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水塔 何伯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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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师大的后门附近，有一座白色的水塔，这是我对师大不可磨灭的记忆之一。这座水塔给我最深的印象是它的孤独宁静，之所以这样说，是它的周围不远处有两个地方，很是热闹，这两个地方分别是：大礼堂，音乐系教学楼。大礼堂里要么开会，要么放电影，要么观看演出；音乐系里总有美声飘出，同时有伴奏的器乐如钢琴等同时响起。与二者人流如织、弦歌有声的情形相比，水塔的周围几乎门可罗雀，无人问津。但不知为什么，对这样一个异常冷清的地方，我却曾经一度十分中意于它，至今都难以忘怀。
由于性格和经历的原因，我自从上了师大，一直不是太合群。有时候一逃学就是好多天，害得同宿舍的王元应和裴登峰组织大家四处找人，至今想起都使我满怀愧疚。说起这件事，我还应该感谢我们的班长白泓女士，她提醒了我好几次，但划考勤时总是给我划到，但至今我连句感谢的话都没对她说过。这倒是后话，且按下不表。且说我与白水塔的渊源，我第一次靠近白水塔，也没有什么特别深刻的印象，只记得要上一段较陡的坡，白水塔就在坡顶上，孤独地矗立着。那一次去白水塔，是因为我在塔下不远处一片柏树林里背《离骚》，当时我并不理解《离骚》的意思及意义，只是背下来了，文句于我而言并没有多大吸引力，后来不久便忘掉了。但屈原怀石投江的故事却对我影响甚大，至今印象强烈。不知出于一种什么样的联想，我一直古怪地以为那座白水塔和屈原有一种神秘的相似，都是一身白，孤独地站在江边或者坡顶，为伴的只有闲花野草和呼呼风声；除此而外，只是沉默，酷烈的沉默。如果不要自杀或者损毁，估计要站立上千年或者更久，但一直沉默着，可谓阅尽沧桑而依然故我。不管人或物，只要站立于一处而不转移或动摇，必定自有一番理由在其中，或者是一个十分简单的原因，或者深藏玄机，而这些事不必深问的。有些持守的原因简单到只有一句话，这也就足够了。
沿着水塔所在的那段坡拾级而上，是五月天气，似乎是有半个月未下雨了，坡上的土壤十分干燥，虽然开着些小黄花但并无什么花香，只有一股黄土味。台阶是石块砌成的，两边有白石磨成的扶手。我原可以快步登上坡顶，但却故意放慢了脚步，像一个老人似的。
到了坡顶，便站在白水塔底座前，砖砌成的，用白灰粉刷过的，没有什么污染，也未张贴任何广告，十分干净。脚下是一圈水泥地，水泥地的周围往下，是一片坡地，种了许多花草。但令我印象十分深刻的是，在水泥地的裂缝与砖接合处的缝隙里，生长出一捆捆蓬勃强壮的绿草，绿得耀眼，几乎可以用“怒放”来形容其生态了！在没有任何干扰与破坏的地方，在自由自在中，生命是多么的动人啊！
我绕着水塔转了一圈，便发现了入口，我小心翼翼地探头进去，不敢造次，生怕惊动了安住于其中的古灵精怪！这可不是什么矫情与杜撰，而是有童年经历作为铺垫的一种心理指向。小时候，我家有一块山地，在一个叫“鸦儿沟”的山沟旁，那是一道很大很深的沟，夏天和秋天，沟底的大槐树将一切覆盖得严实而隐秘，几乎不能透风。至今，我都不知道被那大树深盖的下面存活了什么样的生物，但我认定那里必定有一种威力无边的深睡之物，一直在沉沉酣睡，似乎它的一觉便也是人间千年；而一旦翻身醒来，人类便要遭灭顶之灾！因此，从鸦儿沟经过时，我不敢往下面看，沿着曲折狭窄的山路只是往前走。漫长的深沟静得可以听见血液循环的声音！即使在赤日炎炎的盛夏，此处也是寒气森森。沟两旁的小路呈对称状，在两条小路的交接处，有一个很深的山洞，深到谁也不知它有多深，没有人走到其尽头，因为里面太黑暗，黑暗到人的视觉消失了，便只好回头出来。我是绝不敢往里面走进半步的，只是有一次跟几个年龄较大的，进到洞里，什么也看不见，不料惊动了几只大鸟，“轰”的一声飞起，怪叫着飞出洞外了，好长时间，大鸟扇动翅膀的气流还在洞里回响。关于那个洞，并没有什么故事，但我认定其中必定安住着黄风怪之类的妖精。每次经过那里时，禁不住要停下脚步，朝那黑暗里张望一番，想象其中的神秘与可怖。后来我有一种十分强烈的探究黑暗的情结，外出旅游，无论幽洞还是深渊，我总要驻足凝望一番，让同行者屡屡莫名其妙。
进入塔内,似乎有台阶，呈旋梯形，一直通到上面去了，但上面究竟有什么，我不知道。
那时候时兴留长发。有一天早晨，吃完早餐，我顺便去后门旁边的一个理发店。我记得那天早餐是在四灶吃的。之所以去那儿吃早餐，是同舍的刘万军说那儿的油条大而脆，十分好吃，豆浆也很浓。我记得油条呈金黄的颜色，十分诱人。理发馆开得很早，我进去坐到椅子上。椅子是西洋式的，是民国时期普通的式样。宽大的主体下面并非四脚腿，而是一个大圆盘，可以随意地旋转。坐盘下面是一个网状的架子，用来放脚的。黑色的坐垫和靠背的周围一例是铁架，用奶油白的漆漆过的。我记得那座椅可以灵活到随意转动，但坚固到不能随意搬动。在头的方位，还专门有一个小方块，是固定头部的。坐在这样的椅子里，舒适到感觉完全是在躺卧，就好像在波涛汹涌的大海中，有一艘诺亚方舟，可以供你安住，直到洪水退去。时隔多年，我仍然详细记得有这样一种理发椅，我知道它的做工的精巧与讲究，但只可惜我无法说出它各个构造的名称。上网查了一番，这种椅子的式样倒是有，并无相关说明，只是每款已卖到一千元到数千元不等，似乎已当成文物来卖了。但是我小的时候，在兰州一类的省城，乃至秦安县这样的小县城，基本上都是这种理发椅。可真正坐在这种椅子里理发，这次却是第一回。这种椅子很大，占地不少，师大后门那个理发馆虽不算很大，但也不算小，这样的椅子好像只放了四座。给我理发的是一个长者，大约六十岁的样子，花白头发，十分慈祥的模样。他给我洗头，用的不是洗发膏，而是肥皂，长条形的，很厚，黄颜色。他让我闭上眼睛，一股温热的水从头发里漫流开来，我想即使长者不让我闭上眼睛，我也要闭上了，那种感觉是多么的舒适啊，简直要让人沉沉睡去了！长者问我理短还是理长，我说：“长。”但长者还是没完全按照我的要求，最终综合了一下，给我理了个偏短的发型。我看了一下镜子，有点不太满意，但不好说出来。长者看出了我的心思，说：“这么漂亮一个男孩子，不要留太长的头发。”我不知道漂亮跟头发长短有什么必然联系，但长者的笑容表达出一种十分准确的慈爱与欣赏，我知道他没说假话。我觉得他像一个慈父，但却是别人的慈父；我从小没有享受到什么父爱，对这种目光与笑容十分敏感。我总觉得我的头剪得太短，影响了我的风度，后来我的中学同学安茂胜说一点都不短，好像没剪一样。但我觉得还是短了，因为他的头发快要披肩了。他那时在上数学系。
从理发馆里出来，天气突然阴沉下来。一阵风过后，稀里哗啦下起了雨来。天空十分阴暗，水湿的地面显得格外地亮。走过一栋搂，不知谁家养的小鸡耸着被水湿透的小身躯在雨中跑着，头一前一后地伸缩，跑到栅栏里去了。满地的槐花在雨中冲击堆砌，我踩着槐花走在大树下面，有声的雨，有声的流水，无声的槐花，我好像踩着寂寞本体。大树茂密幽深，不知不觉，我又走到了白水塔下面，因为避雨，我钻到了塔里面。从塔顶流下的水落在周围的水泥地上，流到土里，冲出深深的印痕。草的耀眼的翠绿在雨中焕发出生命的光华。在寂寞里，生命是多么的美啊！
我站在白水塔的入口，我看到了别样的景象：在雨中，在积水明灭的路上，有一对恋人正在相拥相吻。虽然在雨伞下，但那迹象是十分明显而确定的。这在现在或许是十分平常而又节制的恋爱之举，但在我上大一的时候却是十分大胆甚至有点出格的举动！关键是大家都这么想，但都没有勇气；既然大家都没有这么做，索性一样也显得公平。但偏偏就有那么一些少数的人就做出了这等出格的事，弄的大家不知所措。你总是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遇到这种情况。凭那时的年纪，不看好像管不住自己；看，又难堪，满怀的失落与怅惘，同时浑身燥热，面红耳赤。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也幻想着在这样一个浪漫的雨天，在白水塔的深树里，我也能有一个十分心仪的女孩，撑着油纸伞来到我的身边，同我一道走过积水明灭的小路。学中文的人都有一种雨巷情结，大多是浪漫的想象多于实际的行动。我的舍友中，元应和正权分别在大三和大四有了恋爱的经历。元应追求过一个历史系的女生，白皙而颀长，雅致而性感，还领到宿舍里来过几回。不知别人有何感受，反正我艳羡不已；不知元应和那美女是否有过艳事，但在我的幻想里，把那浪漫香艳的故事演绎续写了好多遍。只可惜后来无果而终。我问元应你们亲密到什么程度了，不料元应慨叹一声，似有无限悔恨：“嘿！只拉了一下手！”我大感失望，埋怨他没情况，他说：“还能怎么样！”正权到大四时追求一个比他低一届的，那姑娘叫刘芳。正权的恋爱比较成功，刘芳经常来看他，并给他洗洗涮涮的，后来他们成了结发夫妻。相对而言，我们就比较悲伤了，大学四年，恋爱史基本上空白，只好留待将来书写。
看着那对相拥相吻的恋人，我沸腾不已，但又无计可施，便顺着水塔的旋梯往上走，走了没多少米，便有一个平台，平台上搭着一架梯子，直通白水塔顶的窗口。我于是沿着梯子一直爬到了顶端。此前，我一直想象着爬上去后的情景，那该有多么壮观啊！黄河尽收眼底，漫漫烽烟一览无余！但当我爬到顶端，登梯凭窗而望，却不免有些失望——我只看到西固兰炼兰化的烟囱冒着滚滚浓烟和条条赤焰，所有的污染几乎都由此而来。人们说兰州人每年每人平均吃一个蜂窝煤，就是对污染的量化性描述。
紧接着到了大四，我开始疯狂阅读中外尤其外国的名著。我从图书馆借了一本《诺贝尔奖短篇小说集》，独自一个人到白水塔下去读，印象最深的是肖洛霍夫的《一个人的遭遇》、茨威格的《象棋的故事》，这两篇都是大师手笔。还有一篇，是冰岛作家拉克司奈斯的《青鱼》。这是一篇描写北欧国家渔民众生相的短篇，文笔极其冷朴，但不乏华丽，其中最著名的一句： “漫长的饥饿的岁月就像是一连串的骨骼，在海藻间无声地滑了过去。”看似简单陌生，却蕴藏了史诗的厚重与生活的准确！
我马上就毕业进入了社会。一直以来，我总是对陌生人心怀恐惧，到后来连对熟人也同样心怀恐惧。这在心理学上叫作恐人症，是非常严重的社交恐惧症，我觉得其实是自闭症的一种。我当了老师，每天都要跟同事和学生接触，我不知道我在怕什么，但每天总是担惊受怕，惴惴不安。后来，我走进了怕的本身，当害怕开始肆虐的时候，我在研究观察我自己的反应，结果过了好长时间，经过反复的自我分离式的观察，我的恐人症大为好转，后来基本消失了——虽然偶尔还会重现。
我对白水塔一直怀有十分神秘的感情，觉得它非常高大。但是，后来我翻看舍友毕业照的时候，在以白水塔为背景的照片中，我惊讶于我们当年的风华与才情，但更惊讶于在我心中如此高大洁白的白水塔，其实并不白，而是一圈圈的青砖！真不知我应该珍惜的是现实，还是记忆。
毕业后第四年，流浪诗人马峰来嘉峪关，假期我们便到兰州去见新朋友。马峰第一个介绍的朋友是徐兆寿。那是一个下午，在十里店，在师大后门不远处，徐兆寿抱着一把吉他，自弹自唱，似乎是罗大佑作曲的《寒山飞狐》，兆寿的声音略带沙哑，但富有磁性。后来，又认识了孟阳。记得一个夜晚，我们去了白水塔下，月明如昼。我谈起了我正在构思写作的一篇小说。不料徐兆寿十分兴奋，也谈起了他的一个长篇，其中一个情节，也是这样一个月光明亮的夜晚，在一座大森林里，一个猎人和一个大熊打了一架。我觉得他这个提法很有意思。
后来，我们又去了师大，但师大越来越不像我的师大了。我的师大要比我后来乃至现在见到的师大美多了。
我一直惊讶于我怎么没有见到白水塔！
白水塔，应该还在吧？怀着这样的心思，我真的不敢再想，再去看了。因为文科楼已经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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