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是从土地里长出来的
每位作家都会在作品中留下故乡的印记，如莫言的高密东北乡，贾平凹的商洛，刘亮程的新疆沙沟梁，阿来的嘉绒藏区，迟子建的冰雪北国，张炜的胶莱河东部半岛等。因为文学，这些地方闯入了我们的视野。正如俗话所言“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这些地方各有各的人儿，他们千百年来欢笑于此，悲伤于此，他们养育于此地，有了自己绵延的文化，正如我们自己的故乡一样。作家的创作，其实也是一个凭借着对故乡气味的回忆，创造故乡的过程。本期，小编继续带着读者朋友们一起回到作家出生的村庄，回到文学创作的现场，还原他们的童年往事和创作历程，揭示了他们如何将生活的故乡转化为文学的故乡。
当我们谈论文学的时候，不要忘记文学是从土地里长出来的。故乡这片土地不仅长出了粮食，长出了草木，还长出了文学。
莫言：高密东北乡
写作的过程就是创造故乡的过程
“写作中的故乡，实际上是关于故乡的记忆，而不断地回忆自己的记忆过程，就是创造故乡的过程。”—— 莫言
莫言出生于山东高密县河崖乡平安庄一个普通的农户家庭。莫言在散文《超越故乡》中这样描述自己的诞生：“1955年春天，我出生在高密东北乡一个偏僻落后的小村里。我出生的房子又矮又破，四处漏风，上面漏雨，墙壁和房笆被多年的炊烟熏得漆黑。根据村里古老的习俗，产妇分娩时，身下要垫上从大街上扫来的浮土，新生儿一出母腹，就落在这土上……我当然也是首先落在了那堆由父亲从大街上扫来的被千人万人踩践过、混杂着牛羊粪便和野草种子的浮土上。”
莫言小学五年级辍学，在故乡做了十年农民，1976年参军入伍。又经过将近十年的艰苦奋斗，因小说《透明的红萝卜》走上文坛，又因小说《红高粱》被改编成电影而名满天下。他的小说也大都以高密为地域背景，谈起家乡对自己的影响，莫言感触颇深，“童年的记忆对于作家的创作起到了决定性作用。”
故乡人皆能讲故事的习俗风气，是莫言文学想象力的重要资源之一,“蒲松龄式”的民间作家，可以说遍布河崖乡平安庄的街巷胡同。“我的大爷爷、爷爷都是讲故事的高手，我都是听着爷爷们的故事和集市说书人讲的故事长大的”。
底层出身，底层社会的挣扎和奋斗，使莫言接触最多的是高密县典型的底层文化和民间文艺。蒲松龄的《聊斋》、聂庄泥塑和高密剪纸、茂腔，是莫言小说中最重要的东西，也是高密地域文化给这位家乡子弟最丰厚的礼物。“当我拿起笔来进行文学创作的时候，这些民间文化元素就不可避免地进入了我的小说，也影响甚至决定了我作品的艺术风格。”
在文学的世界里，莫言用手中的笔将高密东北乡变成一个伟大的王国，这里拥有浩瀚的疆土，丰沛的河流，肥沃的田野和无以计数的人口。在长篇小说《檀香刑》《四十一炮》和《生死疲劳》里莫言继续为这个神奇的王国添加各种增值资产：长篇小说《檀香刑》里清末义和团的历史背景和残酷的刑罚场面，把高密东北乡的版图推进到历史的纵深处，把在长篇小说《丰乳肥臀》里已经展现得淋漓尽致的故事背景，再次向前延伸。如果有需要，莫言就会继续编撰高密东北乡的悠久历史，甚至可以从三皇五帝开始、从夏商周开始，从春秋战国，从秦汉三国两晋南北朝开始。
在莫言的作品里，我们总能够看到他笔下神奇瑰丽的山东高密。“无边无际、血一样颜色的红高粱，浊水流淌的墨水河，方圆几十里的野草洼地，神奇古怪的作坊草鞋窨子，还有各种作物，如高粱、玉米、地瓜、棉花、麦子、向日葵……各种动物，如狐狸、野狗、乌鸦、狗熊、麻雀、兔子、老鼠……各种虫子，如蜜蜂、苍蝇、蚊子、蚂蟥……”
莫言笔下的“高密东北乡”就好像《西游记》里那个妖怪手中的宝瓶，无论是什么东西，只要你能够答应一声，就会被装进里面去。“宝瓶”的特点就是，外面看似小巧，里面却大有乾坤。
阿来：嘉绒藏区
故乡是认识世界的起点
“其实故乡也是，我们自己的一个投影，写故乡也是写自己”。——阿来
2000年，41岁的阿来凭借长篇小说《尘埃落定》荣获第五届茅盾文学奖，成为茅盾文学奖史上最年轻的获奖者。严家炎在茅盾文学奖获奖评语中称“小说有丰富的藏族文化意蕴。轻淡的一层魔幻色彩，增强了艺术表现开合的力度。语言颇多通感成分，充满灵动的诗意，显示了作者出色的艺术才华。”
1959年，阿来出生在四川大渡河上游，一个叫“四土”，很早以前由四个藏族土司管辖的地方。他1976年初中毕业，算是生不逢时，没赶上上山下乡。好不容易恢复高考了，又因学历不够，怀才不遇地上了中专师范，毕业后当了民办教师，后又当诗人。
藏族农民的儿子阿来，偏偏自幼爱上文学，人们大惑不解。尤其让谁都搞不懂的是，阿来常常一个人徒步从阿坝走向远方，一走就是好几天。有时，在空阔长满鲜花的草原上，阿来会与一群诗友铺上毯子，摆上酒肉，一边大快朵颐地吃喝，一边旁若无人地高谈阔论，或举杯对天，或长吟短叹。一片云彩飞来，洒下雨，他们赶紧收拾东西，再跑到只有蓝天白云的草场。远处悠闲的牧民，赶着牦牛，看惯了白云聚合流散，却怎么也弄不明白这群年轻人在干什么。阿来的诗，阿来的短、中、长篇小说，就是以这种独特的方式诞生在阿坝这块神奇的土地上。
阿来被评论家们称作“自然之子”，他身上有种精灵的气质，带着自然的淳朴和智慧，身上有一种“野性的魅力”。阿来曾说：“我是一个用汉语写作的藏族作家。从童年时代起，一个藏族人注定就要在两种语言之间流浪。每当我走出狭小的城镇，进入广大乡野，就会感到在两种语言之间的这种流浪。我想，正是在两种语言间的不断穿行，培养了我最初的文学敏感，使我成为一个用汉语写作的藏族作家。”
以作品《尘埃落定》为例。阿来虽选择用汉语写作，但生长于藏区故乡的独特经历使他依然以藏族的思维方式作为思考的基础，以藏区的独特资源来构建一个异质的文学世界。正如洪子诚教授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中所言，“他吸收异民族的文化养分，但藏族民间传承，他的思维、感受方式仍是他的根基”。他是一位文化的流浪者，却在一种边缘处境中获得了独特的视角与敏锐的触觉。
四川阿坝藏区马尔康县，那个广阔的嘉绒藏族里远离市镇的乡野就是阿来认识世界的起点，“故乡是让我们抵达这个世界深处的一个途径，一个起点。”阿来也曾表述道“其实故乡也是，我们自己的一个投影，写故乡也是写自己”。因此，当我们谈论作家阿来和他的作品，谈论他作为“自然之子”、“流浪者”等特质时，无法回避他的有着独特自然环境的故乡，无法回避他在乡野中生长时所形成的“边缘”的自觉意识，而这一切，都成为他文学世界中宝贵的财富，构成了他的艺术作品的根基与取之不竭的源流。
直到现在，每年阿来都有三分之一以上的时间待在阿坝，跟家乡的雪山在一起，跟山峰在一起，跟河流在一起。更重要的是，跟这儿的老百姓在一起，跟这儿正在发生的历史生活在一起。
贾平凹：商洛
把故乡在脊背上背着到处跑
“我是商洛的一棵草木、一块石头、一只鸟、一只兔、一个萝卜、一个红薯，是商洛的品种，是商洛制造。”——贾平凹
从《秦腔》到《古炉》到《老生》到《带灯》，都是秦岭和商洛的故事。《山本》也依然是这样。把秦岭和商洛展现给世人似乎已经成了贾平凹写作的宿命了。
贾平凹爱商洛，他觉得这里的山水草木、飞禽走兽没有不可亲的。商洛也爱他，几十年如一日地把自己呈现出来，容忍他从各个角度来描写自己，孜孜不倦地提供丰富的写作素材。“凡是我有了一点成绩，是商洛最先鼓掌，一旦我受到挫败，是商洛总能给予慰藉。”
商洛，是一个潜藏在历史深处的边隅城市。就其地理位置而言，它北通秦晋，南接荆襄，沟通长江和黄河两大板块， 是南北文化交汇的长廊，斯青山绵延，绿水迢迢，水随山走，山水相依。商洛是山区，比较贫穷，在贾平凹看来，山和水以及阳光空气却纯净充裕。
“这里的山，不是那北方的土山，但又不是南方的峻岭，它就是它的，秀丽的，玲珑剔透的， 完全是一个性格外露的少年形象了。”
“漫山到处便是竹子……远远看去， 一山都是绿，绿得浅，也绿得深。没有风的时候，绿得庄重，温柔，像端坐在堂上的少妇。微风掠过，就打一个酥酥的惊悸，一山都在羞怯怯地颤。”
“我总觉得，云是地的呼吸所形成的，人是从地缝里冒出的气。商洛在秦之头、楚之尾，秦岭上空的鸟是丹江里的鱼穿上了羽毛，丹江里的鱼是秦岭上空的脱了羽毛的鸟，它们是天地间最自在的。我就是从这块地里冒出来的一股气，幻变着形态和色彩。”
贾平凹写下的千万文字中，每一部作品里都有商洛的影子和痕迹。从早年的《山地笔记》，后来的《商州三录》《浮躁》，再后来的《废都》《妊娠》《高老庄》《怀念狼》，以及《秦腔》《高兴》《古炉》《带灯》和《老生》，那都是文学的商洛。其中大大小小的故事，原型有的就是商洛记录，也有原型不是商洛的，但熟悉商洛的人，都能从作品里读到商洛的某地山水物产风俗、人物的神气、方言、语态。
贾平凹自开始写作，就致力于以商洛为基地，建造商州艺术世界。贾平凹的商州艺术世界中，人物的神气语言、事件的因缘结局、方言俗语的运用等，都有商洛特色和地域味道。
贾平凹已经无法摆脱商洛，如同无法不呼吸一样，如同羊不能没有膻味一样，商洛已经变成他身体的一部分。写秦岭里的商洛，那是他的根本，是他的能量源，是他的文学根据地。上世纪八十年代，他曾三次大规模地游历了商洛各县，几乎走遍了所有大小的村镇，此后的几十年，每年仍十多次往返不断。贾平凹始终站在商洛这个点上，去观察和认知着中国，他是一个把故乡在脊背上背着到处跑的人。“故乡就是你的血地，出血、流血的那个地方。”写作就是在写自己，写故乡，每个人心里都有自己的文学故乡，在创伤时给予我们修补，在迷途时给予我们方向。
晨报记者 侯梦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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