皖北烙馍 陈学长
“来亲戚，烙烙馍，姥姥姨妈笑呵呵。”这是流传在皖北农村的一首儿歌。儿时，只要家里来了贵客，隔壁的二大娘一旦知道了，便会隔着土墙头扯着嗓子喊，来客人了，中午该烙烙馍了吧？母亲总会哈哈笑着说，少不了的，鸡要杀，烙馍也会烙——
有客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不但能得到客人送的礼物、零食，更重要的是，我又可以吃到香喷喷的烙馍，没等母亲使唤，早早地，我便一蹦一跳地去麦秸垛拽麦秸。烧鏊子的火要均匀，不能太旺，旺了烙馍容易糊，用麦秸作为烧火的材料再合适不过了，一点就着，一熄就灭，细长的身材往鏊子下面填送时也得手，便于控制火候。直径尺余的圆圆的铁鏊子架在院子里，以大地作锅台，以蓝天作锅盖，这样的场景，看了就让人有干活的冲动，就像农民进了长满庄稼的田地，两手闲着很不自在一样。我最喜欢接的活，自然是烧火了。左手抓住一把麦秸，右手拿着打火机点燃，嫌火头不大，便用嘴吹吹，呼呼几下，火苗旺了，便赶紧往鏊子下面填。填着填着，火又熄灭了，浓烟呛得我连连咳嗽，眼泪哗哗地流。母亲见了我的花猫脸，找来一根竹制的烧火棍，嗔怪道，不让你烧，偏要逞能，不知道人心要实，火心要虚吗？我接过烧火棍，及时掏空鏊子下面的灰烬，又对着麦秸上的火星用嘴使劲吹，不大工夫，火又重新吐出了长长的舌头，贪婪地舔着鏊子底。
听母亲讲，做烙馍需要的原料就是死面(皖北方言未发酵的面粉)，没啥稀罕，但却很耗费活儿，一个人根本忙不过来。所以，一旦要做烙馍，得三四个人一起上阵，非常热闹。记忆中，那时的面，多半是父亲和的，父亲力气大，一把就把半盆面提起，拽成长条儿，然后迅速转几圈再摁到面盆里，两只拳头攥紧了使劲往面上捣。或许是父亲太懂母亲，父亲和的面，母亲擀起来很顺手，面皮擀得又大又圆又匀又薄。姥姥和面就不行，母亲总说面太软，擀面不成形，大姨和面母亲说更不行，太硬，擀不动。有趣的是，父亲和的面，大姨也擀不动，说像泥巴，不听话。看来，父亲和的面，定是有了灵性，有缘人才能接得住。
姥姥和面不咋样，翻烙馍可在行呢。薄如纸的面皮擀好后，被母亲从案板上挑到鏊子上。姥姥握着竹批搅来搅去，白色的面皮上下翻飞，黑色的鏊子半推半就，在烈火的呼呼声中，自然有一番巫山云雨。亲友围坐在院中，和的和，擀的擀，挑的挑，谈笑风生中飘出烙馍的清香。
烙馍嚼起来柔韧，很过瘾，满嘴芬芳，倘若再在里面抹上酱，又辣又香，让人吃了还想吃，总也吃不够。70年代末的皖北农村，穷的叮当响，吃不上大鱼大肉，就连西红柿、黄瓜也很少上桌，我以为，那时的人们是不得已才在面粉上下功夫，折腾来折腾去，无意间就造出了口味奇特的烙馍。及至上学书读多了，才知晓烙馍不但历史悠久，并且久有名气。清代诗人方文在其《北道行》中就曾这样写烙馍:“白面调水烙为馍，黄黍杂豆炊为粥。北方最少是粳米，南人只好随风俗。”关于烙馍的诞生，流传最广的说法是起源于楚汉相争时期。北宋时，抗金英雄赵立聚集群众抗金时，老百姓便特制烙馍并卷上松脆的馓子，送与抗金英雄吃。
烙馍凭着惊人的魅力，一直立足到现在，至今不衰。烙馍不易变质，食用时又不要就着菜吃，出远门的人，都喜欢捎带烙馍作为干粮。在皖北农村，大人小孩都会哼唱这样一首歌， “哥哥去远方，妹妹泪汪汪，针针线线护身体，层层叠叠暖胃肠”，这里的层层叠叠，说的就是烙馍。儿时，父亲去十几里以外镇上的收购点去卖棉花（当时没有商贩，棉花只有政府收购），深更半夜就要上路。头天晚上，母亲就烙好一大摞烙馍，用笼布裹住让父亲带上。念小学二年级时，我经常闹着母亲烙烙馍，闹到手了便在书包里偷偷地藏几张，作为稀罕物送给我的同桌慧英。慧英也把她珍贵的礼品——她妈妈给她的带红杠杠的单据——赠给我作为日记本。
日子在赶往昨天的途中如流水般静静地滑着，在贫穷时很稀罕的烙馍，在生活条件好了的今天仍然弥足珍贵，街头、饭店里难以见到，在我居住的这个生活节奏较快的都市，愿意做烙馍的人不多，会做烙馍的人更少。烙馍只在皖北农村顽强地生长着，繁华着，每每想吃烙馍，我便坐一辆大客车，颠簸三四个小时来到皖北的老家，过过嘴瘾，反刍过去有烙馍吃的美好时光。
作者：陈学长，男，安徽萧县人，现居合肥，在《北京文学》、《安徽文学》、《散文》、《青年博览》、《青年作家》、《短篇小说》、《鹿鸣》等报刊上发表散文、小说若干。其中，小小说《经验》被用于2015年浙江重点高中自主招生语文试卷阅读理解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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