坡翁墨寄千秋馥闾巷至今说扶疏（下）□周宝芳
石夷庚在宿州的书画店号为“翰苑林”（参见米芾《宝晋英光集·李邕帖赞序》），在收藏界声名远播。元祐二年（1087年），米芾经过宿州，听说石夷庚家有唐代李邕的《光八郎谢惠鹿帖》，不惜以张萱六画、徐浩二帖与其交换。米芾《宝晋英光集·李邕帖赞序》卷六记载：“……故紫薇舍人石昌言所藏。元祐丁卯过埇上，遇紫薇孙夷庚字坦夫，以张萱六画、徐浩二古帖易得。”文中提到的“埇上”乃宿州代称，因宿州在埇桥故址基础上建立，故文人墨客常用“埇上”称宿州。这次书画交易，石夷庚惜售。之所以能够成交，米芾借助与苏东坡的关系，还有石夷庚母亲程老夫人看在东坡的面子上力促。米芾虽购得石家两贴，还念念不忘宿州石家收藏的唐李邕《多热要葛粉帖》。由此可知，宿州石家让米芾这样收藏鉴定皆内行的人念念不忘的藏品很多。
石夷庚与黄庭坚很早就有交往，二人成了很好的朋友。熙宁二年（1069年）暮春时节，石夷庚在亳州观察支使任上，黄庭坚到亳州公干，二人相交甚欢。黄庭坚在《次韵坦夫见惠长句》（四库全书《山谷外集》卷十二）对这次相见有所描述。黄庭坚说他长相“缁面黧黑”，但人不可貌相，他却腹有诗书，“王事贤劳尚有诗”。黄庭坚夸他：“公才富比沧海宫，明珠珊瑚凡几库。惠连宰上麦纤纤，喜公犹得春草句。”黄庭坚离开时，石夷庚“简书留句四十里”相送。
黄庭坚得草书三昧也与石家有些机缘。宋人曾敏行《独醒杂志》卷二《黄山谷得草法于涪陵》云：“元祐初，山谷与东坡、钱穆父同游京师宝梵寺。饭罢，山谷作草书数纸，东坡甚称赏之。穆父从旁观曰：‘鲁直之字近于俗。’山谷曰：‘何故？’穆父曰：‘无他，但未见怀素真迹尔。’山谷心颇疑之，自后不肯为人作草书。绍圣中，谪居涪陵，始见怀素《自叙》于石扬休家。因借之以归，摹临累日，几废寝食。自此顿悟草法，下笔飞动，与元祐已前所书大异。始信穆父之言为不诬，而穆父死已久矣。故山谷尝自谓得草书于涪陵，恨穆父不及见也。”这是宋人曾敏行记述元祐初年黄庭坚与东坡、钱勰（字穆父）同游京师宝梵寺的一段逸闻。绍圣年间，黄庭坚谪居涪陵，意外地在石扬休家见到了怀素《自叙帖》。黄庭坚借回家，连续几天反复临摹，自此顿悟草法。石扬休卒于嘉祐二年（1056年），石康伯卒于元丰八年（1085年），绍圣年间在世从事书法古董收藏的石家后人只有石夷庚。以此判断，石夷庚于绍圣年间已经迁居涪陵。因石夷庚与黄庭坚早已有交情，黄庭坚又是东坡的得意门生，所以石夷庚把如此珍贵的法帖借给黄庭坚带回家，供其仔细研究、累日临摹，黄庭坚顿悟了草书三昧。可以说，石家成就了黄庭坚的草书大家地位。
元祐八年（1093年），高太后去世。宋哲宗亲政后，贬窜旧党人物，启用新党。哲宗带着对祖母的怨尤，将受太后信任、保护的苏东坡撵出京城，先贬定州，再贬英州，一月之内三改谪命。在他赴英州的途中，政敌章惇、蔡京、来之邵等人又不断地在皇帝面前交章构陷，说苏轼罪大恶极，贬谪英州仍不足以惩罚，又两次加重处分，把苏东坡当作一个囚犯不停地追打。
绍圣元年五月初，东坡一家到达南都（商丘）。恐累及亲朋至交，东坡除了见童年时代的朋友、在南都行医的乡人张元明外，其他所有朋友，包括莫逆之交王巩，一律拒见。东坡《致顾道发简》表达了当时的心情：“屈烦诸公冠盖出饯城外，非放臣所宜，故不敢见，只恃公知照。”
五月十日，东坡一家途经宿州，全家三十余口人落脚宿州石家。东坡在宿州也有一些同年故旧。晁说之时任宿州教授，乃同年好友晁端彦之子。东坡是经恩师欧阳修牵线与晁端彦订交的，此时晁端彦已贬陕州。东坡与晁端彦不离不弃，感情颇深，知道了故人之子在宿州，便邀来扶疏园相见，并将自己当年制举时的一方歙砚送给了晁说之。其他人，东坡一律避而不见。
东坡已风烛残年，远谪英州凶多吉少。石家为东坡举行家宴饯行。席上，觥筹交错，东坡情不自禁，潸然泪下，遂用《古阳关》曲调高歌：“暮云收尽溢清寒，银汉无声转玉盘。此生此夜不长好，明月明年何处看？”东坡所唱，乃十八年前中秋夜与弟苏辙观月于彭城时所作（参见宋朱弁《风月堂诗话》卷下）。
晁说之在《嵩山文集·砚铭》卷十八记载了这次聚会：“东坡居士，初谪岭南,道扶疏园,遗此砚宝。”又在其《东坡先生画像》云：“及其南迁泣别隋岸兮，惜乎不克保厥躬也。”陆游《老学庵笔记》卷五记载了这次宴会轶闻：“世言东坡不能歌，故所作乐府多不协律。晁以道谓：‘绍圣初，与东坡别于汴上。东坡酒酣，自歌古阳关。’则公非不能歌，但豪放，不喜剪裁以就声律耳。”以道是晁说之的字。因此判断，晁说之《嵩山文集》记载的“扶疏园”，就是石家的私家园林石氏园。
扶疏亭：断碑又重构，
墨寄千秋馥
扶疏园因东坡而建，也随着东坡的沉浮屡遭劫难。
就在苏东坡逝世的这一年，蔡京得到宋徽宗的重用，擢为翰林学士。蔡京掌权后，排挤政敌，把上书反对新法、同情元祐旧臣的人打入另册，列入“元祐奸党”。崇宁三年(1104年)，徽宗下诏，把元祐、元符间司马光、文彦博、苏轼、黄庭坚、秦观等309人列为奸党，徽宗亲书“元祐党籍碑”名，命蔡京书写碑文，镌之于石，置于文德殿门之东壁，永为臣子之戒。宋徽宗还下诏:将苏洵、苏轼、苏辙、黄庭坚、张耒、晁补之、秦观、马涓等人的文集，以及范祖禹《唐鉴》、范镇《东斋记事》、刘攽《诗话》、僧文莹《湘山野录》等印版，悉行焚毁。（参见《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一二一 宋徽宗《焚毁三苏文集等印版诏》）。宋人吴曾《能改斋漫录·除东坡书撰碑额》卷十一载：“崇宁二年有诏旨，应天下碑碣榜额，系东坡书撰者并一例除毁。”毫无疑问，扶疏园中的东坡墨竹图碑也在劫难逃。
东坡流放岭南，也意味着宿州石家的人脉已尽。笔者认为，对以东坡为首的元祐党人的残酷迫害，让具有隐逸倾向的石夷庚无形地感受到危险一步步逼近，从事古董书画收藏行当最怕遇到社会动荡，政治嗅觉灵敏的石夷庚不能不考虑自己面临的处境，迁回四川老家是他最好的选择。因而，石夷庚带着决绝与眷恋，悄悄地离开了宿州，迁居于川东涪陵（今属重庆市）。因此，扶疏园逐渐也成了荒芜之地。
南宋理宗端平二年(1258年),南宋诗人毛珝《吾竹小稿》载有《题扶疏亭竹》诗：“风晴雨雪天，无趣不萧然。影过邻家月，根通石下泉。长因终日看，忆得故山眠。物胜今方会，心虚节自坚。”此诗没提扶疏园，也没提扶疏亭中的石碑，只描述了扶疏亭中的竹子，说明被毁坏的扶疏亭碑已经移走。
元顺帝至元六年（1340年）前后，廉访佥事、诗人金元素来宿州，赋《书宿州惠义堂》诗：“扶疏亭畔多荒草，惠义堂前有断碑。”金元素笔下的扶疏亭，已颓破不堪，芳草萋萋。碑虽断，东坡之名影响深远，断碑被州府迁到署衙院内惠义堂前放置。
明弘治十一年（1495年），江西泰和县人曾显，由滁州知州改知宿州，读金元素《书宿州惠义堂》诗，知扶疏亭断碑尚存,“遂询诸父老，披寻旧刻得残碑二圮于污秽中，乃令判官张仲源、唐伟、宿卫指挥使周汉，聚材拓基构亭以复旧”（明弘治《宿州志》），重建扶疏亭于州衙后面北城墙上。明崇祯末知州李炎林、清康熙知州高其佩、臧先祖，递加修葺。最后一次是光绪十五年（1889年），知州何庆钊主持重修，改造成现在的扶疏堂。
“一自坡公谪南海，天下不敢小惠州。”东坡先生曾经十临宿州，宿州亦值得天下人仰慕。自曾显重构扶疏亭以来，慕名而来的文人墨客，无不怀着崇敬的心情，仔细观赏，品味咀嚼，继而或为诗，或为文，发思古之幽情，抒仰慕之愫怀。其中明化成甲辰进士、广西布政司参议黄金《扶疏亭》诗最有代表性，表达出广大宿州百姓对东坡一生屡遭谗毁、命运多舛的惋惜，对东坡一生如挺拔翠竹，无私无畏、高风亮节精神的追慕与缅怀：
“东坡先生天下士，健笔纵横写大意。潇湘秋色连太清，淇奥清风掠平地。数枝潇洒寒夜情，凤凰飞下月三更。几个阴森春雨径，玉箫幽咽苍妃声。劲节虚心立不倚，直气孤忠宛相似。密叶繁基亦有之，博学宏才无乃是。笔端造化神相成，天机飞动天籁鸣。不然迁谪迄无定，安能游戏如斯精？藏墨有亭传自古，世远亭空固其所。断碑栖落榛莽深，旧迹莫寻今几许。睢阳太守邦之贤，好竹实同袁粲坚。觅碑剥苔已获竹，作亭覆碑切复全。爱竹爱人非玩物，对竹跂人真矩镬。高标雅操持不移，直和《箫韶》齐嶰谷。”（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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