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接版这个建国初期村民连地瓜干都吃不饱一到灾年就靠
（上接B01版）这个建国初期村民连地瓜干都吃不饱、一到灾年就靠讨饭糊口的穷山村创造的？又有谁能想到，这个穷山村巨变的掌舵人，竟是一个缺腿少手、“死而复生”的“烈士”（村民们曾以为朱彦夫牺牲了）？
朱彦夫能干上支书，是因为两件事。
回村后，朱彦夫躲在小屋里，先是继续艰难地锤炼自己：从舌舔饮食，到抱勺自食，自己解便。“脱胎换骨”的他，终于有精力打量自己的村子了。
他看着乡亲们吃不饱、穿不暖的样子，寝食难安。怎么才能过上好日子？有打开福门的钥匙吗？苦思冥想好几天，想到自己在荣军医院时自学了点文化，了解了很多事，明白了很多道理，有了：“办图书室！文化是钥匙。”
通情达理的媳妇陈希永当然支持。可困难也明摆着：房子、书架、图书哪里来？
朱彦夫和媳妇一合计，娘那间屋还算宽敞，就把图书室办在那儿。
书架怎么办？深夜，风吹得老屋顶上的草沙沙作响。踱步到饭棚前，老朱一激灵：这不是有给娘做送终寿器的木板子吗？他硬着头皮到了母亲房间，一提这事儿，老人眼泪扑簌簌掉：“什么都依你，这个不依。”
孝子朱彦夫，跟娘动心眼儿。他憋在屋里，不吃不喝。媳妇叫不答，弟叫不理，娘叫不应。憋了半天，还是娘心疼儿子，勉强答应了他的要求。朱彦夫弯腰垂首，在床上给娘磕了一个响头。
就差书了。朱彦夫让妻子从床铺盖底下，拿出积攒下的97元3角2分钱，又卖掉家里仅有的一头猪和半瓢鸡蛋，一共是172元。10多天后，200多册通俗又实用的图书摆上了书架。全乡第一个乡村图书室终于开张了。
一时间，图书室门庭若市。村民们大多不识字，手里捧着书看不懂，干着急。朱彦夫就一篇篇念给大伙儿听，念得口干舌燥、嘴角都抽搐了。
这样下去不是个长法。朱彦夫又有了大胆的想法：办夜校。村干部们同意后，很快把南山上四队的仓库挤出一间，垒砌了些石板石凳，打了块小黑板，夜校就算是开起来了。
“朱老师”大概是全国讲台上动作难度系数最高的一位：两截断臂夹不住粉笔，就把粉笔套上弹壳，一使劲写字，弹壳边缘就嵌进肉里，钻心疼；站时间长了，双腿失去了知觉，经常一到下课，迈不开步子，直接摔倒在讲台上；夜校离家有2里地，晚上看不清山路，不知摔倒过多少次，多亏他练就了一个自我保护的“妙招”，摔倒时双臂快速抱住脑袋，才一次次躲开了生命危险；有一次摔掉了假肢，为了不耽误上课，他硬是爬到了教室……
700多个夜晚，无论寒暑、雨雪，“朱老师”从没缺过一次课。这个连高小生都没出过的山村，有100多个学员学会了写信、看书、算账，10多人先后当了会计。
这样为大家伙儿操劳、吃苦的好人，上哪里找？两年换了3任支书、人心涣散的张家泉人，终于看到了一个肯干、能干的带头人！1957年春，老支书请辞，村支部成员纷纷推举朱彦夫接任。
干还是不干？
朱彦夫说：“不是不想干，可哪有憋在家里干工作的？”党员们说：“你就给大伙儿打打谱就中。”朱彦夫看着大家恳切的目光，咬紧了嘴唇。
最后投票表决，8名党员全票通过。村支书的担子，就落在了这个伤残军人肩上。
老母亲听着儿子干了村支书，生了气：“你有口气，俺还有个儿子。你累死了，俺找谁去？咱不干！”老朱说：“娘，你儿子是党员，铁打的，命硬。”
一上任，朱彦夫就拄着拐，拖着17斤重的假肢，臂上搭着块随时擦汗的毛巾，深一脚浅一脚，到田间地头查看生产，逐门逐户探访民情。
朱彦夫说：“身子骨好的村支书检查生产，顺手抓起一把土，就能看出地刨得多深，种子种得够不够密。我呢，就要趴到地上，用胳膊扒，扒出种子，看看够不够标准。”
几个村干部考虑到他的身体状况，都劝他不要出门，甚至找人看着他。朱彦夫火了：“哪有‘家里蹲\’干部能干好的！”
为了躲开众人，朱彦夫出门调查都是“偷”着，他把时间放在了晚上。
山里的秋天，露水上得快。如洗的月光，低鸣的蟋蟀，把这秋夜衬得越发寂静，只有通往村里南山的小路上，朱彦夫的拐杖和假肢“咯咯吱吱”“叮叮当当”地响着。只剩最后一个小陡坡了，朱彦夫一分神，拐杖拄空，重重地摔在地上不算，又滚了好几米，摔进沟里。假肢摔掉了，残腿上的截肢面也被戳破，用手臂摸一下，才发现绷带都被黏糊糊的血水湿透了。朱彦夫忍着疼，干脆背起拐杖和假肢，一点点儿爬上了南山顶。
已经是下半夜了。借着月光，从山顶向下望，看着山村残破狰狞的沟壑，朱彦夫陷入了沉思。
天一亮，上山的村民发现了已经枕着假肢睡着、浑身湿透的朱彦夫，赶紧把他叫醒，连抬带抱下了山。
村民们心疼地说：“你大半夜上那儿干啥啊？”
他沉默着。他是在找“路”啊！
主意慢慢拿定：治山、治水、造田、架电。一个个山里人想都没想过的大工程，在张家泉热火朝天地展开，一干就是10多年。
张家泉三面是山，本就不多的土地被三条大沟分割得七零八落，由于常年洪水冲刷，沟内乱石密布。土地少，收成低，打下的麦子用瓢量。人多地少的矛盾不解决，张家泉村就永远吃不饱，一定要把三条沟治理好，让荒地变良田！
忙完秋收，张家泉村200多名男女劳力，浩浩荡荡开进了1000多米长的“赶牛沟”。兵分几路，有的开石运料，有的下沟挖墙基，有的挖土垫地。白天农业劳力干，晚上副业劳力接着干。一个冬天下来，荒了几代的“赶牛沟”，一下子变成了地下暗渠，上面变成了40多亩平整的良田。
村民尝到了甜头，又干了两冬，“舍地沟”“腊条沟”也荒地变沃土。有土地，就有粮食，张家泉人第一次吃上了白面馒头、小米面煎饼。多年没娶进一个媳妇的张家泉村，一年就进来了10个。
层层叠叠的果园里，密密的枝桠在寒风中摇晃着。虽是零下8度的气温，摸着砖石犬牙交错的暗渠桥涵，我们仍觉得暖和，像有一股热流在体内激荡。一些老辈的村民听说是来采访朱彦夫的，纷纷上前给我们介绍，当年老朱在哪里摔倒过，自家当年多了几百斤收成，一说起来就停不下。
村民们服了朱彦夫了。
“山顶松树戴帽，山下林果缠腰”。朱彦夫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提出的这个口号，置于现在都不过时。口号需要落实。村民们呼啦啦涌上了山，一年接着一年干，张家泉上千亩荒山全部披上了绿装。现在，村里产的苹果都卖到了国外。
1975年秋天，朱彦夫的老母亲一病不起。那时政府刚号召实行火化，老人把朱彦夫叫到跟前：“儿啊，苦啊罪啊咱都受了，可千万别把我烧了啊。”
几天后，老母离开人世。村里人议论：老朱能舍得把母亲烧了？朱彦夫二话不说，强忍住悲痛，叫过张茂兴，让他负责母亲的殡葬事宜——火化。
夜深人静，朱彦夫佝偻着跪在灵堂，双臂捧着母亲的骨灰盒，泪如雨下：“娘啊，你别恨我。等儿到了那边，再好好伺候你。”
在朱彦夫母亲住过的老屋前，我们伫立良久。是啊，为了移风易俗，朱彦夫让亲娘当了“教材”。对于张家泉来说，那一缕青烟，何尝不是一阵清风。
那时候，村里没有办公室，朱彦夫家那间狭窄的屋子就是会议室。支部开会，一开就到深夜。陈希永头胎临产，羊水已破了，找人传话，老朱说“不急，不急”，继续开他的会。这天晚上，会一直开到半夜，而陈希永，把女儿生在了家中的茅草屋里。没过两天，朱彦夫又让还没缓过劲儿的媳妇推上小车，上了打井工地……
朱彦夫不止一次对全家人说：“咱家有特等残废这一个‘特\’字就够了，绝不容许再有一个‘特\’字——特等公民出现！”
对家人严苛得近乎“残忍”，但他视民如伤，百般呵护。朱彦夫的大女儿朱向华告诉我们，父亲每月的伤残金，大部分都用在了集体的事和接济村里的穷人、病人上。上级每月配给他的白面、红糖，他也总要分一些给四邻八舍的老年人、五保户、病人和烈军属。为了架电买材料，父亲更是花光了所有的积蓄。
谁能想到，村里惟一吃“国库粮”的支书朱彦夫，竟成了全村欠债最多的人，很多次家里连盐都没钱买了。当支书25年，朱彦夫只让村里报销过50元钱，还是为了招待给村里架电的工人。25年里，他也从没接受过村里一次宴请，没吃过群众一顿饭。
“老朱一个国家的功臣，这么多年为了咱村，流尽了血汗，没得一点好处啊。”村民张吉才感慨，“老朱就是俺们村的‘好党\’。”
用生命赓续传统
“读者能从《极限人生》中感悟到先烈的不屈、革命战士的凛然正气、伤残者的自强，从而汲取做人的力量，那么我也就不会因空熬时光而羞愧了。”
——朱彦夫
朱彦夫对我们说，他从朝鲜战场上下来，就再也不吃土豆、圆葱和胡萝卜。
“土豆、圆葱，看着就恶心。我们趴在战壕的雪窝里，就着雪啃生土豆、生圆葱，啃半个月，啃吐了；胡萝卜，看着就伤心。战友为了拔胡萝卜给大伙充饥，身中27弹……”
深入骨髓的记忆，岂止是食欲，还有嘱托。
“你一定要记住，一个连的消亡，在战争史上可能不算什么，可你要想法儿把这壮举记录下来，告诉后人，我们死也瞑目了！”
这是在骨山血河的250高地上，连指导员高新坡弥留之际，一字一句留给朱彦夫的。
从那一刻起，这嘱托就镌刻在了朱彦夫的心灵深处。怎么才能让大家铭记？口传，笔传。“我不会写，就用口说吧。”
朱彦夫作的第一场报告，是1952年的清明节，他正躺在泰安荣军疗养所的床上，被附近一所中学请去。当他讲到那场全连覆没的英勇悲壮的战斗，人群中一片静默，随即有低泣声传来，渐渐这哭声连成一片，最后变成了“向最可爱的人学习！”“向最可爱的人致敬！”的口号声。
朱彦夫自己也没想到，听众会有如此强烈的反应，他感到非常欣慰。他突然想到了战友的嘱托——我一定要不辞辛苦地讲下去，用嘴巴完成战友的遗志！
从1952年开始，到1996年突发脑梗塞倒在讲台上，44年间，朱彦夫拖着残腿，每请必到，奔走大江南北，无偿作了1000余场报告，听众达几百万人，所到之处，都会引起听众的强烈共鸣。在人们眼里，朱彦夫是信念、意志的标尺，是力量的象征！
为了作报告时不上厕所，他不敢喝水，每一次都讲得口干舌燥，激动得头昏眼花。讲到沉痛处，他和听众一起落泪；激昂处，恨不得一起呼喊。有时，他陷入回忆，哽咽着，哆哆嗦嗦地用磨光的手臂从口袋摸出火柴和烟，用两膝夹住火柴盒，用双臂夹住火柴柄一擦，点燃香烟痛苦地深吸一口，表情沉痛忧郁。
每作一次报告，朱彦夫就像又到死神门口挣扎一回，和战友生离死别一次，回到家就像大病一场。但为了战友的嘱托，为了让更多的人理解他们的付出，珍惜他们用生命换来的和平成果，为了重燃那因种种原因而黯淡下来的生命之火，他觉得值！
有一次，朱彦夫应邀去一所中学作报告，一个孩子会后问他：“朱爷爷，有的同学在议论，当年你们打仗那么拼命，不是太傻了吗？现在办啥事都讲钱，你拿了学校多少钱？”
这话深深地刺痛了朱彦夫，作为历史的见证人，自己必须告诉孩子们，世界上还有比钱更重要的东西，还有很多安身立命的道理。但是，自己还能有多大的精力、作多长的报告？
书！只有写书！把共产党人为国家为人民的利益甘愿牺牲的凛然正气写出来，把一个特残军人自强不息、挑战生命极限的精神信念和奋斗历程写出来！浇灌那些干涸荒瘠的心田！
但是，真要动笔，谈何容易！肚子里“墨水”不够，写字又困难。朱彦夫很早就有个念头，自己攒钱，到时候雇个“秀才”写出来，也算了却指导员的遗愿。但是，想来想去，还是不行。
写还是不写？又如当年的“生”还是“死”一样，摆在了他面前。
“写，可能不是最好的，但我写出来了，就是最好的。”
1987年，在专程来看望的迟浩田将军鼓励下，朱彦夫终于拿起了笔。他把被子叠成“方块”，垫在大腿上，再把写字板放在被子上，弓背低头，用嘴含着笔尝试写字。口水顺着笔柄往下流，浸湿了稿纸，换一张重新写！再湿再换，开始每天只能写十几个字。长期的弯腰弓背让他头晕目眩，各处伤口疼痛难忍，似乎又经历了一次手术台上的洗礼。
朱彦夫走火入魔了。有时嘴上叼着笔，却当成烟去点；在床上点烟，烧着了蚊帐或被子；夜里突然想起什么情节，爬起来记在纸上；有时喊着“冲啊……”从床上滚落下来，甚至爬出门外，自己还浑然不知。
整整七年，2000多个炼狱般的日日夜夜，朱彦夫这个一天学都没上过的人，翻烂了四本字典，用掉半吨稿纸，终于在1996年7月出版了33万字的自传体小说《极限人生》。
拿到新书的那天，朱彦夫把自己关在屋里，恭恭敬敬地在扉页上写满了战友的名字，然后双膝跪倒，将其点燃。蓝幽幽的火苗里，他仿佛看见，字字句句化成了一曲悲歌、一幅挽联，唱给了烈士们期盼已久的心灵，飘荡在浸透着他们生命和忠诚的山河间。他长舒了一口气，卸下了背了46年的千斤重担。
“当时我想爸爸口授，我替他抄，但他坚决不用。”朱向华说。我们问朱彦夫，为何如此？他的话很短：“我觉得我能行！”
（下转B0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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