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录片《工厂青年》：被拍的他们和拍摄的我们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日本纪录片导演小川绅介花了十几年完成了《牧野村千年物语》，他的团队在牧野村租了一块地，亲身体验种植稻子的全过程。小川说，重要的是经由拍片来描写人的心灵，而描写心灵的先决条件是“活动身体”。
《工厂青年》海报。
纪录片《工厂青年》的导演郭熙志的理念和小川一脉相承，他带领团队在工厂待了七个月，并让学生（郭玥涵）和工人们同吃同住，这种最简单、最能感同身受的拍摄方式只有一个目的：“我们要用身体说话，而不是观察。”
10月26日，《工厂青年》在华东师范大学进行了小范围学术放映，导演郭熙志在映后与在座者分享了影片背后的故事。
导演郭熙志
《工厂青年》分为工厂、青年、故乡、日记四个部分。影片一开始，导演用怀斯曼式冷峻的镜头从左向右“横扫”了工厂内部的大环境:白炽灯一样笔直的生产线、纵向排列的工作椅、被大机器分割的工作区域。
慢慢地，镜头变得主观，导演的声音介入影片，他和被拍摄者的交流出现在画面中。
在“日记”部分，主观成分更甚，郭玥涵面对镜头诉说每天的工作感受，其从高亢、兴奋到消沉、崩溃的心路历程展露无遗。
上海戏剧人赵川评论说，影片开头是诗意的、客观的，后面随着导演的介入，诸如“我们如何理解世界”的宏观问题被带出，郭玥涵在镜头前声泪俱下诉说现实的残酷，而影片最终以一片缓缓滑过天空的云作结，又使我们不安的情绪稍稍得以安歇。
导演解释说，开始的冷静是因为既定的框架，重点想表现的是人们的情感世界，我们每个人似乎都有一种困局，就像郭玥涵在片中所说“仿佛在一个孤岛上，四面没有墙，但哪都不想去”，他试图描摹的是这样一种生命体验。
放映结束后，在场观众普遍对“日记”部分产生兴趣，有人评论说，由拍摄者向被拍摄者的转变，让创作者在观照对方的同时比照自身，这种具有实验性质的拍摄手法将“我”和“他们”融会成“我们”，在发现“我们”相似的生存处境后产生情感的共鸣。
导演回应说，在工厂的七个月拍摄的素仍不能令他满意，“直到我看到郭玥涵12天的内心独白，仿佛是一个女人的生命周期，里面包含了很多生命的密码，这时我才觉得，嗯，这个片子能成。”
郭玥涵和工厂青年们年龄相仿，被安排到插卡的岗位。刚开始几天她很兴奋：“我感觉自己就是个机器，我像消灭俄罗斯方块一样把堆机消灭掉，我拼命地插、拼命地插，大脑高度亢奋。”
在每天重复几千次插卡动作之后，她开始变得消沉：“生产线上的时间似乎过得特别慢。”“自己像陀螺一样打转，做的都是没用的事。”
在相机被抢后，她内心压抑的情感终于爆发，甚至质疑起纪录片的创作：“拍片到现在越来越不快乐，好像一切都没有意义了。”
用身体主动介入生活情境进而展现出现实世界，这是导演试图与社会建立起对话关系，它寻求人与人之间的相互理解，也让每个人重新审视自己的社会角色。
在第五天的“日记”里，郭玥涵说：“和他们（工厂青年）聊天，觉得自己虽然上了大学，但对未来也是很迷茫，不知道该以什么方式走下去。”在这里，拍摄者用身体去碰撞现实，发现了自己与被拍摄者相似的困惑。
郭熙志的看法是，青年工人们零件化的工作和孤立的生存状态，与同样处于青年阶段的郭玥涵也没有确定的人生方向和目标的生活状态，因相似而产生了共振。
1998年，当时供职于安徽铜陵电视台的郭熙志拍摄了纪录片《渡口》，在第三届“中国纪录短片大赛”上，《渡口》荣获一等奖。影片讲述了铜陵县大通古镇上的百年渡口清字巷，在股份制改革的时代背景下，遭遇了一百四十多年来的第一次停顿。
评委会认为，纪录片《渡口》以小见大，折射出当下中国正在经历的一场大变革，在滚滚向前的大潮中，最基层人们的生活也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而“把自己的命脉与生生不息的社会现实相联系”正是中国纪录片的历史使命，在这个意义上，《渡口》符合了纪录片创作的理想和追求。
十年过去，郭熙志的创作理念逐渐从宏观转向微观，从结构转向解构，不再追求宏大叙事而是精雕细琢人物的内心。
在《工厂青年》中，导演站在水塘边有感而发：“我们正如这草里的虫，水里的蛙，哪也去不了，因为我们没有翅膀，可有了翅膀，我们又能飞到哪儿去呢？”稍作停顿后，他又表现出一贯的达观——“管他呢，喝酒去。”
郭熙志说，小川绅介的《牧野村千年物语》（1987年）对他影响很大。
郭熙志说：“我受小川绅介的影响挺大的，小川晚年将镜头从农民抗争转向乡土社会，有一个逐渐‘朝里走\’的过程，他拍摄《牧野村千年物语》时，为了还原千年前的故事和传说，以剧中剧的形式让村里“跳大神”的人扮演山神。我觉得，这是一种对文化、宗教等神秘力量的追根溯源，不断深入人们的内心，也是我追求的目标。”
对于影片中提到的纪录片意义，华东师范大学教授吕新雨认为，这是理解纪录片和现实关系的问题，当拍摄者用身体体验去接近被拍摄者，创作者的纪录片理想——促进不同阶层人群的对话和相互理解——也在和现实碰撞，当两者出现落差，创作者发现现实是残酷的，拍摄对象也并不理解你，纪录片的创作还是有意义的吗？由此，《工厂青年》是反思性的，它是对中国纪录片自身困境的拷问。
同济大学文化批评研究所教授张闳也曾评论说：“导演引出了一个关于纪录片艺术，乃至一切艺术进入到自身存在的意义深处所不得不面临的问题——作为记录者的影像工作者如何安置自己？在真实的生活场景中，记录者自身被置于何种位置，何处才是其安身之所？这是艺术的本体论问题，也是艺术家自身的存在论问题。”
《工厂青年》也拷问了大工业生产的劳动意义。在影片中，工人的劳动被流水线分割，每天只重复相同的动作。
吕新雨认为，这一点可以用马克思的劳动异化理论来解释，劳动者越来越受控于劳动产品，人作为机器的存在甚于作为社会的存在，如果再进一步，将来人的成本高于机器，机器可以替代人，那劳动的意义又该如何讨论。将纪录片意义与劳动意义相勾连，为我们打开了更多思考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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