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人杨先生
当年罗江文化站创办的文学期刊《雨村》
杨先生，安徽泗县人，早年与我同一单位，都在罗江。他是高66级的，我是小66级的，他年长我7岁。上个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我们同受“伤痕文学”的影响，迷上文学。那时候我三班倒，还是单身，杨先生长白班，且已成家，所以我住单身楼，他住家属区。
杨先生与我迷恋文学之深，可以说一言难尽。他喜欢构制长篇，洋洋洒洒几十万字，一动笔就是几个月甚至经年，多是写他中学时代的故事，也包括他两口子的恋爱故事。由于他写作常常废寝忘食，尤其夏日里赤膊上身，在楼梯过道上一写就是大半夜，上下楼梯的邻居都看在眼里。他一手拿笔，一手摇蒲扇，驱热也驱蚊子，成为我们单位家喻户晓的文学“拼命三郎”。那时候，我也有一些“豆腐块”文章发表于报刊、电台，引起了他的关注，于是我们就成了文友。
杨先生爱与我互相传阅文稿，坦诚相见，不避隐私。他的文字写得很工整，端端地码在文稿纸方框里，像打印出来似的，即使长篇大论读起来都不费劲。后来在罗江文化站的帮助指导下，我们成立了“雨村文学社”，出版了季刊《雨村》。《雨村》是我们一手培育起来的油印刊物，无论版式还是插图都仿照正规文学刊物像模像样，我跟杨先生都是副总编，要写稿、审稿、编排、刻字、打印、校稿、发行……心血花了不少，付出得到的回报就是内心的滋润与获得感、成就感。
杨先生在我的印象里是个憨厚人，始终没能见到他的长篇小说见诸报刊。我曾经也劝说过他，不妨也写点小的东西，比如短篇小说，诗歌散文，来得快也不那么伤人。后来有德阳县宣传部门的领导来指导创作，我们这些“文学骨干”被邀请到场，记得一次几个作家前来办文学创作学习班，我们对其中某作家《文学与流汗》的演说像遇到知音一样甚感激动。有一天夜深了，杨先生还把我从玉京山上叫下来陪他一同去老师下榻的旅社，并带上他十来斤文稿，想得到老师的指点。由于时间有限，见到老师也没问到个“子曰”，文稿被老师带走了，说是回去慢慢看。但是，那些文稿在老师那里不仅石沉大海，而且一放就是好多年。后来，杨先生又要我陪他到德阳找老师索回文稿，毕竟那是他花了好多年心血写出来的，我们来回跑了很多次，不是老师不在，就是老师已经搬家。最终他要没要到那些文稿不得而知，我估计他那些文稿老师也没时间看，或者早就当垃圾扔掉了。
现在想起这些往事确实可笑，可那时候的文学青年就是那么痴情，那么执着，那么一厢情愿。
后来，杨先生弃文从政了，再后来做到大企业的副总，几十年沧桑演变，宦海沉浮，我们因地位身份不同也少了联系甚至完全断绝来往。当我偶尔遇到熟人打听起杨先生时，才知道他早已移居国外了。
今年春节过后一位朋友来电话，说有一个老朋友想见我，一问才知道是杨先生，我顿时激动起来，心底的陈年往事也一股脑浮了上来。
我们在德阳的一家酒店相见。其实，杨先生的模样以及言谈举止都没有怎么变，只是曾经的一头乌发全白了，白的有点像“混血”的模样，脸红红的，这让我想起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样子。我们相视良久彼此伸手，但没有握手，还是觉得拥抱来得更亲热一些。光阴似箭，时间过得太快了，这一晃杨先生都是年过古稀的人了！
我们问过了各自的生活、家庭，但更多的还是问有没有继续写作。我告诉杨先生，我没有中断写作，还在一如既往地发表“豆腐块”，并说也许此生就这个命了。杨先生也不再写大部头作品了，退休后重拾文学爱好，他把这种爱好的人群归之为“小众”，写一些古体格律诗发表在新西兰的中文《先驱报》副刊上，也是《先驱报》副刊的特约撰稿人。
杨先生这次回国是为老父亲奔丧来的，短短几天来去匆匆，临别时他给我带了几份《先驱报》，上面有他的诗作，千里迢迢专门带诗作给我，说明他心里一直惦记着我，惦记着往事，就像年轻的时候我们传阅习作一样。我们相视笑着，心里却有想哭的感觉……
杨先生见过我，说心事已了，当晚即飞回新西兰。不知道我们以后还有没有见面的机会，也不知道下次见面会在何时何地，毕竟他都70好几的人了。
杨先生带给我的新西兰中文《先驱报》上他写的诗歌我都一一拜读了，很工整，很有韵味，也含义深刻，一如他的字体，那么一丝不苟。现摘录一首《滩上枯木》，算作我们相见后对曾经爱好的感慨与互勉吧。
形销枯槁卧石滩，日曝风摧几许年。去尽生前枝蔓事，峥嵘魂骨照云天。
当年罗江文化站创办的文学期刊《雨村》
杨先生，安徽泗县人，早年与我同一单位，都在罗江。他是高66级的，我是小66级的，他年长我7岁。上个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我们同受“伤痕文学”的影响，迷上文学。那时候我三班倒，还是单身，杨先生长白班，且已成家，所以我住单身楼，他住家属区。
杨先生与我迷恋文学之深，可以说一言难尽。他喜欢构制长篇，洋洋洒洒几十万字，一动笔就是几个月甚至经年，多是写他中学时代的故事，也包括他两口子的恋爱故事。由于他写作常常废寝忘食，尤其夏日里赤膊上身，在楼梯过道上一写就是大半夜，上下楼梯的邻居都看在眼里。他一手拿笔，一手摇蒲扇，驱热也驱蚊子，成为我们单位家喻户晓的文学“拼命三郎”。那时候，我也有一些“豆腐块”文章发表于报刊、电台，引起了他的关注，于是我们就成了文友。
杨先生爱与我互相传阅文稿，坦诚相见，不避隐私。他的文字写得很工整，端端地码在文稿纸方框里，像打印出来似的，即使长篇大论读起来都不费劲。后来在罗江文化站的帮助指导下，我们成立了“雨村文学社”，出版了季刊《雨村》。《雨村》是我们一手培育起来的油印刊物，无论版式还是插图都仿照正规文学刊物像模像样，我跟杨先生都是副总编，要写稿、审稿、编排、刻字、打印、校稿、发行……心血花了不少，付出得到的回报就是内心的滋润与获得感、成就感。
杨先生在我的印象里是个憨厚人，始终没能见到他的长篇小说见诸报刊。我曾经也劝说过他，不妨也写点小的东西，比如短篇小说，诗歌散文，来得快也不那么伤人。后来有德阳县宣传部门的领导来指导创作，我们这些“文学骨干”被邀请到场，记得一次几个作家前来办文学创作学习班，我们对其中某作家《文学与流汗》的演说像遇到知音一样甚感激动。有一天夜深了，杨先生还把我从玉京山上叫下来陪他一同去老师下榻的旅社，并带上他十来斤文稿，想得到老师的指点。由于时间有限，见到老师也没问到个“子曰”，文稿被老师带走了，说是回去慢慢看。但是，那些文稿在老师那里不仅石沉大海，而且一放就是好多年。后来，杨先生又要我陪他到德阳找老师索回文稿，毕竟那是他花了好多年心血写出来的，我们来回跑了很多次，不是老师不在，就是老师已经搬家。最终他要没要到那些文稿不得而知，我估计他那些文稿老师也没时间看，或者早就当垃圾扔掉了。
现在想起这些往事确实可笑，可那时候的文学青年就是那么痴情，那么执着，那么一厢情愿。
后来，杨先生弃文从政了，再后来做到大企业的副总，几十年沧桑演变，宦海沉浮，我们因地位身份不同也少了联系甚至完全断绝来往。当我偶尔遇到熟人打听起杨先生时，才知道他早已移居国外了。
今年春节过后一位朋友来电话，说有一个老朋友想见我，一问才知道是杨先生，我顿时激动起来，心底的陈年往事也一股脑浮了上来。
我们在德阳的一家酒店相见。其实，杨先生的模样以及言谈举止都没有怎么变，只是曾经的一头乌发全白了，白的有点像“混血”的模样，脸红红的，这让我想起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样子。我们相视良久彼此伸手，但没有握手，还是觉得拥抱来得更亲热一些。光阴似箭，时间过得太快了，这一晃杨先生都是年过古稀的人了！
我们问过了各自的生活、家庭，但更多的还是问有没有继续写作。我告诉杨先生，我没有中断写作，还在一如既往地发表“豆腐块”，并说也许此生就这个命了。杨先生也不再写大部头作品了，退休后重拾文学爱好，他把这种爱好的人群归之为“小众”，写一些古体格律诗发表在新西兰的中文《先驱报》副刊上，也是《先驱报》副刊的特约撰稿人。
杨先生这次回国是为老父亲奔丧来的，短短几天来去匆匆，临别时他给我带了几份《先驱报》，上面有他的诗作，千里迢迢专门带诗作给我，说明他心里一直惦记着我，惦记着往事，就像年轻的时候我们传阅习作一样。我们相视笑着，心里却有想哭的感觉……
杨先生见过我，说心事已了，当晚即飞回新西兰。不知道我们以后还有没有见面的机会，也不知道下次见面会在何时何地，毕竟他都70好几的人了。
杨先生带给我的新西兰中文《先驱报》上他写的诗歌我都一一拜读了，很工整，很有韵味，也含义深刻，一如他的字体，那么一丝不苟。现摘录一首《滩上枯木》，算作我们相见后对曾经爱好的感慨与互勉吧。
形销枯槁卧石滩，日曝风摧几许年。去尽生前枝蔓事，峥嵘魂骨照云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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