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水塔 何伯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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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师大的后门附近,有一座白色的水塔,这是我对师大不可磨灭的记忆之一。这座水塔给我最深的印象是它的孤独宁静,之所以这样说,是它的周围不远处有两个地方,很是热闹,这两个地方分别是:大礼堂,音乐系教学楼。大礼堂里要么开会,要么放电影,要么观看演出;音乐系里总有美声飘出,同时有伴奏的器乐如钢琴等同时响起。与二者人流如织、弦歌有声的情形相比,水塔的周围几乎门可罗雀,无人问津。但不知为什么,对这样一个异常冷清的地方,我却曾经一度十分中意于它,至今都难以忘怀。
由于性格和经历的原因,我自从上了师大,一直不是太合群。有时候一逃学就是好多天,害得同宿舍的王元应和裴登峰组织大家四处找人,至今想起都使我满怀愧疚。说起这件事,我还应该感谢我们的班长白泓女士,她提醒了我好几次,但划考勤时总是给我划到,但至今我连句感谢的话都没对她说过。这倒是后话,且按下不表。且说我与白水塔的渊源,我第一次靠近白水塔,也没有什么特别深刻的印象,只记得要上一段较陡的坡,白水塔就在坡顶上,孤独地矗立着。那一次去白水塔,是因为我在塔下不远处一片柏树林里背《离骚》,当时我并不理解《离骚》的意思及意义,只是背下来了,文句于我而言并没有多大吸引力,后来不久便忘掉了。但屈原怀石投江的故事却对我影响甚大,至今印象强烈。不知出于一种什么样的联想,我一直古怪地以为那座白水塔和屈原有一种神秘的相似,都是一身白,孤独地站在江边或者坡顶,为伴的只有闲花野草和呼呼风声;除此而外,只是沉默,酷烈的沉默。如果不要自杀或者损毁,估计要站立上千年或者更久,但一直沉默着,可谓阅尽沧桑而依然故我。不管人或物,只要站立于一处而不转移或动摇,必定自有一番理由在其中,或者是一个十分简单的原因,或者深藏玄机,而这些事不必深问的。有些持守的原因简单到只有一句话,这也就足够了。
沿着水塔所在的那段坡拾级而上,是五月天气,似乎是有半个月未下雨了,坡上的土壤十分干燥,虽然开着些小黄花但并无什么花香,只有一股黄土味。台阶是石块砌成的,两边有白石磨成的扶手。我原可以快步登上坡顶,但却故意放慢了脚步,像一个老人似的。
到了坡顶,便站在白水塔底座前,砖砌成的,用白灰粉刷过的,没有什么污染,也未张贴任何广告,十分干净。脚下是一圈水泥地,水泥地的周围往下,是一片坡地,种了许多花草。但令我印象十分深刻的是,在水泥地的裂缝与砖接合处的缝隙里,生长出一捆捆蓬勃强壮的绿草,绿得耀眼,几乎可以用“怒放”来形容其生态了!在没有任何干扰与破坏的地方,在自由自在中,生命是多么的动人啊!
我绕着水塔转了一圈,便发现了入口,我小心翼翼地探头进去,不敢造次,生怕惊动了安住于其中的古灵精怪!这可不是什么矫情与杜撰,而是有童年经历作为铺垫的一种心理指向。小时候,我家有一块山地,在一个叫“鸦儿沟”的山沟旁,那是一道很大很深的沟,夏天和秋天,沟底的大槐树将一切覆盖得严实而隐秘,几乎不能透风。至今,我都不知道被那大树深盖的下面存活了什么样的生物,但我认定那里必定有一种威力无边的深睡之物,一直在沉沉酣睡,似乎它的一觉便也是人间千年;而一旦翻身醒来,人类便要遭灭顶之灾!因此,从鸦儿沟经过时,我不敢往下面看,沿着曲折狭窄的山路只是往前走。漫长的深沟静得可以听见血液循环的声音!即使在赤日炎炎的盛夏,此处也是寒气森森。沟两旁的小路呈对称状,在两条小路的交接处,有一个很深的山洞,深到谁也不知它有多深,没有人走到其尽头,因为里面太黑暗,黑暗到人的视觉消失了,便只好回头出来。我是绝不敢往里面走进半步的,只是有一次跟几个年龄较大的,进到洞里,什么也看不见,不料惊动了几只大鸟,“轰”的一声飞起,怪叫着飞出洞外了,好长时间,大鸟扇动翅膀的气流还在洞里回响。关于那个洞,并没有什么故事,但我认定其中必定安住着黄风怪之类的妖精。每次经过那里时,禁不住要停下脚步,朝那黑暗里张望一番,想象其中的神秘与可怖。后来我有一种十分强烈的探究黑暗的情结,外出旅游,无论幽洞还是深渊,我总要驻足凝望一番,让同行者屡屡莫名其妙。
进入塔内,似乎有台阶,呈旋梯形,一直通到上面去了,但上面究竟有什么,我不知道。
那时候时兴留长发。有一天早晨,吃完早餐,我顺便去后门旁边的一个理发店。我记得那天早餐是在四灶吃的。之所以去那儿吃早餐,是同舍的刘万军说那儿的油条大而脆,十分好吃,豆浆也很浓。我记得油条呈金黄的颜色,十分诱人。理发馆开得很早,我进去坐到椅子上。椅子是西洋式的,是民国时期普通的式样。宽大的主体下面并非四脚腿,而是一个大圆盘,可以随意地旋转。坐盘下面是一个网状的架子,用来放脚的。黑色的坐垫和靠背的周围一例是铁架,用奶油白的漆漆过的。我记得那座椅可以灵活到随意转动,但坚固到不能随意搬动。在头的方位,还专门有一个小方块,是固定头部的。坐在这样的椅子里,舒适到感觉完全是在躺卧,就好像在波涛汹涌的大海中,有一艘诺亚方舟,可以供你安住,直到洪水退去。时隔多年,我仍然详细记得有这样一种理发椅,我知道它的做工的精巧与讲究,但只可惜我无法说出它各个构造的名称。上网查了一番,这种椅子的式样倒是有,并无相关说明,只是每款已卖到一千元到数千元不等,似乎已当成文物来卖了。但是我小的时候,在兰州一类的省城,乃至秦安县这样的小县城,基本上都是这种理发椅。可真正坐在这种椅子里理发,这次却是第一回。这种椅子很大,占地不少,师大后门那个理发馆虽不算很大,但也不算小,这样的椅子好像只放了四座。给我理发的是一个长者,大约六十岁的样子,花白头发,十分慈祥的模样。他给我洗头,用的不是洗发膏,而是肥皂,长条形的,很厚,黄颜色。他让我闭上眼睛,一股温热的水从头发里漫流开来,我想即使长者不让我闭上眼睛,我也要闭上了,那种感觉是多么的舒适啊,简直要让人沉沉睡去了!长者问我理短还是理长,我说:“长。”但长者还是没完全按照我的要求,最终综合了一下,给我理了个偏短的发型。我看了一下镜子,有点不太满意,但不好说出来。长者看出了我的心思,说:“这么漂亮一个男孩子,不要留太长的头发。”我不知道漂亮跟头发长短有什么必然联系,但长者的笑容表达出一种十分准确的慈爱与欣赏,我知道他没说假话。我觉得他像一个慈父,但却是别人的慈父;我从小没有享受到什么父爱,对这种目光与笑容十分敏感。我总觉得我的头剪得太短,影响了我的风度,后来我的中学同学安茂胜说一点都不短,好像没剪一样。但我觉得还是短了,因为他的头发快要披肩了。他那时在上数学系。
从理发馆里出来,天气突然阴沉下来。一阵风过后,稀里哗啦下起了雨来。天空十分阴暗,水湿的地面显得格外地亮。走过一栋搂,不知谁家养的小鸡耸着被水湿透的小身躯在雨中跑着,头一前一后地伸缩,跑到栅栏里去了。满地的槐花在雨中冲击堆砌,我踩着槐花走在大树下面,有声的雨,有声的流水,无声的槐花,我好像踩着寂寞本体。大树茂密幽深,不知不觉,我又走到了白水塔下面,因为避雨,我钻到了塔里面。从塔顶流下的水落在周围的水泥地上,流到土里,冲出深深的印痕。草的耀眼的翠绿在雨中焕发出生命的光华。在寂寞里,生命是多么的美啊!
我站在白水塔的入口,我看到了别样的景象:在雨中,在积水明灭的路上,有一对恋人正在相拥相吻。虽然在雨伞下,但那迹象是十分明显而确定的。这在现在或许是十分平常而又节制的恋爱之举,但在我上大一的时候却是十分大胆甚至有点出格的举动!关键是大家都这么想,但都没有勇气;既然大家都没有这么做,索性一样也显得公平。但偏偏就有那么一些少数的人就做出了这等出格的事,弄的大家不知所措。你总是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遇到这种情况。凭那时的年纪,不看好像管不住自己;看,又难堪,满怀的失落与怅惘,同时浑身燥热,面红耳赤。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也幻想着在这样一个浪漫的雨天,在白水塔的深树里,我也能有一个十分心仪的女孩,撑着油纸伞来到我的身边,同我一道走过积水明灭的小路。学中文的人都有一种雨巷情结,大多是浪漫的想象多于实际的行动。我的舍友中,元应和正权分别在大三和大四有了恋爱的经历。元应追求过一个历史系的女生,白皙而颀长,雅致而性感,还领到宿舍里来过几回。不知别人有何感受,反正我艳羡不已;不知元应和那美女是否有过艳事,但在我的幻想里,把那浪漫香艳的故事演绎续写了好多遍。只可惜后来无果而终。我问元应你们亲密到什么程度了,不料元应慨叹一声,似有无限悔恨:“嘿!只拉了一下手!”我大感失望,埋怨他没情况,他说:“还能怎么样!”正权到大四时追求一个比他低一届的,那姑娘叫刘芳。正权的恋爱比较成功,刘芳经常来看他,并给他洗洗涮涮的,后来他们成了结发夫妻。相对而言,我们就比较悲伤了,大学四年,恋爱史基本上空白,只好留待将来书写。
看着那对相拥相吻的恋人,我沸腾不已,但又无计可施,便顺着水塔的旋梯往上走,走了没多少米,便有一个平台,平台上搭着一架梯子,直通白水塔顶的窗口。我于是沿着梯子一直爬到了顶端。此前,我一直想象着爬上去后的情景,那该有多么壮观啊!黄河尽收眼底,漫漫烽烟一览无余!但当我爬到顶端,登梯凭窗而望,却不免有些失望——我只看到西固兰炼兰化的烟囱冒着滚滚浓烟和条条赤焰,所有的污染几乎都由此而来。人们说兰州人每年每人平均吃一个蜂窝煤,就是对污染的量化性描述。
紧接着到了大四,我开始疯狂阅读中外尤其外国的名著。我从图书馆借了一本《诺贝尔奖短篇小说集》,独自一个人到白水塔下去读,印象最深的是肖洛霍夫的《一个人的遭遇》、茨威格的《象棋的故事》,这两篇都是大师手笔。还有一篇,是冰岛作家拉克司奈斯的《青鱼》。这是一篇描写北欧国家渔民众生相的短篇,文笔极其冷朴,但不乏华丽,其中最著名的一句: “漫长的饥饿的岁月就像是一连串的骨骼,在海藻间无声地滑了过去。”看似简单陌生,却蕴藏了史诗的厚重与生活的准确!
我马上就毕业进入了社会。一直以来,我总是对陌生人心怀恐惧,到后来连对熟人也同样心怀恐惧。这在心理学上叫作恐人症,是非常严重的社交恐惧症,我觉得其实是自闭症的一种。我当了老师,每天都要跟同事和学生接触,我不知道我在怕什么,但每天总是担惊受怕,惴惴不安。后来,我走进了怕的本身,当害怕开始肆虐的时候,我在研究观察我自己的反应,结果过了好长时间,经过反复的自我分离式的观察,我的恐人症大为好转,后来基本消失了——虽然偶尔还会重现。
我对白水塔一直怀有十分神秘的感情,觉得它非常高大。但是,后来我翻看舍友毕业照的时候,在以白水塔为背景的照片中,我惊讶于我们当年的风华与才情,但更惊讶于在我心中如此高大洁白的白水塔,其实并不白,而是一圈圈的青砖!真不知我应该珍惜的是现实,还是记忆。
毕业后第四年,流浪诗人马峰来嘉峪关,假期我们便到兰州去见新朋友。马峰第一个介绍的朋友是徐兆寿。那是一个下午,在十里店,在师大后门不远处,徐兆寿抱着一把吉他,自弹自唱,似乎是罗大佑作曲的《寒山飞狐》,兆寿的声音略带沙哑,但富有磁性。后来,又认识了孟阳。记得一个夜晚,我们去了白水塔下,月明如昼。我谈起了我正在构思写作的一篇小说。不料徐兆寿十分兴奋,也谈起了他的一个长篇,其中一个情节,也是这样一个月光明亮的夜晚,在一座大森林里,一个猎人和一个大熊打了一架。我觉得他这个提法很有意思。
后来,我们又去了师大,但师大越来越不像我的师大了。我的师大要比我后来乃至现在见到的师大美多了。
我一直惊讶于我怎么没有见到白水塔!
白水塔,应该还在吧?怀着这样的心思,我真的不敢再想,再去看了。因为文科楼已经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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