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淄乡”即淄川
5月7日,我国著名数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吴文俊先生在北京逝世。就在前不久,本报《周末》推出的《刘徽故里考》一文引用了吴文俊先生主编的《中国数学史大系》中有关刘徽故里的论证。该文一经刊发,立刻引起反响。中国城市经济学会副会长、山东社科院齐鲁文化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高原松先生又有新的考证和发现。□本报记者魏廷宝陶安黎董学宏
特约记者闫盛霆通讯员刘松
5月7日,我国著名数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吴文俊先生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吴文俊先生在数学领域做出了重大贡献,是我国最具国际影响的数学家之一,他的工作对数学与计算机科学研究影响深远。
就在前不久,本报《周末》推出的《刘徽故里考》一文引用了吴文俊先生主编的《中国数学史大系》第三卷“刘徽简传”中的话:隋、唐、宋、金时期置淄川县(隋开皇十八年598年),属淄州。隋炀帝大业三年(607年)改州为郡,淄川县属齐郡。唐武德元年(618年)复置淄州。天宝元年(742年)改州为郡,改淄州为淄川郡,领淄川县、长山县、高苑县、蒲台县。郡治在淄川县。乾元元年(758年)复为淄州。治所在淄川,也以现在淄博市有个淄川区,而初步断定:刘徽是淄川人。
该文一经刊发,立刻引起反响。相同的声音,不同的看法,在短短几天内,犹如一石激起千层浪,同时也引发了一些专家学者的关注和兴趣。“君子和而不同”,历来是中国思想界、学术界遵循的规律。对于名人故里,后人更应该本着尊重历史、继承传统的原则。探讨研究,溯本求源。中国城市经济学会副会长、山东社科院齐鲁文化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高原松先生有新的考证和发现。
易学割圆陶器
初夏的泉城,绿肥红瘦,繁华熙攘。高原松先生的办公室却独享一份宁静,一壶清茶,淡淡墨香,不啻都市中的桃源。
高原松对于刘徽所居何处,似乎更有发言权,他撰写的近5万字的《透过历史烟云探寻数学家刘徽身份之谜》一文史料详实,条清缕析,从多方面、多角度、多线索、多层次梳理考证了刘徽的故里。
在高原松看来,任何一个历史文化名人的成就,离不开丰厚的学术土壤和成长环境。从学术源流上来说,流传于古青州、淄川以伏羲《周易》文化为核心的东夷文明,以姜子牙、管仲、邹衍、王诩、苏秦等为代表的战国齐文化,学术核心也是经学术数,特别是前后绵延150多年的齐国稷下学宫,成为战国时代百家争鸣的学术中心。这为后世刘徽的学术成就提供了得天独厚的土壤。
《汉代易学研究丛书·汉代易学通论》注明,秦始皇焚书坑儒,唯独未焚《周易》,据《汉书》记载,秦汉之际,淄川涌现了作《易传》的田何、杨何,也有《高氏学》的高相、高康父子等数十位大易家。《汉书·艺文志》记述,武帝时,杨何被立为《易经》博士。到西汉中期,同为经学大师的董仲舒成功地将经学术数与儒家价值理念相结合,提出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理论而影响至今。至东汉,易学只重视学派,杂糅各家学说而成为自己的学说,譬如郑玄、荀爽、虞翻等大易家,有儒门易者如刘昆、景鸾、范升、梁恭、吕羌、杨政、张兴等人；到东汉中期,象数易理一统江山,汉易就不见到有什么传人了。刘徽在《九章算术注序》中说:昔庖羲氏始画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作九九之数,以合六爻之变……,徽幼习《九章》,长再详览。观阴阳之割裂,总算术之根源,探赜之暇,遂悟其意。是以敢竭顽鲁,采其所见,为之作注。《注序》中充分说明刘徽精通秦汉以来的易学,所以他“是以敢竭顽鲁,采其所见,为之作注”。
从成长环境上来看,历史上的淄川龙泉地区经济一度繁荣,这是刘徽成长为经世数学家的基础。此地东汉末年制陶等手工业发达,从而科技也发达,制作大量圆形器具,离不开割圆之术。《晋书》记载,魏陈留王景元四年,刘徽注《九章商功》曰:“当今大司农斛,圆径一尺三寸五分五厘,深一尺,积一千四百四十一寸十分寸之三。王莽铜斛,于今尺为深九寸五分五厘,径一尺三寸六分八厘七毫。以徽术计之,于今斛为容九斗七升四合有奇。”魏斛大而尺长,王莽斛小而尺短也。
历史上刘徽曾活动于这一地带是有考古依据的。淄川区龙泉镇渭头河,据今仍保留着较完整的明清时期的两座古窑,足以证明这里的陶瓷生产历史悠久。中国科学院院士吴文俊先生认为,古代东方数学的精髓是从问题出发,这和西方从公理出发的精神完全不一样。为了解决各式各样的问题,就带动了理论的发展,方法的发展,带动了数学学科的发展。而淄川龙泉一带发达的制陶业,正体现在生产问题需要下的技术发展。如果没有高超的技术做支撑,做出如此高水平的精美陶器是无法想象的,而刘徽的割圆术无疑是这个行业的核心技术。
淄乡淄州淄川
针对有人提出“刘徽是魏晋时期的淄乡人,因是淄乡候刘就后裔而封‘淄乡男\’,而淄川刘氏是明朝从山西迁过来的,三国时期刘徽出生在哪里?刘徽与淄川刘氏的关系”等疑问,高原松说,《史记·齐悼惠王世家》记载刘就是博阳顷(康)侯,是齐孝王刘将闾次子。《汉书·诸侯王表》记载刘就是梁敬王刘定国之子,梁孝王封地现在河南省永城市,史料模糊,不能定论。淄川龙泉刘姓从汉代开始就是世代居住地。查阅《山东省志》《青州府志》《益都县志》《淄博市志》《桓台县志》《张店区志》《淄川区志》《周村区志》《临淄区志》等,关于明朝移民的记述并不确定。根据《明史》查证,明太祖洪武二十六年户口统计有6054万人,其中山东人口有5462850人,为全国最多。不少史家考证了《明太祖实录》和《人口史》,确定大槐树移民人数不足山东总人口的百分之四。《明太祖实录》卷193记载,户部郎中刘九皋建议:“古者狭乡之民迁于宽乡……山东、西自入国朝,生齿目繁,宜令分丁迁徙居宽闲之地,开种田亩,如此则国赋增而民生遂矣。”明太祖朱元璋采纳了这一建议,“山东地广,民不必迁,山西民众,宜如其言”。从现在的生活习惯与方言上考证,淄川与龙泉地区受山西的影响几乎没有。据龙泉刘徽后人查证,他们出自于西汉淄川国淄川懿王刘志一脉,其祖上被王莽废为庶人后,迁居淄川的东南乡窝坨村,“汉柏唐槐窝铺址,繁衍生息乃居地”是刘徽后人共同的记忆。后裔传到36世时,时逢北宋靖康之乱,河南、山东皆为女真族的沦陷区。南宋建炎年间,刘徽后裔中的35世至38世,四代具有较高匠艺专长的族人近百余口被掳到西北充奴,建设宁夏。因故在山西洪桐、平遥一带被释放为民。到明朝永乐年间的移民迁徙中,其中就有刘徽的四十七世孙刘玉界,由晋迁冀,再由冀迁鲁,几经辗转又回到窝坨。淄乡窝坨地早已在那场宋元战争中消亡了近三百年。现临近淄川龙泉的临淄区有窝坨村,碑文记载,初名窝铺庄,源于为战国淳于髡筑墓者所住窝铺,1965年前属淄川区,1978年发掘窝坨冢,判定是汉齐悼惠王刘肥陵墓,刘志是刘肥的第十个儿子,故“窝坨”成为刘徽后人对家乡的共同记忆。
因北宋大观三年(1109)宋徽宗加封刘徽为“淄乡男”,“淄乡男”的封号就被史学界大加关注,有人错误地认为《元丰九域志》与《金史地理志》上曾记载有“淄乡镇”之名,就误认为是刘徽的出生地了。
吴文俊先生认为刘徽是淄川人是有根据的。对此,高原松先生做了更为详尽的考证。他说,明代嘉靖进士、曾任陕西布政司右参政的王纳言,在嘉靖二十五年为《淄川县志》写的序言中注明:“淄川旧为路、为国、为州,盖齐鲁望邑……”。明末史学家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31关于“淄川县”的记述印证了王纳言所注:“……淄川县府东二百三十里,东至青州府百十三里……北齐罢郡,以县属齐州。隋初因之。开皇十六年(596年),置淄州。十八年,改贝丘县曰淄川。大业初(607年),州废,县属齐郡。唐初,复置淄州。天宝初(742年),曰淄川郡,乾元初(758年),复故。宋因之。元曰淄莱路,寻改为般阳路。明初,曰般阳府。洪武九年,改为淄川州,以州治淄川县省入,属济南府。十二年,降为县。今城周八里,编户六十里……”。“淄”,古为“菑”字,《说文》不耕田也。《徐曰》从艸,从水,从田,田不耕则艸壅塞之。《诗·小雅》于此葘亩,《疏》不敢首发新田,惟治其葘熟之地,又水名。《山海经》常蒸之山,葘水出焉。又地名。《地理风俗记》曰:齐所以为齐者,即天齐渊名也,古菑水,即今淄河,古临菑,即今临淄,古菑川,亦即今“淄川”。
皇权封爵兵镇
最早考证刘徽故里的数学史家、科学史家严敦杰先生在1940年撰写《南北朝算学书志》时提出:“刘徽魏末注九章,其卒年当在晋代,余依《末史》祀典,考得徽系淄川人……祀典封爵并不十九均据各人籍贯为之,其中见于史传而有里贯的一般相符,如没有里贯的一是推测,二是按郡望.刘徽的籍贯既没有直接材料,则封为淄乡男,不出这两种可能性。以还是定不可考为好。”
据高原松介绍,刘徽出生成长的年代,正是曹魏建国初年,三国分定,战乱平息,东北方地区包括淄川在内,历史上迎来了长达近百年的和平发展期,百姓安居乐业,学术百家争鸣,思想自由得到空前释放,才造就了刘徽、曹植、嵇康等一波文化巨擘。《宋史》卷105《礼八》宋徽宗大观三年(1109年)追封“魏刘徽淄乡男”,刘徽的“淄乡男”爵位是很高的封爵,而不是“乡爵”,是国家给予一个地区的奖励,具有很高的政治意义。
中国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未在县级以下设置行政机构,个别时期虽偶有设置,但多带临时色彩,并不稳固,也未形成较稳定的行政运作体制。从“国家政权建设”角度进行考察,皇权是不下县的,县以下是由“乡绅”在治理。费孝通在《中国绅士》中讲到,尽管历代行政区划的层级与结构变迁剧烈,但县级政权相当稳固,这是学术界公认的事实。清末民初,由于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由此开始了“现代化”进程,在县以下区划设置中,我们看到了现代意义上的“乡镇”的影子。
魏晋隋唐宋元时期,地理志等记载的是地方武装“兵镇”,而非行政体系的“镇”。古代在边境驻兵戍守称为镇,镇将管理军务,有的也兼理民政。《梁书·韦放传》有这样的记载:“在镇三年,卒,时年五十九。”《新唐书·兵志》也有“唐初,兵之戍边者,大曰军,小曰守捉,曰城,曰镇,而总之者曰道”的文字。又如:镇军(古代将军名号；清代总兵的俗称)；镇城(负责城防的军事长官)；镇台(清代总兵)等古代军事称谓也证明了这点。《元丰九域志》所载的内容除政区外,尚有军事、地里、主客户数、土贡、铸钱监、矿冶、盐产地等资料,其中有对“淄乡镇”的记载,明显是军事布防,“上,淄州,淄川郡,军事。(治淄川县),……中下,邹平；《金史地理志》记载,淄州,中(济南府上),刺史,宋淄川军郡,县四(淄川、长白山、邹平),镇六。这六镇是金岭、张店、颜神店、淄乡、齐东、孙家岭。所以说,淄乡镇是驻兵戎之镇,因军事布防需要,带有军事意义。
根据以上史料,从菑川国到淄州历史文化与地名的演变,刘徽封号“淄乡男”的“淄乡”是菑川国、淄州路、淄州郡、淄川县演变至宋代的统称,而不是所谓“淄乡乡镇”。
参照历代封爵制度、皇权不下县的集权体制、宋代封爵制与官阶制度、宋代县乡制度、驻军、职役等制度,查阅《宋史》,宋徽宗所封70余人,爵位都是在郡县以上。宋大观三年县治以上地名只有淄州,淄川。根据淄川历史文化地名变迁以及经学领军人物来看,历史上淄川经学学术氛围浓厚,淄川也是刘氏望郡,这是加封刘徽“淄乡男”的根本原因。
“于是结论只有一个,就是吴文俊先生判定的:中国古代伟大数学家刘徽是淄川人。从史料上看,因历代统治阶级重文轻理,让刘徽淹没在了历史长河中,从‘刘徽原理\’为中国古代与当代社会做出的贡献来看,称其为数圣也不为过。”高原松言之凿凿地说。
其实,不管过去还是现在,历史的记载都有断层或断代,唯文化历尽沧桑,绵延不绝。刘徽沿袭我国古代的《周易》文明,格物致知,建立了中国古代数学理论的框架。《九章算术注》的出现,标志着中国古代数学理论体系的完成,刘徽的数学思想将会对数学的今天和明天产生深远的影响。我们后人发现刘徽、研究刘徽,更多的是唤醒人们对自然科学与科学人文的理解与认知,让有致于探究刘徽数学之道的有识之士为我国的科学事业做出积极贡献。
吴文俊先生生前照
吴文俊先生所著《中国数学史大系》
高原松先生畅谈刘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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