谤议风霆震，文章天地齐的石介
■时砲
石介，字守道，一字公操，北宋兖州奉符（今山东泰安市岱岳区徂徕镇桥沟村）人。因年轻时读书于徂徕山（泰安城东南），世称徂徕先生。宋真宗景德二年（1005年）出生于一个低级官宦家庭。石介祖辈以务农为业，家中贫寒，父亲石丙中进士，在朝廷做了没有实权的文官，到60多岁才当上县令，是他家族中第一个为官之人。
史载石介“貌厚而气完，学笃而志大。”由于生活在贫寒家庭里，亲眼目睹并感受下层劳动人民的疾苦，这对他后来树立国以民为本的思想有着深刻的影响，也激励他在青少年时代发奋读书，刻苦钻研，立志做一个于国于民有用的人。石介20多岁时，他北游魏地，到宋初古文家柳开的出生地瞻仰柳氏遗迹，后又南下宋城（今河南商丘），进南都学舍，跟随政治家、文学家范仲淹诵读诗书。
在应天期间，石介生活十分艰苦，有时连饭都吃不饱，但他却不以为意，只是一心向学，刻苦攻读。这时有官员侍郎王渎闻知石介勤奋俭约，十分钦佩，派人送去一顿酒饭给石介，石介辞谢说：“甘甜香脆的东西是我想要的，如果每天都能享用才可以。如果只吃这一顿，那明天吃什么呢？早晨食用佳肴美味，晚上就不想再吃粗粝的食物了。这是人之常情，所以我不敢吃王侍郎送来的东西。”
由于石介勤奋刻苦，博览群书，年仅25周岁（虚岁26）就考中进士，时在宋仁宗天圣八年（1030年）。石介嫉恶如仇，反对贪官污吏，他提倡贤人政治，主张朝廷处理国家大事，应当从是否有利于国家的长治久安出发，不能以个人好恶为标准。皇帝要近贤臣，去奸佞，明辨是非，扶正祛邪，去莠存良，赏罚分明。做官的要忠于职守，爱护百姓，并且要时刻关心国家大事，敢于向皇帝直陈自己的意见。就在石介中进士这一年，御史台辟为主簿，尚未任职，宋仁宗下诏，给五代时三品以上官僚子弟以优厚待遇。石介知道后立即上书皇帝提出不同意见，认为不当求五代及诸伪国后，结果惹怒皇帝，被贬出京，罢为镇南掌书记。离开京城，石介以韩愈被贬境遇自励，对送行朋友说：“韩愈为了改善国政，尚且不惜残年余力，何况我正当少年的石介！”
景祐元年（1034年），石介由郓州观察推官调任南京留守推官。石介不改敢言直谏的耿直性格，“指切当时，是是非非，毫无顾忌”。宋仁宗赵桢少年登基，宠幸美女，饮酒无度，钟鼓连昼夜。对此，石介上书直谏，仁宗心中很不高兴，虽有杜衍推荐，却是罢而不召。景佑二年（1035年），石介曾作诗《西北》，提醒朝廷注意西北正在崛起的辽国和大夏：“吾尝观天下，西北险固形。四夷皆臣顾，二鄙独不庭。吾君仁泰厚，旷岁稽天刑。孽芽已滋长，蛇豕极膻腥。渐闻颇骄搴，牧马附郊垌。吾恐患已深，为之居靡宁。堂上守章句，将军弄娉婷。不知思此否，使人堪涕零。”
宋仁宗宝元元年（1038年），石介代父亲去嘉州任军事判官，一路上写了大量的即景咏怀诗歌。后因母亲、父亲相继谢世，他只好丁忧守丧在家。“耕徂徕山下，葬五世之未葬者七十丧。以《易》教授于家”。当其时，外族入侵，西北边疆烽火四起，石介身居徂徕，心忧天下，他通过诗歌来表达自己忧虑的心情：“平生读诗书，胸中贮经纶。薄田四五亩，甘心耕耨勤？依锄西北望，涕泪空沾襟。”（《偶作》）
宋仁宗庆历二年（1042年）夏，石介丁忧期满，因杜衍再次推荐被召为国子监直讲。第二年，范仲淹、富弼、欧阳修、杜衍等人被仁宗器重，皆任高官要职。四人以天下国家为重，日夜谋虑，思致太平，范仲淹提出“明黜徙、抑挠幸、精贡举、择官长、均公田、厚农桑、修武备、减徭役、重命令”等十项整顿政事的法令，这就是“庆历新政”。石介对此欣喜若狂，精神振奋，认为报效国家的时候到了，他说：“这是大好事，我应当歌颂。”于是，他写了《庆历圣德诗》，“众贤之进，如茅斯拔。大奸之去，如距斯脱。”称赞革新派为“众贤”、“正人”；贬责以吕夷简、夏竦为首的保守派为“大奸”、“邪孽”。并表示坚决支持宋仁宗罢免奸臣任用改革派的举动。石介的行为使夏竦等人深深怀恨在心，自此成为死敌。当时，同任直讲的孙复看到此文，担忧地说：“石介的灾祸从此开始了。”
庆历四年（1044年），宋仁宗改变了对改革派的态度，重新启用了守旧派。在这种大环境下，夏竦为解切齿之恨，首先从石介开刀，进一步打击革新派，他命家中女奴摹仿石介笔迹，伪造了一封石介给富弼的信，内容是革新派计划废掉仁宗另立新君。这一阴谋出笼后，宋仁宗虽然没有相信，但范仲淹等人有理说不清，为避嫌只好请求外放，变法遂告失败。庆历五年（1045年），范仲淹等人又被重新得势的保守派诬陷搞“朋党”活动，相继被朝廷罢职。石介也在“朋党”之列，成了众矢之的，外放到濮州（今山东鄄城县北）任通判，未到任所便病死家中，年仅41岁。
石介死后，夏竦等人并未罢手，欲置革新派于死地。当时，徐州孔直温谋反，败露后被抄家，石介过去与孔直温的来往书信也被查抄出来。夏竦借此大作文章，向仁宗说石介其实没有死，是被富弼派往契丹借兵准备攻宋，富弼做内应。这一招确实狠毒至极，宋仁宗便派官员去发棺验尸，兖州知府杜衍挺身而出，以身家性命为担保，参加石介丧事的数百人集体写军令状，保证石介已死，这才幸免发棺暴尸。这在当时是一个震惊全国的事件。
欧阳修对此义愤填膺，在庆历六年（1046年）写下了一首三百五十字的五言长诗《重读徂徕集》，诗中写道：“我欲哭石子，夜开徂徕编。开编未及读，涕泗已涟涟。已埋犹不信，仅免斫其棺。此事古未有，每思辄长叹。我欲犯众怒，为子记此冤。下纾冥冥忿，仰叫昭昭天。书于苍翠石，立彼崔嵬巅。”此诗呼天抢地，感人肺腑，后人称誉：“英辨超然，能破万古毁誉。”石介去世不久，乡人为他和孙复建“鲁两先生祠”以示敬仰之情。
石介的文学成就对后人影响很大，欧阳修、苏轼、刘概都对他甚为赞扬。欧阳修说：“精魂已埋没，文章岂能磨！寿命虽不长，所得固已多。”苏轼称他“堂堂世上文章主，幽幽地下埋今古；直饶泰山高万丈，争及徂徕三尺土”。刘概说他“生前谤议风霆震，死后文章天地齐”。
石介一生为官清廉，不治家产，其妻子儿女无以为生，多亏好友韩琦、富弼的资助，买了一些田地，才使他们得以生活下去。
石介虽没有田产，却留下《徂徕石先生文集》二十卷，其中卷一至卷四为诗。事见《欧阳文忠公集》卷三四《徂徕先生墓志铭》，《宋史》卷四三二有传。石介诗四卷，以清光绪十年刊潍县张次陶藏影宋本为底本。校以清康熙五十五年燕山石氏刻本（简称石本），康熙四十九年徐笔显刻本（简称徐本），清乾隆五十七年剑舟居土钞校本（浙江图书馆藏，简称剑本）等。
石介有强烈的民本思想。他在《根本策》一文中说：“国家就是百姓，有百姓就有天下，否则天下就名存实亡。”善于治理国家的人，一定重视百姓，因为百姓是国家的根本。石介几乎言必称“道”，他排列出了一个比韩愈要详尽得多的儒家“道统”的名单，其中包括伏羲、神农、黄帝、少昊、颛顼、唐尧、虞舜、夏禹、汤、文、武、周公、孔子这些“圣人”，以及孟轲、扬雄、王通、韩愈这些“贤人”。他提出了一个几乎囊括儒家思想中所有重要概念的“文”的界说。他撰写《怪说》、《中国沦》等为时所重的文章，把“佛、老妖妄怪诞之教”和“穷妍极态，缀风月，弄花草，淫巧侈丽，浮华篡组”的杨亿“西昆体”美文，痛斥为“坏乱破碎我圣人之道”的罪魁祸首。他痛心“今天下有杨亿之道四十年矣，今人欲反盲天下人目，聋天下人耳，使天下人目盲，不见有杨亿之道，使天下人耳聋，不闻有杨亿之道。”为了把儒家正统抬到绝对的高度，石介不仅从文化意识出发来排挤佛教，还把中国的老子硬说成是一个“自胡而来”、欲“以其道易中国之道”、名曰“聃”的“庞眉”。由于石介当时身居国家最高学府太学的教官之职，所以这些思想的影响很大，造成一时“新进后学不敢为杨（亿）、刘（筠）体，亦不敢谈佛老”。
今存石介墓位于徂徕山西北麓桥沟村南、北望庄北，占地20亩，古柏千株，浓荫蔽日。前有明万历年间御史宋焘立《宋太子中允徂徕石先生神道碑》，后为石介墓。墓前立明代学者吴希孔书《宋故太子中允石介之墓》碑，碑侧嵌苏轼及刘概诗碑。墓林中还有石介于宋康定二年(1041年)所撰《石氏先茔表》碑，有欧阳修撰书《徂徕先生墓志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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