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生只为一事来
□程志宏
1949年4月，我8岁，家住安庆对江一个极度贫困的农村。4月下旬一天晚上，我亲见安庆那边万炮齐射，火光映红了半边天，这边爆炸声不绝于耳！不一会，沉寂下来，国民党残部溃逃，家乡解放了。几个月后，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了！
这年秋天，父亲对我说：我家祖祖辈辈不识字，我也吃尽了“睁眼瞎”的苦头，你念书去吧，我们全家供着你！
小学毕业后，我考上全县唯一一所中学。我这才感到知识的海洋多么宽广！一天，我偶然在学校图书馆的《连环画报》上看到了陶行知先生的“教育救国”的故事，这图文并茂的故事深深打动了我，我决心向陶先生学习，将来一辈子当教师，走“教育兴国”之路！
初中毕业后，我未采纳班主任的上高中建议，报考了一所师范学校。三年后，因成绩优异，我被保送到一所师范专科学校深造。两年间，我如饥似渴地学到许多知识。毕业实习时，一件令我终生难忘的事发生了：我当时在苏家埠中学实习当老师，虽只有短短两个月，却与班上同学建立了深厚情谊。即至实习结束我回到母校——六安师专的第三天，突然有四位班上学生徒步三十多公里赶到学校找我，一见面就哭起来：“程老师，我们想您！”四个孩子的脚板都磨了许多大血泡，我心疼不已，孩子们的真情与可爱让我热泪盈眶，也让我更坚定了“教育报国”的决心！
我参加工作不到三年，入党、提干，还获得安徽省优秀少先队辅导员称号，一切顺利。我利用我的业余爱好特长，组织“小红花”文艺宣传队，教孩子们唱歌跳舞，学习各种乐器。很快，这枝“小红花”红遍大江南北，在各地演出，深受欢迎。1977年，北京电视台(央视前身)摄制组来到铜陵，历时一个多月拍摄了一部儿童歌舞片——《矿山红花》，播出后，获广泛好评！
随后，我一边抓教育教学改革，一边到各地搞教育调查，三年内写下数万字调查报告。在此基础上，我与另一位同事合作，于1984年出版《小学管理问答》一书。首印一万册，很快销售一空，接着第二次印刷，第三次印刷……这部工具书给成千上万小学领导层提供了一个较好的工作参考。连上海《文汇报》也刊登一则消息，称“该工具书帮助小学行政干部解决工作中遇到的各种难题。”《安徽日报》也发了类似消息。受此鼓舞，我又将注意力转移至班主任工作上，在大量调查研究基础上，写下《怎样做班主任》一书，首印二万五千册，在华东六省一市发行。发行后，收到几百封读者来信。
1985年，我被铜陵市委任命为市文化局局长，干了几年，也小有成就，还被市政府记功一次。但我总觉得还是干老本行好。于是连打几份报告给市委，请求弃官从教!我的真诚得到市委理解。
师范学校——教师的摇篮！我在铜陵师范如鱼得水。一边大抓师风、师德建设，一边兼课、听课，继续搞教育、教学研究。在我任期内，铜陵师范先后获得“铜陵市精神文明十佳”(唯一一个集体单位)，安徽省文明单位、安徽省行业标兵等荣誉，还受到当时国家教委的表彰！由于口碑很好，铜陵师范吸引了众多优秀初中毕业生报考，他们本可以上一中考上大学，却选择了教师职业。现在他们都成了铜陵基础教育的骨干，给铜陵教育事业带来一片生机！
1999年，铜陵师范并入铜陵学院，两年后，我退休了。退休后，我婉拒一些私立学校的高薪聘请，选择了没有多少报酬的教学督导一职。在任铜陵学院教学督导的八年间，共听了两百多位教师的课，写满五大本听课笔记。每听完一课都认真评课，与任课教师共同探讨这堂课的得失。八年来，我从这些教师身上学到许多东西，他们也从我的建议中获益，真正做到“双赢”。这期间，我还将听课心得写成数篇文章刊登在校报或学报上。随后我还精挑部分作品加上近年发表的论文出版了文集。
回顾走过的路，我从一个小学教师到大学教师，从一个普通教师到特级教师，从一个普通干部到党员领导干部，全靠党的关怀与培养，全靠祖国对教育事业的高度重视，也靠我自己执著的教育信念与追求！值此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之际，我衷心祝愿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早日实现！祝福铜陵的教育事业蒸蒸日上，再创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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