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情与贫苦伴我上学路
俗话说：一辈穷，辈辈穷。我就出身于一个“穷大辈”家庭：爷爷兄弟3人，父亲兄弟5个，我又有3个弟弟3个姐妹。父亲是老五，吃着嫂子的奶水长大；我比大爷的孙子都小10多岁。但我是亡父长子——在我12岁时，父亲撇下我们母子8人，撒手人寰。
1977年冬，我上高一。一天，班主任把我们3个成绩好的同学叫到办公室，说学校让我们参加高考，并且鼓励我们：考上大学就能和公社干部一样端铁饭碗，吃公家饭。我们很高兴。
学校附近没有照相馆，为了报名，我们跑到30里地外的公社驻地去照相，可回校后，老师又说上级不让在校生考。半年后，我便以应届毕业生的身份参加了高考，并成为全公社8个高中班、400多名毕业生中唯一一名迈进大学门坎的学生。后来有资料称，当年全国的录取率是1/29，可我们那里是1/400，这就是城乡差别！
农村盖房子，大多是为了给儿子娶媳妇用。1978年，我虽然还小，但家里盖房子，我也得帮大人干活。
我向老师请假，回家运石头、打地基。第一天，物理老师李化忠路过我村，见我歪歪晃晃地推几百斤重的石头很吃力，就硬叫我停下，他帮着推到家；第三天，我的班主任王文利等老师又来到了我家，对我母亲说：“你家盖房子是为了给孩子娶媳妇，但是孩子上了大学后就不用在农村娶媳妇了！”我母亲说：“道理我懂，但要和他大爷们、哥哥们商量。”大人们和老师商量的结果是：让我重回学校，去考大学！
1942年，家乡临朐县天灾人祸，变成“无人区”。我家5天内有2人饿死，其中就有爷爷。但不知从何时起，大人们一直传说：爷爷在老屋里藏了银元。具体位置谁也不知道。
1978年村里搞规划，我家老屋要扒掉。第一天去掉屋顶，没有找到；第二天扒墙，两位大爷一大早就盯着，中午时分，果然在墙中扒出了13块银元。大爷把银元在手里掂来掂去，最后说：给国（我的乳名）吧！
就这样，大人们把爷爷饿死都舍不得花的钱，按每块银元5元人民币的比率兑换成65元钱，为我缴了第一笔学费。
从县教育局领回昌潍农业专科学校的录取通知书后，母亲为我返拆了被褥和棉衣，堂姐送给我几斤白面，堂哥送给我4.5斤粮票。我找了个旧风箱，改造成1个书箱和1个折叠凳子。又找到当生产队长的堂哥，要了一个档案袋。
就这样，在一个明媚的早上，我肩上背着被褥，右手提着书箱，左手提着自己做的折叠凳和档案袋，爬上了离开家乡的汽车。
这个书箱，我一直保留着，直到2000年，我调往济南时因它被腐烂得不能搬动了才恋恋不舍地处理掉。夏松亭（济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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