藁街王“两世宪臣”

据《藁街王氏族谱》记载,藁街王氏始祖王伯农,原籍江南淮安府山阳县西湖嘴上人,元朝末年为避战乱携妻儿迁至安丘,后入军籍守卫山西大同,立功后回安丘,因在藁街定居(今兴安街道),史称藁街王。藁街王氏家族,在明代出了两个颇有政声廉名的祖孙进士,即其五世祖印台公王嘉谟,再是王嘉谟的孙子七世祖济川公王应楫。祖孙为官廉洁勤政,崇尚俭仆,公而忘私,不惧权贵,为乡人和当地百姓称颂。明朝廷也给予了很高的褒奖。安丘老城区曾有23座进士坊,其中有“两世宪臣”坊,即为朝廷旌表王嘉谟与其孙王应楫而建。

清正廉洁的印台公王嘉谟

王嘉谟,字仲陈,号印台,生来即聪慧而有异才,博学能文,落笔惊人,因而能早取功名、位列先要。他二十四岁即登嘉靖丁酉经魁,嘉靖十七年戊戌成进士。初授户部主事,因政绩卓著而转任本部员外郎中,曾经奉命出使辽东,查阅边事。依照往例,任此官差可获酬二十万金,但王嘉谟复命之日,尽管囊无长物,也一直没去支取这笔报酬,连出差的费用还是靠借贷来解决的。辽东察阅归来不久,便升任长沙府兵备佥事。军民额手称庆,为有他这样的人来做官而高兴。王嘉谟在任的数年,政平讼理,老百姓爱之如慈父母。

王嘉谟日常生活中,是个内敛自持、不事招摇之人,从不以富贵之身,张扬于乡里乡亲中。他总是布衣韦带,从不摆谱。有一天,王嘉谟没带随从赴乡里同姓家约,回来得很晚。守卫城门的人,远处黑影里看不清他,态度很差,但王不愠不怒,凑近耳根说:“不用怕,我是因非常要好的亲戚一再挽留才回来晚的。”守城者叹服而去。

王嘉谟居官清正,为政以廉,除了俸禄之外一无所取,当了数年的官,于田园宅舍一无增饰,乡里传为美谈。他天性谦让,故能化民成俗；勇于任事而积劳成疾,三十四岁就去世了。世人深为叹惜。他的晚辈、同乡、明嘉靖四十一年壬戌进士马文炜,在后来的《为印台公事功传》中写道:王嘉谟,少聪敏,中嘉靖戊戌进士,授户部主事,历员外郎中湖广佥事。性和易,与人无町畦,所至清谨,人多称之,载邑志。

坚定操守的济川公王应楫

王应楫,字用甫,号济川,自幼在兄弟中才气特别出众,且能笃志力学。25岁时,中万历庚子举人,万历三十二年甲辰成进士,初授山西徐沟县知县、榆次县知县,即显突出理政才能,勤政善政,境内大治,取户部主事,擢任刑部四川司主事、户部江西司主事、贵州司员外郎、再任户部江西河南司郎中,转本部员外郎中,又历任汝宁府知府,潼关兵备副使,宁夏河东县备道,后任河南按察使。时大明朝已近末季,社会矛盾重重。王应楫此时为官,所到之处,却能特立独行,淡泊自甘,洁身自好,连饮食衣服都一如未仕之时；兢兢业业,其治内民庆更生,吏治肃然。族谱记载,王应楫在某府任内时,有犯人罪当死,其亲属数人想求救于他而不敢直见,想方设法辗转千里来到安丘老家,想贿求其弟为之说情遭严词拒绝。犯人家属大哭而去,后犯人按罪伏法。

王应楫尤为当朝士林所重、天下后世所法的卓卓大节,在于拒绝魏党一事。阉党魏忠贤长期把持朝政,权势熏天。他掌管东厂广布特务,侦缉天下臣民隐事,令人望而生畏。为迫害异己而屡兴大狱,被迫害致死的朝臣不计其数。尤其到了天启年间,魏忠贤把持朝政,俨然成了事实上的皇帝。百官进退几乎由其一人操控,朝中正直之士几乎被他贬斥一空。天下一时趋附者莫不靡然从风,为魏氏而建的生祠更是遍布各地。王应楫独以节操自持,誓言“若见魏党,休唱喏”,决不同流合污,终因不与魏党交往而在崇祯帝即位后,能远害以保全身。其之识与量,诚有大过人者。王宝林

(本文摘自安丘市纪委、安丘市监察局编纂的《汶水清风》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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