焚毁兵营 第五师退往城北
1916年5月23日中午12时,第五师退出潍县城的最后期限已到,张树元请求延缓一日退兵。第二天,气急败坏的张树元下令将第五师军营焚毁,抢光银行存款,搬走电报局机器,销毁一切账目,退向城北。一时间,潍县城内外烟火熏天,狼藉不堪。
第五师烧毁营房火与烟直冲霄汉
1916年5月24日上午10时许,张树元下令打开潍县城北门“望海门”、东关北门“游麟门”,第五师开始向北撤退。
丁惟汾记道:“中国银行银币20余万两,电报局机械重器,俱掠夺之,计簿俱毁灭之；城西兵营建筑宏壮,冠于全省,俱火之矣。”
《泰东日报》报道:“至下午五钟放火于西门外兵营,刻火势甚猛,烈焰冲天。潍县人民目睹袁军之凶暴,嗟怨载道,人心激昂。”
袁世凯的军事顾问坂西利八郎称,张树元之所以下令将潍县城内外营房、官产付之一炬,系表示“不复再来,免惹外交棘手,而授敌占据之决心”。
自以为辱、气急败坏的张树元,不甘心给东北军留下一枪一弹、一厘一毫。焚烧第五师兵营及官产命令下达后,第20团部分将士坚决反对。第19团团长王翰章率部赶到第20团驻地,强行压服。
大火燃起,绅民皆惊；兵士退逃,满城大乱。当天下午5时许,第五师官兵全部撤尽。坂西利八郎随着纷乱的队伍向北走,“回望城内外时,正火光熊熊,直击霄汉。一路不见革军踪迹,惟随后困于城内之居民扶老携幼、分投避难者,约有数千名之众,甚为惨目”。
坂西利八郎一路不见东北军的踪影,理所当然。东北军主力分布在潍县城南部,其他各方向仅有少量兵士。张树元困于城内,根本搞不清围城的东北军有多少人马,当时报纸曾报道数千乃至上万,其实总计不过一千多人,后来还分兵去了安丘、诸城、高密等地。
第五师撤出潍县城,各方传言纷起,有的报道称,“五师退时,其部下兵士多有携带武器投降革军”；有报道援引军界消息说,“五师移出城外,闻图战事上便利,以退为守,部下军士完全带去”；有报道言,“张树元已将潍县让与民党,中央电阻无效”。从前文所引北京统率处给张树元的电报看,第五师退城,北洋政府无奈同意,有保全军队以图将来之意。
当晚,张树元率部退至固堤,露宿一夜。扎营后,张树元下达动员令,一旦东北军进入潍县城,即发兵包围并实施炮击。
第二天清晨,张树元派人护送坂西利八郎至昌乐车站。坂西利八郎乘车赴济南,转往北京向袁世凯复命。
老百姓慌不择路为避难逃往四乡
坂西利八郎随第五师出城北走时,见避难者亦纷纷出城,估计“现潍城全城俱空,已无一居民”。
所谓“全城皆空”,纯属妄猜,但不少居民投亲靠友、四处避难,确是事实。被困20多天的当地居民,绝大多数对东北军发起的“正义之战”毫无认识,担心的只是兵荒马乱、生活难保；一旦再次开战,炮火无情,恐怕遭受祸殃。
当年9岁的田仲济,也随全家搬到了乡下。70多年后,已成为著名作家、文学评论家的田仲济回忆道:“驻军不战而退,让出了县城,城内的许多居民搬到了军队退据的乡下。记得我家搬迁用的运输工具就很特殊,是由两根比轿杆还长的杆子,捆成驮轿,前后用两匹马驮着,那是我一生唯一的一次乘驮轿。”
田仲济的表妹、不满9岁的沉樱也到了乡下。沉樱在散文《杜鹃》中写道:“不知是哪一次内战,总之是十岁以前的事,全家避乱到乡下去住,恰好是春天,我才在那时候、那地方第一次认识了,并且享受了春天。”
《杜鹃》写于1939年的重庆,已是著名作家的沉樱,藉此抒发对日寇铁蹄下故乡的怀念之情。1949年,远赴台湾的沉樱将此文改写为《春的声音》,原样保留了“不知是哪一次内战”一句。
当年幼小的沉樱,自然不清楚这是一场什么样的战争；由于种种原因,中华革命军东北军的讨袁斗争被封存近一个世纪,极少被人关注。即使已成为著名作家,沉樱也没有弄清这场战争的性质。
田仲济回忆,“住在农民的房舍中,面对一望无际的田野。在那村庄中我没看到沉樱一家,可能他们住在别的村子里”。“那次,战争实际没打起来,在那里住了几个月就又回家了”。
田仲济老家住在西关,“出家门顶多二百米就是田野了,不仅有田野,还有河流,还有荷塘”。因此,他对农村的一切并不感到新鲜。沉樱原名陈锳,家住在胡家牌坊一带,平时所见,“到处拥挤着房屋和街道的城市”,对陌生的乡村自然感到新奇。这场逃难,成就了沉樱一篇散文名作《春的声音》。
第五师退出潍县城后,最初的驻扎之地有多种说法。坂西利八郎说是在固堤；张树元发给北京统率处的电报中称退集庞庄,即今庞家村,丁叔言、裴灵椿都记得是庞家村；陈恒庆所记为“驻北鄙阙庄,县官随之而去”；东方通信社济南电:“退向潍县东北三十里之寒亭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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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树元献城情节经不起仔细推敲
关于张树元最后“献城”的情况,钟冰《中华革命军山东讨袁始末》一文记道:“潍县西城的老百姓都活动起来了,要求商会和富绅们快快去劝张树元投降。商会方面推出李炳炎,富绅方面推出丁士良,来见朱霁青。丁士良说:‘我们代表潍县西城的老百姓,请求贵军不要攻打西城了。若是一个炮弹打进城里爆炸,老百姓一定要遭到极大的损失。我们保证张树元师长在三天内出城投降。’”
关于王柏龄,前文已经说过,他是东北军军官,并非第五师人员。史载,潍县方面参与议和谈判的有于普源、郭绍汀、刘嘉隽等。李炳炎、丁士良二人,查不到其身份。
对于“献城”的细节,钟冰还写道:“2月28日上午8点,丁士良、李炳炎和张树元的献城代表王柏龄、陈滔提前来了。会谈的结果是:(1)潍县西城四城门的守卫,在3月1日零点交由我军接收。(2)驻在潍县西城的第五师第一旅步兵第二团及第三团,都在3月1日上午7点开始听候点名；骑兵第一营在3月1日上午8点开始听候点名；炮兵第二营、警卫营、第一营都在3月1日上午9点开始听候点名。在集合点名时,都不带武器。军乐队全队官兵都在3月1日上午7点携带乐器到总指挥部听候点名。(3)驻在潍县西城各部队的武器,在3月1日上午7点开始由军械局点收。(4)军粮、被服等各项军需品和留存的公款,在3月1日上午7点开始由军需处点收；各处军用房屋,在3月1日上午8点开始由副官处点收。(5)第五师司令部的各项文件、军用地图等,由王、陈两参谋在3月1日上午9点亲自送到参谋处,由周朴参谋及钟、江两秘书点收。(6)第五师司令部的高级参谋等军官,如愿参加讨袁,可向参谋处申请。(7)潜逃的官兵,必须补造详细名册三份；私携武器潜逃的,也须注明某种武器和子弹的数目。”
钟冰的这段叙述,存在三方面的错误:第一,时间错误,一看自明；第二,第五师所属部队番号全部错误。第五师驻扎潍县一带的是第十旅,下辖第十九团、第二十团。第三,接收协议不存在。东北军与第五师签订的《议和规则》中,规定了第五师退出潍县城的时间,没有写明武器、物资、款项、文件、资料等须留交东北军。实际情况是,第五师撤出时将所有能够带走的全部带走,带不走的一律焚毁,根本不可能存在钟冰所记的此类交接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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