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到证”迟到　多人变“黑户”遇政策变革期，数十名毕业生陷入“失望——希望”轮回

点击查看原图点击查看原图在中专师范类学生（中师生）包分配的年代，考取中师生是比读大学更令人羡慕的选择：一旦被录取，不仅意味着工作有了着落，可以做一名令人尊敬的教师，更能将户口农转非，从此跳出“农门”。2000年从博兴师范毕业后，一切美好戛然而止：分配工作的承诺未能兑现，户籍也再无法落回农村老家。从此，拥有教师资格和技能的他们，不仅未能成为正式教师，甚至连户籍也成了无人管理的“黑户”。虽然毕业时遭遇政策变革期，但毕业至今未获分配、陷入工作与户籍双重“黑户”的两届毕业生们坚持认为，应执行他们入学时的政策予以安置；并追究教育部门侵犯其知情权的责任。特别是从当地教育部门找出尘封多年、早已过期的《中等专业学校毕业生统一分配工作报到证》后，他们有了更多坚持的理由。

“黑户”尘封十多年的报到证重见天日，纯属偶然。

2011年8月，滨州经济开发区公开招考32名教师，报考人群中，有一批于1999、2000年左右毕业，却一直未获分配工作的中专师范毕业生前往报考。报名时，因需出示报到证，第一次听闻此证的他们，前往当地教育局寻找。

2000年毕业于惠民师范的张永梅忙于别事，让丈夫帮忙前去领取。回家后，丈夫向她转述教育局工作人员的疑惑和责备：“你们怎么到现在才来领？！”

领回报到证后，比张永梅早一届的博兴师范毕业生崔立霞看着“中等专业学校毕业生统一分配工作报到证”的字样感触颇多：作为委培生，入学前就被告知毕业后一定包分配，且报到证内容中写有“滨州市教委，根据国家制定的1999年中等专业学校毕业生就业计划，现派遣博师毕业生崔立霞到你处工作”。但毕业12年来，工作却一直未能安排。

虽然焦立霞12年后才拿到那张报到证，但这足以令邹平县的焦玉凤羡慕——仍在一所幼儿园代课的她，至今都未能见到本该属于自己的报到证。

焦玉凤向记者回忆，因为小时候一场肾炎，所以父母帮成绩拔尖的她参谋了报考师范的出路，“不为别的，起码每年两个假期，能够好好休息一下。”

毕业后不久，焦玉凤又向邹平县教委交纳了150元的就业手续费，并被告知“耐心等待”，从此再无下文。

眼看着学习不如自己的同学一个个获得分配，焦玉凤感慨自己像孔乙己一样，迂腐地等待多年。“这么多年了，同学聚会我从来都不会去。”甚至有次大家把聚会地点定在了焦玉凤所在的街镇，她也拒绝露面。

因为未能获得分配安置，所以大多数学生等待多年后在结婚生子时，又通过各种灰色途径，将入学时“农转非”的户口转回农村，成为家在农村、没有土地的非农业户口，既享受不了新农村政策，又没有稳定的工作，其中不乏“黑户”。

2000年毕业于博兴师范的宋宁宁就因为找不到户口接收单位，成为“黑户”。5月8日，她向记者诉说“无法办理缴纳任何保险。结婚十年，生儿育女甚至都没人管”的尴尬。

事实上，十多年后顺利从当地教育局取回已过期报到证的只是少数。5月8日，邹平多名当年的中专师范毕业生前往当地教育局领证，被以“档案统一管理，找到接收单位再领”为由拒绝。

无论是否拿回了报到证，一个让这些等待多年分配无果的毕业生们“上火”的疑问是：十几年来，为什么教育局的人从未提及报到证一事？

维权采访中记者了解到，崔立霞、张永梅这批中专师范类毕业生，在入学时，国家承诺的“包分配”政策是最大的吸引。但在毕业时的1999-2000年期间，却遭遇了国家教育改革的政策调整期，在此期间，大中专毕业生分配逐步向双向选择、自主择业转变。

在“中等专业学校毕业生统一分配工作报到证”重见天日后，张永梅她们希望依此兑现入学时“包分配”的承诺，并追究教育部门对其隐瞒报到证、侵犯知情权的相关责任。

信访从2011年下半年开始，张永梅等四人向所在的滨城区教育局要求分配工作并赔偿十多年来的经济损失。

一份日期为次年3月22日的答复意见书中，滨城区教育局称，1999年的大中专毕业生分配，是在滨州地区（现滨州市）行政公署和滨州市（现滨城区）政府相关文件指导下进行。文中列举文件内容显示，“师范类毕业生要面向各级各类学校就业，重点充实基层中小学，学校确实安排不了的，毕业生可到其他行业就业，不再收取任何费用。”

答复书中还提及，按照当地文件政策，1999年当地从104名毕业生中，以考试形式择优录用了65人分配，其余未予分配；2000年师范类中专生均未予分配。“因此，对信访人的诉求不予支持。”

除滨城区外，邹平、惠民等地未获安置的毕业生，也到当地教育部门信访，要求安置工作、赔偿损失，但教育部门给予的答复大都一致：无政策依据，不予支持。

而对于“教育局扣留报到证”的问题，滨州市政府今年1月4日则答复称，“当时报到证随同毕业档案由学校转送到教育局，可随到随取，不存在扣留的事情。”

对于主管部门及官方给予的答复，张永梅等人拒绝认可。她们告诉记者，1999年当地组织的分配考试，过程与结果都并不透明。焦玉凤回忆，在当年考试中，自己在邹平县名列第八，但却终未等来分配结果。

张永梅向记者出示的一份山东省教育厅颁发的《关于2000年师范类毕业生就业工作的通知》文件中规定，“中等师范类毕业生的就业办法由各市地自行确定……招生性质属于委托培养、定向的毕业生……一律回委培或定向地区（单位）就业。”

另一份由山东省人事厅、教育厅等四部门联合下发的鲁人【2000】27号通知中，则规定“中等师范类毕业生仍使用省教育厅印制的《就业报到证》就业”，信访者们依次论定，教育部门“扣留”报到证的做法，直接影响了他们这批毕业生就业。

曾于2010年代理泰安65名中师生状告教育局不分配工作并最终胜诉的律师张刚认为，县级以上教育行政部门是法定的安置师范毕业生就业的行政机关，以种种理由拒绝安置毕业生，是行政不作为的违法行为，毕业生可提起行政诉讼。

“处理意见”十多年的时间，让当年风华正茂的毕业生们，大都已为人父母。记者了解到，从2011年下半年维权开始，迫于经济或其他压力，不断有人退出。

据张永梅介绍，这些维权者中，大部分人都不曾放弃过教师的梦想，大多数人都仍在从事教育行业——有人从毕业做代课教师至今、有人忍受不了微薄的代课薪水，自己创业后从事教育培训工作。

2000年从惠民师范毕业后，出身农村的郭俊平一边打工，一边等待分配。“代过课、商场里做过销售、电子厂里打过工、开过小卖部、经营过馒头房……”直到2009年，才在一家私企跨行转做会计。

郭俊平告诉记者，当年有门路、有钱的同乡同学，也有不少如愿分配了工作。十多年后，甚至有人已经走到了全国优秀教师的高度。

和成家立业后的经济压力相比，两年信访带来的精神压力更让他们疲惫。5月7日晚，记者见到了家在滨州城区附近的张永梅等人，采访期间多人要求化名——一名因两会期间赴京上访的女代课教师告诉记者，她至今仍被当地街道办事处的工作人员“照顾”：每天上下课时段，都有街道办事处的专车接送。

这种微妙的关系，也在信访者与教育主管部门两年多的拉锯中有所体现。

今年3月23日，生源地为滨州经济开发区的张永梅等人向开发区管委会提交了一份要求解决编制的意见书：自我介绍之后，意见书先向管委会领导“表达了上访带来不良影响的深深歉意”，随后表态“同意针对生源地为开发区的96、97级中专师范类毕业生组织的特设岗位考试”，并提出了“一次全部录取”、“只进行理论考试”、“据成绩决定任教小学或幼儿园”等三点要求。

虽然没有对此意见书的直接书面答复，但几天前，张永梅等人的邮箱中收到了落款时间为4月25日、来自滨州高新区教育办公室的信访答复。

虽然依旧不支持安排正式工作，但“鉴于张永梅、孙艳丽等人的实际情况，经研究决定：1、根据市人保局、市教育局意见，在今后教师招考中，适当放宽年龄和学历；2、经本人同意可协调人才服务中心办理人事代理；3、家庭确有困难且符合有关规定的，协调民政部门申请社会救助。”这份看似有所松动、实则不痛不痒的回复，显然不能令张永梅等人满足。5月8日，记者前往滨州市教育局采访时，被物业人员以“必须约好相关负责人才能进入”婉拒。随后两天，记者电话预约采访，相关负责人电话一直处于无人接听状态。

7日晚临走时，正逢已读小学的儿子去找孙艳丽。这群曾经的校友看着虎头虎脑的孩子转变了话题，感慨起家有儿女。但终究有人忘不了那晚的“主题”，“十几年了，这个报到证着实改变了人生啊……”话音刚落，有人纠正道：“什么叫改变，简直都快要毁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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