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图一探南宋衰亡之谜
蒋杏
南宋是很难写的，站在中华版图前，在南宋一百五十三年间，既有大金的崛起与没落，伪齐的诞生与灭亡，又有蒙元的立国与强大。
壹一纸屈辱的“绍兴和议”
南宋是中国古代史上诸多王朝之一，历九帝，二十二个年号，就其本质而言，与其他中原王朝无异。不同的是，南宋是“靖康之耻”的产物。靖康二年（1126年），金兵大举南下，攻陷开封，掳走二帝（赵佶、赵桓）以及一应皇室成员，赵佶第九子赵构赴金营谈判侥幸逃脱。公元1127年5月，赵构于应天府登基，是为南宋。
南宋从立国那一天起，就只有半壁江山，史称“偏安江南”。南宋时期，前有大金，后有蒙元，这两个崛起于北方的王朝始终用贪婪的目光窥伺着南宋，时刻给宋廷带来生存的危机。
从立国之初到绍兴五年，南宋为图存焦虑。一大群忠勇之士就是在这个时期由默默无闻而成为国家栋梁，甚至荣登史册。张浚、赵鼎、吴玠、岳飞、韩世忠等人是杰出代表。
经过八年浴血苦战，对外，将气焰万丈的金兵挡在了秦岭、淮水以北，对内，剿平了多如牛毛的兵变与民变，随着洞庭地区的平定，南宋王朝国势初安。是北上收复失地？还是与金人握手言和？收复失地意味着继续强军，与金人言和则意味着吞咽国耻。
赵构之罪不在议和，而在为了议和，刚直之士受到清洗，无耻小人掌握了权柄。总纂《宋史》的欧阳玄对赵构的评述是：“恭俭仁厚，以之继体守文则有余，以之拨乱反正则非其才。”没有雄才大略的赵构生在了一个需要雄才大略的时代，这便是南宋的悲哀。
天子一味议和，必然扼杀血性。忠义之士遭到打压，阳刚之气严重削弱，秦桧之流得以大行其道。秦桧之流的恶不在主和，不在罢将，而在于严重破坏了宋廷的政治生态。为固位专心媚上，为媚上专意谗佞，以至于朝廷上下尽宵小之徒，京城内外多蝇营狗苟之辈，国家正气荡然无存。接下来的是，议和变成了苟安，举国一片享乐，所谓“中兴大宋”成了泡影。
一纸屈辱的“绍兴和议”给南宋带来了近二十年的和平。南宋从当初的一贫如洗，渐次欣欣向荣。但富国不等于强国，尤其是南宋的“和平”并非百战所得。在胜利者施舍的“和平”里积累下万千财富不仅不是人民之幸，反而是国家之祸。
果不其然，到了绍兴三十一年（1161年），金主完颜亮不满足于南宋俯首称臣和贡银贡绢，起六十万大军分四路伐宋，企图一举吞并江南。尽管战争的结局是完颜亮身败名裂，事实却再一次证明了国富不强的悲哀。
国难之际，赵构匆忙逊位，继子赵昚登基。
贰享乐颓废风气盛行懦怯成了南宋常态
王朝第二代天子在继位之初颇有些虎虎生气，首先立年号“隆兴”，接着以朝廷的名义为岳飞平反，启用中兴名臣张浚。天子雄心勃勃，将帅却意气消磨，军风军纪已败坏不堪。隆兴用兵的两名主将李显忠与邵宏渊，二十年前都不是泛泛之辈。邵宏渊是韩世忠的部将，李显忠是西军之后。然而，二十年的莺歌燕舞与酒池肉林使昔日的俊杰严重蜕化。《宋史·胡铨传》载：“克复宿州，大将李显忠私其金帛，且与邵宏渊忿争，军大溃。”“隆兴议和”不久，年号就改为了乾道，标志着王朝又拐回到了老路。
毫无疑问，赵昚是南宋九帝中最为出类拔萃的一个，他所开创的“乾（道）淳（熙）之治”，至今仍为史学家们津津乐道。
如果说第二代天子圄于守成，第三代天子则开始败家。赵惇在位五年，用欧阳玄的话说：“宫闱妒悍，内不能制，惊忧致疾。自是政治日昏，孝养日怠，而乾淳之业衰焉。”
待到第四代天子赵扩继位，懦怯成了南宋的常态。
韩侂胄是伴随赵扩继位而跃上政治舞台的一颗新星。韩侂胄是北宋名相韩琦之后，身世显赫。韩侂胄属恩荫入仕，受的是武职。在重文抑武、科第至上的宋代，一个靠恩荫入仕的武官骤然发达，士大夫们自是不齿。从韩侂胄得到赵扩信赖的那一刻起，当朝大臣们就开始与韩侂胄较劲。是时理学盛行，理学讲究“内圣”，也就是“道德的自我完善”。韩侂胄的出现，在道德至上的理学派官员看来简直是个“怪胎”，必欲除之而后快。赵扩懦怯，但他是天子，理学派官员越是与韩侂胄较劲，生性怯懦的天子就越是需要韩侂胄的精神慰藉，最终将他推上了“平章军国事”这一罕见高位。
登上高位的韩侂胄倡言北伐。于是整治武备，遴选将帅。开禧二年，北伐战车启动。千里战线狼烟再起，十万大军直指旧疆。
遗憾的是，有着两度议和的南宋王朝，享乐之风和颓废之气已经渗入骨髓，在东线，郭倬弃军保命于宿州，在西线，吴曦降金称王于川蜀。
事情发展到了这个地步，宫中寒流涌动。开禧三年冬，后党密谋，击杀韩侂胄于玉津园中。这还不算，面对大金的威逼，南宋开棺斫首，将韩侂胄的头颅不远万里送与金国。
开禧北伐是南宋史上唯一一次以朝廷的名义举行的匡复之战，无论怎么评价都属正义之举。然而，南宋的荒谬连金人都看不上眼。据同时代人张端义在《贵耳集》中记载：“韩侂胄函首才至虏界，虏之台谏文章言侂胄忠于其国，缪于其身，封为忠缪侯。”
韩侂胄“忠于其国，缪于其身”，导致函首以献，这是南宋继杀害岳飞之后的又一次自我阉割。
叁强敌窥伺、财政困顿 宋王朝走向末路
嘉定元年（1208年），宋金第三次议和，史称“嘉定和议”，宋廷一如既往伏低做小。是时，大金已成强弩之末，因为更为强大的蒙古帝国已在漠北崛起，而南宋，却脆弱得不如“鲁缟”。
三年后，也就是公元1211年8月，铁木真倾举国之兵南下灭金，野狐岭一战，三十万金兵灰飞烟灭。至此，大金一蹶不振。端平元年（1234年），大金最后一个落脚点蔡州在宋蒙联军攻击下陷落了，金哀宗自杀身亡。
然而，大金的衰落与灭亡并未给南宋带来片刻的安宁。
当南宋上下沉浸在“雪耻”的狂欢中时，殊不知，这一刻恰如百年前联金灭辽的再现。一个强大的对手覆亡了，另一个更为强大的对手崛起了。但凡有识之士心里必然清楚，联手是暂时的，最终确是刀兵相向。蒙古人以游牧为生，靠的是“抄掠”起家。四川称天府之国，江南名鱼米之乡，蒙古国君臣早就垂涎三尺。
实际上，此时的南宋已是纸糊的灯笼，仅仅外表看起来光鲜。困顿的财政早已将朝廷拖入了歧途，而歧途前面就是断崖。
会子（纸币）是南宋的一大发明，始发于赵构治下。绍兴三十一年（1161年），朝廷成立“行在会子务”，于东南诸路发行会子，嗣后渐渐扩大至全国。会子远比铜铁钱便利，有助于商品流通，一经推出便受到追捧。赵昚的“乾淳之治”，会子功不可没。
起初发行会子，国家设有本金，可以自由兑换，且对每一届的发行数量设限。蒙元崛起，挥兵南下，大金在蒙古人的重击下迁都开封。金人畏惧蒙古铁骑，却鄙夷宋廷。嘉定十年（1271年），第三次议和的墨迹未干，金兵从东到西向宋军发动了全面进攻。战事一直持续到嘉定十七年，史称“八年抗金”。
八年抗金，耗资亿万，钱从哪里来？除了加重税赋，便是发行会子，没有本金的会子成了洪水猛兽。
端平二年（1235年），蒙古兵分三路侵宋。顷刻间，蜀口三关被蒙军踹破，蒙军铁蹄蹂躏四川腹地，继而兵燹祸及襄汉与两淮。村镇焚掠，人民逃亡，疆域锐减。但抗蒙必须养军，养军只得再发会子。会子成了百姓的噩梦，也成了南宋的绞索。
襄阳之战是宋蒙之间的一场生死之战。襄阳被围六年，朝廷内部相互倾轧，相互掣肘。吕文焕无奈降元，标志着宋王朝人心离散，分崩在即。
历史具有内在规律，大金起于白山黑水，一时何等骁勇？然而，曾经那样不可一世的大金王朝只存在了一百二十年。同室操戈，手足相残，在大金一朝此起彼伏。待到野狐岭战败，国家元气重挫，权贵们处心积虑地泄私愤、报私仇、谋私利，其国焉能不亡？甚至包括睥睨四海的蒙元帝国，因为图霸业，刮民膏，在中国历史上也仅是昙花一现。
我写南宋，就是试图一探其衰亡之谜。
南宋文化灿烂，书院林立，商贸通畅，都市繁华。南宋也不乏优秀人物，文有朱熹、陆九渊、吕祖谦、陆游、陈亮、辛弃疾等人，武有吴玠、吴璘、岳飞、韩世忠、毕再遇、孟珙、余玠等人，然而南宋的国势，却始终危若累卵。
历史是一面镜子，南宋那段令人怅恨的历史留给我们的除了无尽的愤懑，更多的则是反思、警醒和激励。居安但要思危，励精更要图治，胸中理想不灭，梦想方能成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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