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汶口文化，开启文明破晓的曙光

□最泰安全媒体记者 秦承娇 巢晶

编 者 按

60年前的6月24日，当宁阳县磁窑镇堡头村西地表泥土拨开，这段绽放在泰山脚下、黄河之畔，跨越了4500年至6300多年的岁月跃然于世。而她有一个我们熟悉而亲切的名字——大汶口文化。

因首先发现于大汶口，人们遂把以大汶口遗址为代表的文化遗存命名为“大汶口文化”。大汶口遗址位于大汶口镇西南及隔河相望的堡头村西一带，总面积80余万平方米，现存45万平方米，1982年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后被列入国家“十一五”文物保护规划项目库及国家“十二五”大遗址保护规划和全国首批23处遗址公园立项名单。

大汶口文化的发现，使黄河下游原始文化的历史由4000多年前的龙山文化向前推进了2000多年。大汶口文化遗址的发现，揭开了中国文明的发展史，在考古学上填补了一项空白，也为中国的发展史填补了一项空白。

60年来，历经3次发掘以及现在正在进行的第四次发掘，“大汶口人”创造的文明熠熠生辉。留住它们，就是留住我们灿烂的历史。为有效保护和科学展示考古文化遗产，在国家文物局的指导下，泰安市及大汶口镇政府启动了大汶口国家考古遗址公园项目。如今，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远古文化正以悠远而崭新的面目展示在世人面前，如汤汤汶水般诉说着历史的进程。

1959年6月24日，随着宁阳县磁窑镇堡头村西地表泥土拨开，一段跨越了4500年至6300多年的岁月跃然于世。由此开始，一段上承北辛文化、下接龙山文化的崭新远古文明呈现在世人眼前，这便是大汶口文化。

悠悠汶水，乡情绵长。大汶口遗址位于泰安市南端卫驾庄和宁阳县堡头村之间，地跨汶河两岸，京沪铁路和泰兖公路分别穿过遗址的东部和西部，京福高速公路和104国道在遗址西侧经过，现存遗址总面积45万平方米。60年来，大汶口遗址经历了4次挖掘，如明珠一点点被剥离出来，慢慢还原了汶河两岸新石器时代先民的生活状况，将他们的智慧和逐水而生的古老文化雕刻得清晰而丰富，文明社会的曙光灿然可见……

因抢救性发掘而面世，随即引发史前文化大讨论

1959年5月，津浦铁路复线工程进行中，正在大汶口汶河南岸津浦铁路东侧堡头村西约100米处挖土方的民工，刨出一批陶器碎片和零碎遗物，接着又挖出一件完整的陶背壶。宁阳县文化部门立即把这一发现报告济南市文化局，文化局立即派济南市博物馆专业人员前往调查，根据已暴露出的彩陶片断定该地为一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

大汶口遗址的发掘工作于1959年6月24日正式开始。

此次发掘由省文管处和济南市博物馆主持进行，中国科学院考古所山东队对发掘进行了指导。发掘面积达5400平方米，有新石器时代墓葬133座，小墓狭窄简陋，没有或只有一两件随葬品。中型墓少数有木椁，随葬品有10件至20件。大墓坑穴规模大，棺椁俱全，随葬品少者50件至60件，多的达180余件。共出土遗物1000余件，其中有精美的彩陶和红、灰、黑、白等颜色的各类陶器数百件，石、骨、玉器亦很丰富。令人惊叹的是，还发现了透雕象牙筒，代表了当时最高的工艺水平。

“修铁路之前，村民挖地窖、建房子打地基时也曾挖出过石器、象牙、陶瓷片等等，可没想到是宝贝啊。”宁阳县磁窑镇堡头村村民回忆道，那时候村里经常有收文玩的流动商贩。首次挖掘后，各种墓坑、尸骨及墓葬品在五六千年后再见天日，大汶口遗址的首个发掘地因此被村民们称之为“死人坑”。

这片在村民眼中似有“不详”的墓葬群，在文物专家眼中却是稀世珍宝。山东大学教授栾丰实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介绍，首次发掘结束时正好赶上新中国成立十周年、中国历史博物馆建成，当时考古学界一致认为这个遗址很重要，但是对其具体属于哪一段文化还未完全定性，参展时是将其放在龙山文化之后的。

大汶口文化，真正成为一种可以与龙山文化等相提并论的文化，其实有一个博弈的过程，栾丰实向记者讲述了关于大汶口文化被认可的转折过程。栾丰实介绍，大汶口文化被正式命名之前，在整个黄河、淮河下游地区，考古界最先发现的史前文化是龙山文化。龙山文化于1928年发现，遗址于1930年发掘，专家们很快便提出了龙山文化这个概念。大汶口遗址当时也被认为是龙山文化的遗存，不过很多人也存在疑问。由于出土的陶器等存在明显差异，大家认为，东部地区发现的龙山文化与中原地区的龙山文化应当分属两个系统。中原地区龙山文化的源头为仰韶文化，那么东部地区龙山文化的源头在哪里？一时间，这个问题并未可知。

其实在1952年和1953年，山东滕州岗上遗址、江苏花厅遗址等新时期时代遗址都发现了与大汶口遗址相似的内容，但是当时专家们并未将其当成一种新的文化，甚至看到出土墓葬器物都有了阶级的概念，不少专家直接将其放在了龙山文化之后，认为其进步于龙山文化。栾丰实介绍，直到1962年曲阜西夏侯遗址11座与大汶口遗址相同墓葬的发掘，大家才发现龙山文化应当在大汶口文化之后才出现。

“在考古学中，我们辨别考古遗址之间年代先后关系的办法主要有两种，一种是叠压，一种是打破。”栾丰实说，根据西夏侯遗址11座墓葬的发掘，确定了龙山文化的灰坑，打破了大汶口遗存，所以本套遗存要晚于大汶口文化。由此在1962年，“大汶口文化”的概念和历史地位被正式确定，正式确定其为龙山文化的来源。大汶口文化作为黄河下游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文化，距今4500年至6300多年，涵盖了山东、豫东、苏北、皖北、辽东半岛等地。

后经3次发掘，逐步还原大汶口文化

60年过去了，根据统计，大汶口文化遗址共探明遗址区面积82万平方米、现存45万平方米，分别于1959年、1974年、1978年进行了3次发掘，发掘面积7200平方米，主要是墓葬、灰坑和少量房址。目前，正在进行第四次发掘，挖掘面积800余平方米，发现大量宋元明清时期墓葬和大汶口文化早期的灰坑、房址。

第二次发掘是在1974年。当时，汶口公社正在兴建大汶口公路桥，桥位选址在汶口铁路桥西近300米处。当年5月初，全桥13个桥墩中有11个已砌出河床，桥北部的第一个桥墩已经在遗址上打好了基础。正在此时，泰山管理局的翟所淦来到这里，发现了大量的破碎陶片，又在民工帐篷中看到了数件完整器物。他观察到文化层已明显暴露，便要求建桥负责人立即停工，并向省里作了详细的报告。泰安地区有关部门根据省里的意见，成立了以刘芳楷为组长的领导小组，具体负责发掘工作，参加发掘工作的有省博物馆及济南、济宁、菏泽、临沂、枣庄、临淄、聊城、泰安等地区的文物工作者30余人。

当年9月16日，第二次发掘正式开始，这次发掘遗物相当丰富，发现了一批居住遗迹，主要包括3种类型的30多个灰坑和1座房基，发掘的墓葬皆有红陶钵、石纺轮、石斧、骨锥、骨镞，这批墓葬早于1959年发掘的133座墓葬。1974年，还不满20岁的张文全在济微铁路建设工地帮忙“看家”。张文全告诉记者，从第二次遗址发掘到道路建设，他都有参与，现收藏于岱庙的文物——红陶罐就是那个时候发掘出的。“有的墓区里，陪葬品满满当当的，应该是那个时候的‘贵族’的。”张文全说。

墓地内精美的随葬品及巨大的贫富差距表象，曾引起古史和考古两界关于我国古代社会性质的大讨论。这次发掘工作主要收获在于：发现了一批早于第一次发掘的墓葬和地层资料，参加发掘工作的人员对用大汶口命名的遗址有了更深的认识。因为这个名称不仅反映了遗址的自然地理特点，而且大汶口遗存较为集中地体现了该文化延续2000多年的整个过程，具有十分典型的代表性。

1959年以后的近20年中，在大汶口文化分布的地区，陆续发现近百处墓地、遗址及1000多座墓葬。1978年进行了大汶口遗址的第三次发掘，省博物馆张江凯、地区文物局程继林等参加了发掘工作。这次发掘分两次进行，上半年(5月至7月)发掘20个方，下半年(10月至12月)发掘了十几个方，揭露面积近1000平方米。在这次发掘中，清理墓葬24座，发现房子数座，灰坑若干，包括石、陶、骨、蚌、牙等遗物，为研究大汶口文化早期遗存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通过对大汶口遗址1974年和1978年的两次发掘，专业工作者认为大汶口文化的上限距今已有6300年之久。

2012年至2017年，是大汶口遗址第四次集中发掘的时间段。这一次，大汶口镇山西街村村民田守森参与了发掘，他和其他村民共同负责开方、运土，帮考古工作队做一些辅助性工作。“到雨季就没法干了，一下雨挖出的坑就会被灌水，所以每年基本在3月至6月份之间集中发掘一次。”田守森还记得，每一个一平米见方的发掘面积需要4个人挖土，每个坑挖一两米，大家边挖坑边垒土筑台阶，从而方便进出。根据记载，遗址文化层堆积2米至3米，遗址埋深0.5米至2.0米不等，现均已做回填保护。

这次发掘主要集中在汶河北岸、保护碑以东以北的一片区域。考古工作队探明，该区域为一处重要的大汶口文化居住遗址。房址面积较大、规模相当，在分布上表现出一定的规律性，成排分布迹象明显，已经显示出规整的聚落布局，这对于研究大汶口文化居址形态、社会生活等各个方面具有难得的价值。

如今的大汶口遗址，一个个发掘坑已长满蓬草，而就在这一个个“方格”内，发掘组发现了大汶口文化时期人们的大智慧。遗址的保护一直是文物保护工作的难点，特别是面对夏季日光暴晒及雨水侵蚀。发掘工作结束后，考古工作队对遗址的保护采取了必要的措施，如用双层塑料农膜进行遮盖，在发掘区周围砌防水围堰、挖排水沟等等。

大汶口人创造了东夷文明最辉煌的时期

经过认真研究和考证，大汶口文化时期是以太昊伏羲氏为首的东夷文明时期，是泰山封禅祭祀文化和曲阜孔孟圣人文化的主导文化；是齐鲁文化之源，中华文明主导文化之一。它全面系统地记录和展示了中华民族由母系氏族社会向父系氏族社会、原始公有制向私有制、无文字历史的史前文明向有文字历史的文明社会、原始社会向奴隶社会、由部落到国家转变的人类社会文明发展进程。

经过多处大汶口遗址地的发掘还原，专家发现在大汶口文化时期，原始耕锄已成为东夷地区社会经济的重要形式，这时的生活和生产工具均已专门化、定型化。大汶口人靠他们聪颖智慧的心灵和勤劳灵巧的双手，制造出了实用、精美的石器、骨器、玉器等生产工具和生活用品；烧造出了薄如纸、黑如漆、亮如镜的蛋壳陶；编织出了布纹细、密度高的纺织品；发明了最古老的文字符号和历法；在原始农业的基础上种植出了多种农作物，并兴起了家禽饲养业和酿酒业。大汶口文化时期出现了贫富分化，进入了阶级社会，形成了国家的雏形，标志着文明社会的真正开始……所有这些都表明，这是东夷文明中最辉煌的时期。

南有长江流域的河姆渡文化，北有黄河流域的大汶口文化，两者遥相呼应共称华夏民族文明起源。大汶口文化在中华民族发展史上的地位无可替代，在国内外文化界、学术界及民间影响极其深远。

大汶口文化的开发具有重要的文物价值。丰富的文化遗存，显示出其与中原仰韶文化有显著差别，反映了一种新的独特的文化类型。大汶口文化的发现，使黄河下游原始文化的历史，由4000多年前的龙山文化向前推进了2000多年。同时，证明山东龙山文化是继承大汶口文化发展而来，它不仅为山东龙山文化找到了渊源，为黄、淮流域及山东、江浙沿海地区原始文化提供了重要线索，且对研究史前时期的历史具有重要意义。学者们认为，大汶口文化与泰山也有着密切的关系，从一定意义上讲，是“大汶口人”创造了泰山的早期文化，否则就不会有泰山成为今日之世界自然文化遗产。

大汶口文化遗址的发现，揭开了中国文明的发展史，在考古学上填补了一项空白，也为中国的发展史填补了一项空白。

“在这里挖出了很多兽骨、石斧、陶器，还有房址，最大的一处房址有120多平方米。房址的土层颜色和其他地方是不一样的，是红色的，是泥土烘烤后的颜色。”田守森回忆当时参与发掘的情景时说。

根据考古工作队的总结，2012年至2017年，共在北部发掘区揭露大汶口文化早期的房基17座，其中2016年发掘的F11是目前大汶口文化早期阶段所发现规模最大、保存最好的房基，2017年发掘的F17与F11相似，同处于该居住区的最南端，其面积明显大于其他房址，营建方式也较其他房址更为复杂、精细，因此推测F17与F11可能代表了此片居住区内等级较高，或功能较特殊的两座单体建筑。

“先民的聪明才智可能远远超出我们的想象。”栾丰实介绍，研究者发现从大汶口遗址中发掘出的房址都是半地下的，四周用柱桩加固，柱桩之间用泥土砌成房子四周墙壁，待墙壁砌完，他们会用大火将泥墙烧制，这样的墙坚固、耐得住风吹日晒雨淋，烧制完成以后盖上茅草房顶，冬暖夏凉。田守森在发掘现场见到的红土便是古人烧制泥墙后形成的。

这种“烧土”的办法，其实与大汶口文化时期人们熟练的制陶能力“如出一辙”。大汶口时期原始农业的快速发展，催生了手工业的进步与艺术的萌发，更加规整精巧的陶器造型与器形变化萌生了先进的族群文化与艺术基因。

在山东博物馆山东历史文化展展厅内，关于大汶口文化的展示占据了绝大部分，尤以中心展厅内的红陶兽形器、红陶盘式镂孔豆最为经典，二者都是山东博物馆的“镇馆之宝”。据了解，陶器的形成源于古人对火的应用和对黏土的认识。火在生产活动中的长期使用，使古人逐渐发现成型的黏土经火烧后异常坚硬，不易损坏而且耐水。从此，经火烧制的各种陶器便成为古代先民数千年的生活必需品。陶器长期广泛应用于古代生活的各个方面，凝聚了先民最朴素的审美情趣和爱好，是先民生活的真实写照。

“这件红色的陶壶被塑造成了小猪的形象，头部浑圆，尾巴上翘，十分可爱。器物可以用来盛水或酒，液体可以从尾巴前面的桶状口注入，从小猪的嘴巴倒出来，小猪的背上还有一个提梁。这件藏品可谓一件情趣盎然，又不失使用价值的艺术品。”关注博物馆官微后，输入红陶兽形器编码，就可以听到这样一段有意思的解说。记者看到，展品保存完好，小猪憨态可掬，来此观展的人们都会驻足欣赏一番。

其实，小猪成为陶壶形象并不为奇。栾丰实介绍，在大汶口文化时期，野猪已被驯化，家猪大量存在，遗址中挖出的很多兽骨以家猪为主。另外，大汶口文化时期的先民已会种植大豆、高粱、稻谷等，五谷中有“四谷”已经存在。今天，我们农用的镢、锨、锄、镰，也是大汶口先民的发明，只是由原来的石器变成了铁制。此外，根据考古发现，大汶口文化时期开始出现夫妻合葬墓，并有彩陶、玉器、象牙制品等精美的陪葬品，陶器上还刻有文字符号。

汶水汤汤，逝者如斯，大汶河孕育和见证了中华文明6000多年的时代变迁。如今，勤劳纯朴的汶河人民正用自己的双手精心装扮着自己的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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