名城大府，诸王“皆据名藩、控要害，以分制海内”。
朱元璋在分封的同时，还对宗藩制度进行了全方位建构，对宗藩赋予了各种权力和特权。可以说，在洪武初期，分封在各地的藩王，是真正的当地王。
朱元璋为宗室子弟施展政治抱负打通了道路：的确有才能的，经朝廷审核，可授以官职，并像其他官员一样，按组织程序进行升迁或降级。
亲王的行政权力很大，有权在封地内自行选拔王府官员，并对王府的文武官员有生杀权力。这相当于是赋予亲王建立一个法外之地的权力，亲王可进行“自治”。
对亲王和地方官员的关系，朱元璋要求，朝廷使者去见亲王，必须行四拜礼；地方官员如布政使、都指挥使等，要在每月朔望日（农历初一和十五）主动前去王府“签到”，听候亲王召见。
这一点，朱元璋把亲王的地位抬得很高，俨然拥有与皇帝差不多的权威。但在后来，亲王不但没法行使这些权力，反而在与朝廷使者和地方官员打交道中处于弱势地位。
由于朝廷使者是皇帝的耳目，回朝后要把在宗藩的所见所闻向皇帝汇报，而且这些人今后高升的可能性很大，所以宗藩不得不想法把他们“侍候”好。
有的朝廷使者甚至直接向宗藩索要财物。宣德8年（1433），尚宝司丞某人出使出某王府，“逼求白金。”一个正六品京官，居然明目张胆地向王府索要钱财，可见亲王的地位沦落到了何种地步。
蜀藩对朝廷使者、地方官员主动馈赠物品的记载，也不少见：
清雍正版《浙江通志·人物》记载，龙游县人夏源清，奉命出使蜀王府，工作尽职尽责。蜀王朱椿觉得他很不错，给予了多次馈赠，夏源清都“力辞不受”。
嘉靖年间，四川松、茂一带发生叛乱，四川左布政使陆深奉命前往平乱。陆深被调回京城时，蜀成王朱让栩派人送去“彩币、银器”，陆深“一律不受”。
成化年间，成国公朱仪奉命前往蜀王府册封蜀王朱申鑿。朱仪回朝时，朱申鑿向他馈赠物品，朱仪拒绝了。
在处理地方官员关系上，蜀王大多与他们相处愉快，有一些私交。但这种关系的维持，是蜀王通过举办宴会、馈赠物品等获得的。
明朝中期的官员张瀚在《松窗梦语》说，蜀王府举办宴会，邀请地方高官。这个宴会除准备高规格的美食、美酒外，还要准备数十件金银器具馈赠给赴宴的官员。
成都税课司巡检雷尉，平时喜欢读书。蜀王听说后，投其所好，送给他一部《资治通鉴》，以示结交。
但蜀王被地方官员轻视、勒索、告状，也屡见不鲜。
《英宗实录》记载，时任四川按察使的刘洵，以修葺公寓为由，向蜀王府索要砖瓦兽头。蜀王府长史上奏朝廷，朝廷派都察院、三法司审断。最终，刘洵被下狱论斩。
一向以贤王著称的蜀端王朱宣圻，也曾被四川地方官员告上朝廷。原因是，朱宣圻在接受四川地方官员拜访时，“恭瑾踰节。”即朱宣圻要求地方官员对他的参拜礼仪超过了规定。
这事引起时任四川布政司参政杨震厓的不满。杨震厓上奏朝廷，要求恢复旧制。
杨震厓还乘机监督检测蜀王府侵占的平民山林陂田，将其归还民众。朱宣圻对杨震厓非常不满，但也没有办法。
朱棣当皇帝后 宗藩的限制越来越多
宗藩制度的问题越来越多，加上北方蒙古势力的侵扰，洪武28年（1395），朱元璋对宗藩制度进行了重构调整。
加大亲王的军事权力，诸王有统帅和指挥军队的权力，尤其是分布在北部边境和内陆要地的亲王，可节制边境武臣军队，甚至可以带兵出战。
政治上，压缩了亲王的权力，王府官员由朝廷任免，亲王不得私自任免，王府官员不得干涉地方事务。
经济上，压缩了待遇，亲王岁禄从5万石降为一万石，从郡王到奉国中尉，也都有削减，并废除永业田。
随着亲王势力的膨胀，加上太子朱标早逝、皇太孙朱允炆年幼，朱元璋不得不考虑亲王们对朱允炆皇位造成的威胁。
朱元璋临死时留下遗诏：“诸王临国中，毋得至京。王国所在文武吏士，听朝廷节制，惟护卫官军听王……”
遗诏开始对亲王进行了一定程度的限制，但力度不大。真正开始对亲王进行限制的，是朱允炆的削藩。
但是，朱允炆下手太快、太重，引发了亲王们的警觉。燕王朱棣最终发起靖难之役，夺取了侄儿的皇位，自己当上了皇帝。
朱棣深知亲王对皇权的巨大威胁。在野时，朱允炆削藩影响他的利益，他当然要反对；现在他当皇帝了，就要站在皇帝的角度和立场看待各地亲王的潜在威胁了。
姜还是老的辣，朱棣毕竟比朱允炆老练得多，知道削藩的复杂性和艰巨性。
他采取了迂回的策略，首先给亲王们平反。对被朱允炆削废的5个亲王，除湘王自焚外，朱棣将其余4人全部复爵，并对他们大加赏赐，使得这些亲王皆大欢喜。
然后，朱棣采取腾笼换鸟的办法，把一些亲王改变封地。宁王朱权封地在大宁，朱棣把他改封在南昌。
接下来，朱棣开始以各种理由一个个地收拾亲王，把亲王们收拾得服服帖帖的。
在朱棣的削藩下，亲王们的限制越来越多。永乐元年（1403），朱棣以代王朱桂“擅兴土木，疲劳军民”为借口，下令说，今后各大王府没有得到朝廷的命令，“不许擅役一军一民及敛一钱一物。”
朱棣又废除宗室可以为官的规定。宗人府改由勋戚大臣摄其事而不备官，所领事务均归礼部管辖。文武百官对亲王，只具官称名而不称臣。
举例来说，此前，户部尚书拜见某亲王时会说：“臣某某参见殿下。”现在，改口为：“户部尚书某某参见殿下。”
这个改称很微妙，亲王从某种角度来说，也成为皇帝的臣子了。
不准干预军政 哪个宗藩碰了就倒霉
朱棣顺利地解决了亲王威胁中央集权的严重问题，防住了哥哥、弟弟们，但却没防住儿子。
宣德元年（1426），明宣宗朱瞻基继位，他的叔叔、朱棣的二儿子朱高煦起兵造反。朱瞻基亲征，朱高煦投降，被废为庶人，囚禁在西安门内。后与诸子相继被杀。
有鉴于亲王对皇位的觊觎之心不死，从朱瞻基开始，对亲王的限制越来越严，越来越紧。
军事上，尤其是正德年间平定安化王朱寘鐇和宁王朱宸濠叛乱后，宗藩的军事权力基本上消失了。
宗藩不得干预兵事，成为一种制度，一根不能触碰的红线，谁触碰谁遭殃。
正统14年（1449），明英宗朱祁镇北征瓦剌发生土木之变，襄陵王朱冲秋报国心切，想要赴京勤王，被禁止。
成化6年（1470），鞑靼入侵河套，朱冲秋又请求率领儿子、女婿从军报国，明宪宗朱见深“以藩禁严不用”。
崇祯9年（1636），唐王朱聿键出于赤诚中心，上奏朝廷，请求选取宗室健壮子弟从军勤王，被崇祯帝严厉斥责。事后，朱聿键被废为庶人，囚禁在凤阳。
对亲王军事权力的限制，使得明朝在最后的危机到来时，各地亲王束手无策，不敢触碰军事，只能坐以待毙。
如末代蜀王朱至澍，不管地方官员如何劝说，就是不敢募集军士。到张献忠农民军兵临城下时才仓促募集，但为时已晚。
行政上，不许宗藩干预政事。
朱高煦谋反被平息后，为防止宗室势力渗透到政治、军事领域，朝廷下令，禁止宗室为官参政、从事四民（士农工商）之业，不许参加科举考试、议论朝政。
这项藩禁，对有的宗藩是致命的。不能出仕和从事四民之业，就没有谋生路子。一切生活来源，只能依靠朝廷的宗禄和赏赐。
等级高的宗室，因为享受的宗禄多，生存还不是问题；但等级低的宗室，宗禄少，人口多，生存就是大问题。这也是导致宗室经济犯罪的根源之一。
洪武时期，朱元璋曾规定：诸王要“每岁朝觐”。事实上，诸王不大可能每年都要进京去朝觐，隔三差五回京一次倒还是有可能的。
朱椿就藩成都后，在洪武时期，就只在洪武26年（1393）进京了一次。
朱高煦谋反事件后，诸王进京被彻底杜绝，“亲王无入朝者。”
正德4年（1509），朝廷出台明文规定：“亲王朝觐，虽载祖训，英庙之时亦尝一举，然久已不行。以故，比者崇王请朝，则贻书免之。今后凡亲郡王请身自入朝者并免，著为令。”
至于亲王相见或书信来往，更是成了历史。
洪武时，朱元璋没有禁止两王相见。《祖训录·礼仪》中说：“凡亲王在国，讲亲亲之义，如燕王要见秦、晋二王，秦、晋二王要见燕王之类，许三岁、四五岁往来一次；或十年一见。”
成都市龙泉驿区档案局（馆）的胡开全先生从日本拍摄回来的蜀王文集中，《献园睿制集》第四卷收录了朱椿与各亲王府和私人府第往来的书信。
但在此后的《定园睿制集》《怀园睿制集》《惠园睿制集》《长春竞辰稿》等蜀王文集中，已经没有这方面的文献了。这说明，后世蜀王与其他藩王之间，已没有了往来。
喜欢擅自行动 蜀藩宗室曾经能常出城
不相往来倒也罢了，毕竟宗藩那么多，即使想走走人户，一年都走不完，还累人得很。
但宗室要想出个城，都不得行了。
准确地说，不是一刀切地要求不准出城。如出去郊游、祭祀先祖什么的，还是允许的。前提是：必须先打报告，朝廷批准后才行。
如果亲王无故出城游玩，地方官员要及时上奏朝廷。否则的话，有关官员全部从重杖罪，文官甚至罢官，武官降级调往边疆去喝风。
那个时候信息往来不方便，蜀王这边打报告，送到朝廷，朝廷批复，再返回蜀王府，一来二去，估计至少也要一个月时间。
这意味着，如果蜀王决定要出去郊游，至少要提前一个月做计划、打报告，说本王决定在某月某日出城散散心。
那么，到了那一天，即使天上下刀子，蜀王要么继续出城，要么取消计划。想起来，真是心塞得慌。
不过，貌似蜀王们出城的天气还是不错的，而且他们还是经常能出城，这从他们留下的文献中可以得知。
蜀定王朱友垓的《定园睿制集》卷二中，有《郊行》一诗：“古木寒烟外，渔歌夕照边。落霞光闪闪，归鹰影翩翩。晚稻如云熟，枫林似锦鲜。农夫收获罢，樽酒乐长年。”
诗中不仅详细地描写了成都郊外农村在傍晚时的情景，还从另一方面揭示，经过蜀藩多年的经营，蜀中已出现百姓安居乐业的局面。
蜀怀王朱申鈘的《怀园睿制集》收录了两首诗——《农人》：“生涯数亩田，妻子播于前。每遇秋成后，讴歌大有年。”《田家》：“茅屋两三家，栽桑复种麻。秋来登百谷，鼓腹乐无涯。”
这是朱申鈘在农村的所见所闻。如果他没出城，没深入乡野，能写出这么具有画面感的诗来么？
不过，蜀藩之所以能经常出城，是因为他们喜欢擅自行动，这与蜀藩一向遵纪守法的形象不相符合。
蜀昭王朱宾瀚时期，四川抚按向朝廷汇报：“蜀府自献王以来，每遇亲丧，亲王、郡王俱自行送葬，不径奏请。”
对此，朱宾瀚的解释是，自行送葬是蜀王府一直以来的传统。朝廷也没再说什么，并无不妥。
不仅送葬如此，外出游玩也是如此。
景泰年间，华阳郡王私自出城围猎，在旗军张林家里住了5天。跟随华阳郡王一起出城的，有郡王妃、宫人及军丁上百人。
明孝宗朱祐樘对蜀藩明显的“违制”行为给予了明确指示：“今后各王出城，仍照例先期以闻。”过去的事情就算了，今后必须按规矩来。
这下，蜀藩就规矩了。
万历41年（1613）七月，也就是蜀端王朱宣圻去世第二年，世子朱奉铨要把父亲的灵柩送到王陵安葬，都先给朝廷打报告说：“葬父宣圻，乞扶柩送至葬所。”礼部上报万历帝，万历帝“许之”。
藩禁，使得各地宗室成为朝廷圈养在城市中的一个特殊群体。这个群体，因为要生存，或为追求更好的享乐，违法犯罪越来越多。
在朱元璋的老家凤阳，专门修了一座监狱，用于囚禁那些因违法犯罪或犯禁被废为庶人的宗室成员。
关在这里的宗室成员有多少呢？
隆庆初年，对被禁锢8年以上、情节较轻的，一下子释放了105人，还有381人因情节严重未予释放。
而且，宗室两极分化严重，穷的穷得要死，富的富得流油。
嘉靖40年（1561），代王府的镇国将军朱聪浸上奏朝廷哭诉说：“臣等身系封城，动作有禁，无产可鬻，无人可依。数日之中，不曾一食，老幼嗷嗷，艰难万状。有年逾三十二不能婚配，有暴露十年而不得埋葬，有行乞市井，有行乞民间，有流徙他乡，有饿死于道路。名虽宗室，苦甚穷民。俯地仰天，无门控诉。”
而此时的蜀藩，在内阁首辅大臣严嵩的儿子严世蕃眼中，却是天下宗室的“首富”。
给宗藩一条活路 明朝后期才放开“藩禁”
嘉靖41年（1562）十月，御史林润上奏朝廷说，国家现在已难以负担恩养宗藩了。要彻底解决这个问题，必须出台一部根本性的法令，作为后世遵循的准则。
嘉靖帝对此深以为然。两年后，由礼部尚书李春芳主持，朝廷出台了著名的《宗藩条例》。
《宗藩条例》一共67条，核心内容体现在两方面：一是严格限制藩王的妻妾人数，礼部要加大审核力度，藩王子弟赐爵，更要严格审查；二是对藩王的开支进行财政核算，削减无用开支，减少原定的固定工资数额。
《宗藩条例》的施行，对朝廷的确带来很大好处。负担减轻，意味着国库充盈，出现了短暂的“隆万中兴”。
而对诸多宗藩来说，《宗藩条例》却是后患无穷：由于朝廷对请爵、封赐越来越严格、缓慢，得不到名分的宗室就没有经济来源，处于非常尴尬的境地。
国家不恩养，又当不了老百姓，更无法拥有自食其力的工作，连条活路都没有。到崇祯年间，一些宗室成员竟被活活饿死。
万历10年（1582），针对《宗藩条例》施行后出现的问题，又进行了修订，重新颁布了《宗藩要例》。
曾任工部尚书的内江人何起鸣，在《条议宗藩至切事宜疏》中提议，放开宗室不能从事四民之业的藩禁：“使得毕力农贾，其有才识超迈者，悉照祖训，其肄业所在儒学，以取科目，仍照王亲仕。”
曾任礼部尚书的徐学谟在《题酌议宗藩事宜疏·宗藩事宜》中，对何起鸣的建议表示赞同，希望朝廷对不能袭封的宗室，“给婚娶治生资本，士农工商听其自便。”
武英殿大学士许国也认为，对宗室放开四民之业是非常可行的办法，但他考虑得更为深远：让宗室进入四民之业，哪里来本钱呢？对想通过科举进入仕途的，也要等到他当官后才能有俸禄作为收入，那么，在他没学成之前，或学成但又没考上功名前，他们怎么养活自己？这些都是很现实的问题。
为此，许国提出自己的构想：均衡各大藩府的岁禄，给诸王提供贷款。
对开宗学科举，早在隆庆2年（1568），王世贞就提出了建议：“于奉国将军诸子，其有志科目者，照常肄学应试。”但他的建议没被采纳。
万历18年（1590），朝廷颁布《宗藩事例》，作为附件，归入《宗藩要例》中。
《宗藩事例》明确提出，允许郡王以下的宗室成员自谋生路，四民之业的士农工商，都可进入相关领域挣钱养家。
奉国中尉以下的宗室成员可参加科举考试，但“辅国以上爵尊不得与”。考上了，也不能在京城做官，而授予京城以外地区的官职。
不过，后来在实行时又给予了限制，如对知县等“亲民官”职位，朝廷不放心授于宗室，而只授于中书舍人等一些较为闲散的职位。
万历33年（1605），朝廷再次放松对宗室参加科举考试的限制：除亲王、郡王外，其他宗室成员都可以不给宗禄，参加科举考试，“与海内贤才比肩而进，分禄而食。”
由于各地宗学的陆续设立，天启元年（1621），宗学可以推荐宗生进入国子监读书，宗学贡生制度确立。
第二年，首开宗学科举考试，出现了第一个宗室进士，宗学科举化形成。
宗学科举以来，天启、崇祯两朝宗室成员中，考中进士的有13人，其中天启朝一人，崇祯朝12人。
但这13人中，除崇祯7年（1634）考中进士的宁王府石城郡王府的朱宝符（考中进士后赐名朱统铚）有真才实学外，其余的人都很一般，没什么作为。
值得一提的是，与朱宝符同年考中进士的，还有蜀王府汶川郡王府的朱奉 。
尽管明朝后期在一定程度上放开了藩禁，但积重难返，宗室对明朝社会、经济的负面影响太大，难以挽回衰败之势，最终导致上百万宗室在明末战争中生灵涂炭。钅伊
本版稿件采写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黄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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