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进玉学第一人的“读玉”空间

市场星报 2021-09-11 00:47 大字

杨伯达记得,上世纪50年代刚进故宫不久,院长吴仲超提倡“读画”和“读字”,虽只搞了两三年就不了了之,但这个“读”字却影响了他一生。他觉得自己70年文物生涯的苦楚和欢乐,均从这个“读”字上来。他早些年读得很杂,对金银器、珐琅器、玻璃器、象牙犀角雕、清代院画等都有研究,是故宫里的杂项专家。直到1992年离休,年过60的他才真正专注于读玉,成为中国首屈一指的玉学大家。2021年5月21日,94岁的故宫博物院原副院长杨伯达去世。

“春水”与“秋山”

杨伯达最早与玉结缘可追溯到1959年。那时,在院长吴仲超的指示下,故宫开始对库房进行清理。专家组成定级小组,将各类文物划分出一、二、三级,再进行“三核对”(即文物、库藏卡片和账册三者核对一致)和编目。时任故宫美术史部副主任的杨伯达与故宫一位老研究员、来自琉璃厂的一位老古董商三人一组,负责对馆藏清代玉器进行分级和整理。

1959年夏,三人用三个月时间看了一万余件清代玉器,差不多是故宫玉器收藏的三分之一。那时故宫文物有“三大家”(唐兰、陈万星、徐邦达)、“四大类”(书法、青铜器、绘画、陶瓷),杨伯达在这些大类的缝隙中寻找着适合自己的研究领域,玉还没有成为他关注的重点。他发现,玉器鉴定有一个不同于书画、青铜等的特点,那就是找不到鉴定的标准器。

故宫收藏的玉器都是传世玉器。传世古玉除少数可以查清来龙去脉者外,绝大多数来无踪去无影,那时尚没有年代确定的出土玉器作为参照。杨伯达还注意到,这批古玉里有两种玉与其他玉器的风格迥然不同,一种是鹘攫天鹅,一种是山林群鹿,充满特殊的山林野趣和北国气息。他是学美术史的,觉得山林群鹿玉与辽庆陵山水壁画、故宫收藏的辽契丹画家所画的《秋林群鹿图》和《丹枫呦鹿图》有相似的风格。柞树叶子也是辽代绘画中特有的元素,完全不同于汉族常用的松柏竹梅。他因而猜测,这会不会是辽金的玉器呢?

那时古玩界的民间藏玉多为明清玉,古玩界对宋玉的判断标准只有一个笼统的“细”,北宋南宋不分,对辽金玉器就更无视了。杨伯达把这个疑问放在心中。

1981年,杨伯达受邀参加木兰围场200周年庆,认识了满族学者布尼·阿林,向他请教满族的风俗文化和辽金历史,又经他介绍认识了赤峰政协副主席、曾任考古队队长的辽金史专家苏赫。交谈中,杨伯达学到了一个关键词“捺钵”。“捺钵”是契丹语,意为辽帝的行营所在。

不久,杨伯达到黑龙江阿城开会。阿城是金代的都城,在阿城博物馆里,他看到了出土的铜天鹅。一见展翅飞扬的天鹅,他就感到,谜底更近了。他再次查阅《辽史》和《金史》。据《辽史·营卫志》记载:“辽国尽有大漠,浸包长城之境,因宜为治。秋冬违寒,春夏避暑,随水草就畋渔,岁以为常。四时各有行在之所,谓之‘捺钵’。”文献记载,辽帝“四时捺钵”,春狩主要猎天鹅(鹘就是海东青),秋狩主要猎鹿。女真族灭辽建金后,依然沿用这样的风俗,只是不再使用契丹语的“捺钵”,而将春狩、秋狩改称为“春水”“秋山”。

1983年,他在故宫院刊上发表《女真族“春水”、“秋山”玉考》,将鹘攫天鹅玉命名为“春水”玉,将山林群鹿玉命名为“秋山”玉,认为其应是辽金时期的玉。至此,经过20多年的寻索,一个考古之谜终于在他手上揭开。

国宝翡翠“86工程”

上世纪80年代,杨伯达还参与了一项翡翠国宝工程。四块翡翠国宝是如何流传下来的,现在已经很难说清楚,只知道出于缅甸勐拱,清末输入内地。

物资储备局首先组织了14人的国库翡翠鉴定小组。鉴定结论是:四块翡翠产于缅甸,四块原料总重量803.6公斤,时价为1500万人民币。轻工业部、工艺美术总公司组织了由15人组成的题材审议委员会,杨伯达是成员之一。1982年11月,轻工业部在北京市玉器厂主持召开第一次审议委员会议。会上杨伯达建议,要吸取清乾隆制作《大禹治水玉山》的经验。《大禹治水玉山》是清代帝王玉的巅峰之作,也是世界上最大的玉雕作品。

经三次审议,初步议定一号料作泰山(《岱岳奇观》),二号料作香薰(《含香聚瑞》),三号料作花篮(《群芳揽胜》),四号料作插屏(《四海腾欢》)。翡翠由北京市玉器厂施工制作,因拟于1986年制作完成,被命名为“86工程”。但因难度极大,实际到1989年才完成。

担任四号料主设计和主雕人的是郭石林。他回忆,杨伯达几次带他们到故宫和颐和园观摩古代玉器。郭石林在故宫的仓库中看到大量古玉作品,还在颐和园见到了外界一般见不到的慈禧的百鸟朝凤翡翠插屏。

郭石林记得,杨伯达每每来玉器厂,都对制玉工艺非常感兴趣,会向匠人请教花薰的球形是怎么挖的、插屏的大幅玉片是怎么分割的、镂空的玉活链如何精准琢磨等等。崔奇铭跟随师父郭石林一起参加了制作。他回忆,杨伯达当时常来玉器厂给大家讲课,如讲历代玉雕龙的变化与特点、故宫历代山子(一种以山水为主的玉雕)。

杨伯达在故宫看过数十件大小不等的宋至清代的山子作品。他分析,这些山子的布局都采用高远、深远、平远的“三远法”,山石面上用皴法雕饰树木花草,人物鸟兽比例合理、动态自然,达到形神兼备的境地。随着对设计制作的跟踪,杨伯达对翡翠的研究兴趣更加浓厚起来。

安徽省文物局综合处处长、调研员张宏明认为,杨伯达的玉器研究论文有一个与众不同的特点,那就是论证未必最为严谨,结论却是石破天惊,合乎逻辑,闪烁着思想火花,因此他能成为玉文化研究阶段性集大成式人物。

2013年,杨伯达卸任中国文物学会玉器专业委员会会长之职,担任名誉会长,故宫博物院原副院长王亚民接任会长。他觉得,杨伯达的研究得益于故宫内海量珍贵藏品,因此起点很高。

工作于故宫博物院器物部玉器组的徐琳从2019年8月开始接任中国文物学会玉器专业委员会会长。她每次去杨伯达家,几乎都看见他在小客厅的书桌前写东西,头埋在稿里,周围全是书。她常在早晨8时或者7时50分接到杨伯达的电话,要她帮忙查一个资料。杨伯达不会用电脑,大量的学术文章都是自己手写,常常需要徐琳和其他故宫工作人员帮忙在网上查资料或考古报告。在2019年生病住院前几年里,他每天都工作到夜里两点。徐琳觉得,他仿佛有一种使命感,一定要在有生之年把一些事情做完。■ 来源:《中国新闻周刊》 鲍安琪/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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