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稀老农回乡成新农 细数农村大变样
如今的农业生产早已实现了机械化。本报记者 詹俊 摄
徐炳道现在也时常下地和工人一起劳作。本报记者 方盼亮 摄
成德村现貌。本报记者 詹俊 摄
珍藏的粮票勾起徐炳道的记忆。本报记者 方盼亮 摄
■ 本报记者 方盼亮
古稀之年，子女事业有成，本可以在子女家含饴弄孙、颐养天年，可义安区老洲乡成德村的徐炳道却惦记着乡下的土地，在4年前放弃了在省城的舒适生活，回到乡村老家，再一次当起了农民。不过这一次，徐炳道已不再是之前那个守着自己“一亩三分地”，整日脸朝黄土背朝天的传统“老”农民了，而是管理着上千亩土地和几十位工人，用上大型机械的“新”农民。而这，对于大半辈子都在和土地打交道的徐炳道来说，都得益于改革开放所带来的农村土地经营管理体制的不断变迁。
集体劳动计工分
炒菜舍不得多放油
在上世纪80年代以前，家在成德村的徐炳道和村里所有乡亲一样，住的还是草房，大概40来平方米，隔成3小间，一家5口人挤在一起。因为3个孩子尚且年幼，家中重担都压在他们夫妇二人身上。徐炳道说那时是集体劳动，劳动都按工分算，男劳力一天计1个工分，女劳力一天计0.7个工分。
在徐炳道的记忆里，集体劳动时，天亮后，生产队长就开始扯着嗓子喊几声“上工了”，村里男男女女们便各自扛着锄头挎着篮筐来到地里，边干边聊着家常，热热闹闹的，等到太阳落了山，就集体收工回家。只要不迟到早退或是不出工，大家每年所挣的工分基本上都差不多，生产积极性不高，生活自然不会好到哪里去。
“一年下来，两个人大概挣600个工分，年底按工分分红，也就四五百块钱。”每人每年大概能分得520斤的稻子，只够一家人吃饭，菜油一年只有几斤，炒菜时都不舍得放，而猪肉更是只有过年时才舍得买一点。
包产到户后住进新房
1980年下半年，成德村开始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行包产到户，农业生产不再吃“大锅饭”，土地上种什么、怎么种，全由自己说了算。
徐炳道清晰地记得，他家在那时分得的土地一共是6亩多，基本上都种上了棉花。“交够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的都是自己的。”徐炳道说，大伙的积极性一下子提高了很多，从那以后，无论风霜雨雪，田地里总有他们劳作的身影，年幼的孩子也时不时下地搭把手。虽然高强度的劳作常常带来腰酸背痛，但年底盘点收成时，他们脸上总是挂着幸福的笑容。
勤劳和努力很快就带来了生活的改善：两年后，徐炳道一家便住进了瓦房，面积也扩大了一倍，冬天时四壁透风的煎熬再也没有了，菜油也不用小心翼翼地一滴一滴往下滴，想放多少放多少，家中还饲养了一头大黑猪。
“房子敞亮了，饭菜也更香更丰富，但那时我家也只是算一般，没有什么余钱。”徐炳道说，在那个时候，其实有钱也并不能买到多少东西，因为很多东西是凭票买的。买粮食要凭粮票，而且还是分区域的，本市里的粮票只能在本市买粮食，省地方粮票也只能在省内用，只有全国通粮票才可以全国通用。那时，徐炳道在村里工作，有时需要出差到外地，吃饭用的都是粮票，而这种凭票购粮的方式一直持续到上世纪90年代初，那时粮食敞开供应，价格放开，粮票才开始取消。
“皇粮国税”不交了
土地生产靠天收，并不会每年都风调雨顺，遇到灾荒收成不好时，徐炳道和众多乡亲一样也叫过苦，而这样的苦，大多是因为要交农业税。
“那时候还要交公粮，有时一年辛辛苦苦打下的粮食还不够交的。”徐炳道说的公粮指的就是农业税。因此，当他退休后被在合肥做生意的儿子接去一起住时，他想把土地交给妹妹种时，妹妹觉得不划算，并不愿意接手。自己种不了，又不想看到好好的土地荒掉，他便答应只要妹妹愿意种，农业税还由他交。
徐炳道没想到，这个延续了千年的“皇粮国税”会在2006年彻底不收了。从此以后，打下的每一粒粮食都归农民自己所有。徐炳道记得，当时听说要免除农业税时，村里顿时就炸开了锅，很多人都觉得不可思议。到后来真的实行了，村里人都高兴得合不拢嘴。而更令他想不到的是，取消了农业税之后，国家还给补贴。
老农回乡变新农
在合肥居住多年，徐炳道每天除了负责接送孙子上学放学，只在家中看看书，日子过得倒也悠闲舒适。虽然暂时离开了土地，但他一直关注着家乡，关注着土地政策的变化。
2014年，新一轮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即农村土地的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三权”分置开始实施，此时，政府鼓励外出人员返乡创业的政策也进一步加强。得知消息后，徐炳道的儿子想着回乡投资创业，徐炳道也跟着动了心，跟着儿子一起回到了他熟悉的成德村。
此时的家乡是楼房林立，道路平坦，乡亲们的生活比徐炳道去合肥时好多了。虽然如此，但村里的年轻人却越来越少，很多年轻人都抵不过城市迅猛发展的吸引力，纷纷丢下了镰刀和锄头外出闯荡，在家的大多是老弱妇孺，村里的很多田地都被抛了荒。
看着眼前的景象，徐炳道很快有了主意——他要把那些荒废的土地流转来，都种上小麦。于是跟儿女们一商量，便投入300多万元流转了850亩的土地，成立了铜陵健成农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从此他这个面朝黄土背朝天在土地忙活了几十年的“老”农民也一下子成了负责管理的“新”农民。
土地连片成块，正适合集约化、规模化生产，播种收割基本都使用机械作业，徐炳道也不需要常下地，一些需要人工做的活就请周边的乡亲，按日按月付工资，他自己一心做生产管理、钻研种植技术，生产效率提高了，粮食的产量质量也都有了增长。
打工有收入，顾不上的土地也不闲着，还能收租金，何乐而不为？在外打工的乡亲也乐意把土地流转给徐炳道，于是，一年后，徐炳道流转的土地就扩大到了1100亩，除了小麦和油菜，还种植了200多亩的大棚蔬菜，吸收了更多的周边居民就业，他自己也乐得常常来到田地里，和乡亲们一起做些采摘蔬菜的活。“仿佛又回到了集体劳动时，大伙有说有笑的，感情好得很。只是再也没人‘磨洋工’，积极性可比那时高多了。”徐炳道说着，脸上露出满意的笑。
党的十九大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明确了保持土地承包关系稳定并长久不变，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这让平时关注时政的徐炳道感到激动。他说，土地经营管理体制改革让农民得到了很多实实在在的实惠，乡村的变化天翻地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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