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官自当爱民。他自仕途伊始,就怜民恤民,或捐俸凿井、或集资募民。百姓以命名村庄的方式来纪念他。升职之际路过故乡,看到灾情严重,他又不顾仕途风险上疏呼吁,终于让故
吴氏族谱鲍青摄□本报记者鲍青
本报通讯员桑蕊刘佳
宁阳县堽城镇辛安村北,有一座隐藏于农田茂林里的明代陵墓。据村中老人吴杞彬回忆,墓葬原占地有70多亩,围墙、大门、牌坊、石碑、石人等一应俱全,“墓地是崇祯皇帝亲赐的,周围还种植有杨树700余棵,遮天蔽日,蔚为壮观”。
墓地规模如此可观,墓主人身份自然显赫。吴杞彬告诉记者,这里是明神宗、熹宗年间宣大总督、兵部尚书、南京刑部尚书吴崇礼的墓葬。“吴崇礼身居多个要职。但他最令人感动的,还是入仕之初寄情基层、心怜百姓的事迹。”吴杞彬说。
如今,辛安村正在发掘地方旅游资源,打造辛安风景区,而吴崇礼的事迹和遗迹也将成为景区内的一大文化特色。
救灾先锋,爱民循吏
嘉靖三十六年(公元1557年),吴崇礼出生在宁阳县城的西街。
吴崇礼的早年生活,史书记载较少,《兖州府志》只有“少颖异,年十四补邑诸生”的简单记述。吴崇礼年仅十四岁,就能成为一县秀才,可见其聪颖早慧,符合“颖异”的评价。当时的宁阳县令秦吉士,看到刚刚才到“舞勺之年”的吴崇礼,就呼其为大才。
同年,秦吉士因政绩考核突出,被朝廷擢升为吏部文选司主事。临别之际,39岁的秦吉士特意与14岁的吴崇礼促膝长谈,并以“公辅期之”。
县令的呵护和叮嘱让吴崇礼深受鼓舞。但人才往往需要磨练雕琢,方能在人生大浪中浮沉自如。在日后的科考中,吴崇礼虽身负才学、志在必得,却一再名落孙山。直到万历十四年(公元1586年),吴崇礼才终于考中三甲同进士。令他深感遗憾的是,少年时代的恩师秦吉士早已故去五年之久。
经过吏部铨选,吴崇礼分派到山西蒲县任知县。吴崇礼没有为官经验,却肩负起重担——当年蒲县遭灾,荒旱频仍,流离失所者日益增多。
蒲县土地贫瘠,粮食产量低,百姓抛荒现象本就严重。吴崇礼一路轻车简从,沿途所见让他倍感揪心。他“甫下车”,就急忙问民疾苦,挨家挨户了解遭灾情况。接着,吴崇礼多次向上级请求蠲免赋税、拨款赈灾,言辞恳切令人动容。在吴崇礼的争取下,蒲县及时得到赈灾物资,灾情明显缓解,百姓欢欣鼓舞。
因为在蒲县赈灾成效显著,朝廷注意到这位诚心爱民的基层县令。不久,吴崇礼被调往灾情更为严重的临晋县。临晋不仅常年遭灾,而且当地军民杂处,互不相让,诉讼告密之风炽盛,一贯号称“难治”之地。吴崇礼认为要消除灾害,除了拨发物资,更要革除陋俗。他坚持宽猛并施之策,对守法百姓呵护有加,对怙恶不悛者严惩不贷。很快,临晋四境贴服,社会风气转向纯朴。
民风复归之后,吴崇礼着手解决当地农业生产脆弱、一遇天旱即灾情不断的难题。他发现县北多山,百姓为饮水而愁苦,就捐俸凿井,此后“汲者便之”。
吴崇礼捐出个人俸禄,同时四方借债,购来耕牛和谷种。待物资基本购置齐备,他张榜招徕流民回乡,发给牛种,鼓励他们复垦荒田。归乡百姓感恩戴德,特意将村居命名为吴家庄,以铭记吴县令的恩情。
晋省救灾先锋、爱民循吏,这是吴崇礼留给朝廷和吏部官员心中的好印象。
故乡遭灾,雄文呐喊
没想到,吴崇礼在提拔考察之际,没有选择“安分守己”,反而挺身而出,为故乡灾情鼓与呼。“一个官员在要提拔的时候,往往担心言多必失。吴崇礼不是这样,他上任途中看到故乡遭灾,赈济却非常迟缓,因而铁笔雄文,为百姓呼吁,为灾民呐喊。这说明,他的爱民绝非沽名钓誉的权术,而是发自肺腑的真诚。”吴杞彬如此理解先祖吴崇礼的“为官之道”。
万历二十年,在山西为官六年,政绩卓著的吴崇礼由地方保举,经吏部考察,被提升为御史。他在赴京上任途中,特意路过故乡山东。
当时山东并不安宁。这里遭遇洪涝灾害,大片庄稼浸泡倒伏,面临绝收。而朝廷赈济却久久不至,饿死在路边的灾民几乎“相望于道”。
吴崇礼一路哀叹,一路流泪,多方收集受灾信息。他顾不得自己刚刚提拔,一入京师就上疏直陈灾情。他客观分析此次灾情,认为气候反常,灾害猛烈,不仅山东一省受灾,其他地区也不能幸免,“去岁霪雨,山东、河南、徐、淮等处,地方数千里,横罹水灾”。水灾弥漫的后果,是这些地区夏麦秋谷均无收获。吴崇礼的故乡兖州府与河南、徐、淮相接,所以“被灾甚酷,与徐、淮、河南无异”。灾情程度虽然相近,朝廷对这些地区的赈灾投入却大不相同,“徐、淮留米十五万,河南留银米共约十余万”,而“山东四府止留折漕银二万、备倭米豆三万”,山东赈灾物资远远不及其他地区。如此赈灾的后果,必然是山东百姓在死亡线上痛苦挣扎。
吴崇礼愤慨地说:“(山)东省之灾非减于徐、淮、河南也,而赈之多寡悬绝已甚。”他还质疑万历帝处置灾情不公,有偏袒护短之嫌,“皇上览《流民图说》,从科臣杨东明之请,特发户、工二部钱粮,命寺臣钟化民领敕往河南赈济”。因为皇帝特别关注,河南得到了更多赈灾物资。但灾情同样严重的山东,流徙、死亡之数与河南相似,却得不到朝廷应有的重视。
吴崇礼在奏疏中接着讲述自己沿途所见的凄凉惨景:“臣昨由山东入京,时目睹百姓流离载道,自南而北络绎不绝,憔悴枯槁无复人形。”一些灾民为了生存,被迫沿途鬻妻卖子,“壮年之妇止易斗粟,十岁之男仅易数钱”。在濒临死亡之际,无论是人性良善还是家庭伦理都显得苍白无力,所以“弃婴孙于沟渠,抛垂白于中路”。吴崇礼还看到,灾情已给山东社会造成巨大创伤,“饿殍枕藉,盗贼公行,路人相食”。吴崇礼将这些归结为“一切不忍见之景象”。
吴崇礼之所以叙述详细,意在警醒皇上,“自古祸乱之兴,未有不始于失民心者。”山东密迩畿辅,是京师第一道藩屏,地位至关重要。他认为山东如今遭遇大灾,百姓依旧愿意等待,一来因为他们生性纯朴,二来仍在“朝夕延颈以觊恩泽,忍死而不敢为乱”。可是吴崇礼担心,一旦民心尽失,量变引起质变,恐怕将有奸雄乘机鼓煽,啸聚猖狂。那时山东必将陷入一片混乱,京师安危也将受到严重挑战。
吴崇礼相信,如果山东真的出现变乱,朝廷绝不会因为“帑藏之乏”而选择放任不管、置之不问。但无论是安抚还是围剿,都将花费巨额财富,且结果时常得不偿失。所以吴崇礼建议,与其“驱民而为盗,陷赤子而入于刑”,不如急发救济而预防变乱。如果按此行事,也可彰显皇上“爱民如子之本心”,提升百姓对朝廷好感。他请求发帑金十万,及时以赈山东灾民。吴崇礼在奏疏最后,认为只有立即赈灾,才能令“嗷嗷待哺者不尽为沟中之鬼,而汹汹不靖者亦可以消未萌之奸”。
这份言辞恳切、情感真挚的奏疏呈递后,万历帝才意识到山东灾情之严重。他立即令户部拨发帑金五万,急速运往山东,山东百姓因而多所全活。
分毫无染,献策治黄
万历二十三年,吴崇礼外放巡按两淮盐政。食盐在古代是重要战略资源,两淮作为全国最大盐区,那里的官员自然是人人艳羡的肥差。当时两淮盐政与盐运官员朋比为奸,互相庇护,侵吞国家财富。吴崇礼上任之后,立志扫除盐政积弊,弘扬清廉作风,提升行政效率。他“疏壅剔蠹”,施行积羡归公政策,自己也分毫无染。
当时的两淮盐运司副使叫赵凤威。盐运司副使虽然品级不高,但赵凤威的来头却不小。他的父亲是深受万历帝倚重、时任内阁首辅的赵志皋。吴崇礼发现赵凤威以权谋私,贪污国家税款,就准备上奏弹劾。同僚皆劝他不要意气用事,以免招来无妄之灾。但吴崇礼弹劾无所回避,最终赵凤威被停职,首辅赵志皋也被停俸一年。消息传出,同僚皆称其为“公”。
后来,内使李朝用酷刑将无辜平民迫害致死。因为朝中有权阉庇护,李朝始终逍遥法外。吴崇礼抗疏纠弹,乞付法司究问,卒雪百姓之冤。
次年,吴崇礼因父丧归乡守孝,哀毁超过礼制规定。守孝期满后,他起补原官,继续担任御史。万历二十八年,吴崇礼奉命巡按淮扬地区。
因为准静止锋长期停留,当时黄河、淮河一带水位不断上涨,威胁安徽凤阳县境内皇陵安全。皇陵一旦有变,必然引起朝廷震怒,主管河务的官员也要遭殃。
早在万历三年,黄河就曾因决口威胁过凤阳皇陵。经过时任河务官员奋力抢险才幸免无事。到了万历十九年,淮河泛滥淹没泗州,并倒灌附近皇陵。万历帝极为震怒,将总管河道的工部尚书舒应龙一撸到底,革职为民。他以户部右侍郎杨一魁主管河务,又令给事中张企程前往监督。两人千方百计疏导河水,洪水才逐渐从皇陵附近退去。
吴崇礼巡按江淮时,黄河淮河水势再度暴涨。他马不停蹄地调查水情,并向沿岸老者咨询水势涨落,获得了大量一手材料。
吴崇礼向朝廷提出遏制洪水的方法:“自蒙墙寺西北、黄河湾曲之所,开浚直河,引水东流。且浚李吉口至坚城集淤道三十余里,而尽塞黄堌以南决口,使河流尽规正漕。”工部尚书杨一魁酌举吴崇礼之议,认为是退洪的“正策”。
朝廷按照吴崇礼的办法治水,皇陵果然转危为安。吴崇礼接着建议,请求分置主管河务和漕运的官员,让他们各司其职。他认为“国家大务,无过漕河”,所以从前并设总漕、总河两个主管官员。但不久两官因“导黄分淮”产生分歧,同时东南倭寇侵扰,朝廷将河务漕运全部归并河臣,让巡抚专门负责防备倭寇。
吴崇礼认为河务漕运尽归一人管理,只是权宜之计,无法长久实施。因为从前漕运、河道都集中在淮扬一带,所以可以一人兼任。如今漕运集中在东南,而黄河频繁决口于西边,主管官员一人之身既要东督粮储,西管治河,“虽有智巧,亦苦于力之不足矣”。吴崇礼请求恢复旧制,将总河道衙门设在济宁专管河务,同时在淮安设立总督漕运衙门,同时兼管凤阳巡抚、防海军务。如此一来,双方各负其责,各行其事,自此“河漕两利,而凤阳可无水患”。但这条合理建议,却遭到朝廷否定。
到了万历三十年,吏部尚书李戴重新复议吴崇礼的建议。他认为吴崇礼所议颇有道理,就呈请万历帝定夺。这次,朝廷同意河道、漕运两官分置。
吴崇礼先后巡按江淮、两浙和边关。在边塞,他视察当地军容军貌,指出边疆军务应改进处,“并著声绩”。
边疆历练,提升了吴崇礼的军事眼光,为他以后镇守边陲奠定基础。
镇守北疆,心忧民瘼
吴崇礼喜欢就事论事,并不会顾及对方的身份尊贵与否。此前他敢于弹劾首辅之子,后来更把批判矛头直接对准时任首辅。
万历三十五年,廷推礼部尚书李廷机官拜内阁首辅。当时多位御史言官不知何故,集体为李廷机作保,认为他才可称相位。吴崇礼反感这种逢迎拍马的行为,愤然道:“台臣职司参驳,不闻有保举也。”最终,李廷机因多位言官弹劾而被罢,此前擅自作保的言官也受到追责。
因为刚直不阿,不攀附权贵,吴崇礼升任大理寺右寺丞,很快晋升右少卿,协助大理寺卿审理刑狱案件。史载,吴崇礼“执法明允,多所平反”。万历帝高兴地褒奖他“直而多能,才堪方面”,准备提拔他担任封疆大吏。
万历四十年,朝廷擢吴崇礼为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顺天巡抚,管理顺天、永平二府,兼整饬蓟州等处边备。吴崇礼上任后,“谨斥堠、善甲械,简卒教战,常若临敌”。在他的严格训练下,蓟州军卒战斗力有很大提升。吴崇礼虽然严格训练军卒,却不无端生事、破坏安定局面。他“持以镇静,戒将士勿生事开衅”,边疆形势总体缓和,多年相安无事。
吴崇礼奏称,边塞堡垒“独石”以一尖隅之地孤悬塞外,本身就处于包围之中,而守卫防御又存在很大漏洞,急需改弦更张。他提出,边疆贸易互市开始,大家就一窝蜂涌入城中,盘桓许久才离开。如果人群中混入奸细,很容易就能获得情报并输送出去。吴崇礼提醒朝廷,从前就发生过关门不设防,以致某一部落派人暗杀另一部落首领,差点酿成边境战争。吴崇礼建议于城外北关内另筑一垣,多设立专门用于贸易的房屋。每月定期开门交易,交易结束就锁门看护。如果不是互市日子,不许任何人进入其中。自此,边境隐患消除,两族百姓贸易也更加安心。
吴崇礼虽身居高位,但不改昔日本色,依旧体察民情、关心民瘼。他奏呈朝廷,表示京畿内各州县,“低洼之土不堪加赋,凋敝之民不能加赋,根本之地不可加赋”。吴崇礼连用“不堪、不能、不可”,与当年奏请赈济山东有异曲同工之妙。他恳请将此前加增的一万六千余两税银减免,以抚慰民生、彰显旷恩。
不久,吴崇礼奏称,畿辅旱灾导致一些饥民聚乱。他恳乞朝廷大赐蠲赈,以收民心。他还希望停止征缴本年应征的钱粮,根据各地受灾情况或减或免,让灾民得以休养生息、恢复生产。万历帝览奏后批阅:畿辅旱灾异常,以致饥民群聚抢夺。着先发通仓米七万石,分赈被灾处,所务使人沾实惠。如有奸民乘机劫掠的,该有司官严拏治罪,以靖地方,无得姑息养乱。其钱粮应蠲折及发漕粟等事,着该部详议具奏。
吴崇礼牵挂百姓,关心军卒。他了解到永昌四镇官军缺粮,就联名总督薛三才,请预借明年马价银,用来购置谷物发给官军,改善他们的生活条件。
三年后,吴崇礼以兵部右侍郎调任宣大总督,又晋升兵部尚书,并继续总督宣大事宜。当时,蒙古部落新任顺义王因为初袭封爵,权力尚不足以控制诸部。一些虎视眈眈的臣子趁机作乱,不断侵袭明廷北疆,勒索高额赏银。吴崇礼一边申明约束,宣布恩威,以大义折狡谋,一边出兵制其变。他令总兵杜文焕以精兵伏击意欲侵犯边境的敌军,连战皆捷。于是,蒙古部落大受震动,先后请求贡市,奉命惟谨。
开罪权阉,忧劳而终
万历四十八年,因继母病故,63岁的吴崇礼再度回乡守孝。天启二年(公元1622年),盗贼起兵作乱,攻陷郓城,侵犯兖州,并接连攻破邹城、滕州。四周乡民惊慌失措,关门闭户,乡邑也宣布戒严。
吴崇礼此时守孝在家,闻讯出赀募士,扩充地方守备力量。他还协同地方官员率众登陴,相机防御,最终盗贼不敢窥视宁阳。盗贼败退后,吴崇礼移书山东巡抚赵彦,举荐自己的旧部杨肇基。吴崇礼认为,杨肇基“久将习兵,才足办贼”。赵彦将兵事全部委托杨肇基,令他率军平叛。不到数月,杨肇基就平定寇难,生擒盗贼统领共十八人。
吴崇礼守孝期满后,朝廷以宿望起任他为兵部尚书。当时,后金军队已经攻破辽东重镇旅顺,东北局势岌岌可危。因为边疆告急,吴崇礼受命之后,就星夜启程,准备赶赴京师商谈兵事。
没想到,身怀报国壮志的吴崇礼却遭到权阉嫉恨。
当时司礼监秉笔太监魏忠贤大权独揽,他对从前不肯攀附自己的官员一律打击报复。吴崇礼素不肯攀附迎合,魏忠贤就以中旨罢之,改用其心腹王永光为兵部尚书。吴崇礼无故被罢,引起朝臣议论,魏忠贤就改用他为南京刑部尚书。
吴崇礼抵任时,正值热审(古代于夏天为疏通监狱而实行的对罪犯予以减免或保释的制度,因其在夏天而称热审)。吴崇礼为理清案件冤屈与否,不辞炎暑,遇事亲检策籍,终于积劳成疾,卒于任上。消息传到京师,朝廷赠其太子太保,并谥“定襄”。
不久,天启帝病故,崇祯帝即位。权倾一时的魏忠贤失势伏诛,阉党集团随即覆灭。吴崇礼因为不肯攀附阉党,政治地位大大提升。朝廷褒奖吴崇礼“功在两镇,不党逆阉”,为他敕建专祠,春秋致祭。朝廷还荫其一子入监读书,又荫其嫡孙为锦衣卫指挥。当时朝廷一次性荫蔽故去大臣的两位亲属,被朝臣视为异数。
据史书记载,吴崇礼“气貌温和,襟宇冲旷”。他与人交往,若谿若谷,无所不涵茹。吴崇礼宽于律人而严于律己,“介然有以自守,居家俭素,既贵,田产不加畴昔,被服若儒生。至义所当为,则倾囊无所吝”。
彤云阵阵,北风瑟瑟。站在吴崇礼墓前,吴杞彬向记者讲述着先人的人生点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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