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皇后是新丰人考释孝慈皇后文史研究会武正彪武广汉
明代开国皇帝朱元璋的结发妻子，正宫皇后马秀英，是“宿州闵子乡新丰里 ”(今宿州市埇桥区夹沟镇新丰村) 人，本无争议。然而近些年在宿州埇桥区——她的故里却流传着种种说法，譬如：把距新丰村十公里左右的前旺庄说成是新丰，说马皇后是前旺庄人，还有说马皇后出生在朱仙庄村、出生在符离镇杜山子村的等等。一些作为地方比较严肃的史料性读物和一些有关部门的宣传材料也说法不一，莫衷一是，以至于多种演绎，竟使得这样一位在历史上享有崇高声誉的一代贤后连故里也不清楚。史料中记载马皇后的文字相对较少。目前，尚无一部比较集中、完整的关于马皇后的史料供参考。史料的缺乏，系统宣传之少，是造成以讹传讹的原因之一。事实是，马皇后的故里在史书上有着明确记载。特别是作为明代史料源头，多达十三部计二千九百零九卷的官编纪实巨著——《明实录》，以及其它正编明代史料都有明确记载。
马皇后史称为“孝慈皇后”，是我国历史上众多正宫皇后中公认的、为数极少的、享有崇高声誉的一代贤后，是公认的明朝开国缔造者之一。马皇后是宿州人的骄傲。研究马皇后，把她的故里和事迹弄清楚，无论从哪个方面都是不无裨益的。
确定一位历史人物的故里必须有充分的依据，这些依据应当首先是正编的国史、正编的地方史料，和其它的史料性文物碑刻，相关明清谱系资料等，应多方印证综合分析。而不是凭某书籍的只言片语在史书上加以推测，也不是凭演义戏说。那么，马皇后是新丰人，能不能从国史、地方史、有关碑刻及其它历史资料找到根据呢？回答是肯定的。
一、从国史看。在作为明代史料源头的官编纪实巨著—《明实录》中，是这样记载的：“丙戊，皇后马氏崩，后之先自宋太保默家子宿州闵子乡新丰里，世豪里中……”（《明太祖实录》一四七卷）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明代通史专著－明代陈建编著的《皇明通纪》里，有关于马皇后的记载：“朱元璋崎岖三载，仍还于皇觉寺。至是，遇乱，谋入濠城避兵。至城门，守门者执之，欲加害，郭元帅救而免之。抚之麾下，间召与语，悦之，取为亲兵，日加亲信，事必与谋，遂以孝慈高皇后配焉。后姓马氏，宿州闵子乡新丰里人，早丧父母，郭元帅抚育之为己女，上在甥馆，日掌征讨之事，大明一统之业基于此焉。”在明代主要史料中如《明实录》、《明会典》、《国榷》、《明通鉴》、《皇明通纪》，及清代编写的《明史》、《明史纪事本末》等，关于马皇后故里的记载，或记载到州，曰“宿州人”，或记载到村、里，曰“宿州闵子乡新丰里人”，都是无一例外的这样明确记载。限于篇幅不能一一摘录。
这样的记载，说明了朱元璋、马皇后在世时，就已经肯定自己是宿州闵子乡新丰里人，并写入了史籍。
二、从正编地方史料——历朝《宿州志》看。《宿州志》关于马皇后故里记载是否与国史一致呢？
《宿州志》始编自明代起到清朝光绪年代止，先后编纂十次，现存于世的有六次编写的《宿州志》，分别为明朝弘治十三年(1499年) 编纂的《宿州志》；明朝嘉靖十六年(1537年)编纂的《宿州志》；明朝万历二十四年(1596年) 编纂的《宿州志》；清朝康熙五十七年(1718年)编纂的《宿州志》；清朝道光五年(1825年)编纂的《宿州志》；清朝光绪十五年(1889年)编纂的《宿州志》。这六部《宿州志》对马皇后是新丰里人都有记载，且都是一致的。弘治《宿州志》开篇就写道：“宿乃慈孝高皇后生长梓里也。”书中写道：“徐王姓马氏，闵子乡新丰里人……”嘉靖《宿州志》记载“徐王宿之闵子乡人。姓马氏，即孝慈高皇后父也”。又云：“皇后父徐王马氏，世为宿州人，家闵子乡新丰里。”《宿州志》记载马皇后是新丰人明确无疑的。与国史记载是一致的。
三、从明代文物碑刻看。历朝宿州志有着同样记载的，至今还留在当地人的记忆中的徐王陵墓(马皇后父母陵墓)碑文更有着明确的记载：“大明徐王陵墓碑，嘉议大夫礼部尚书臣陶凯奉勑撰。洪武四年夏六月丙申，皇帝御，皇宫门召礼部尚书臣陶凯谕之曰：皇后父徐王马氏世为宿州人，家闵子乡新丰里……”这是明开国皇帝朱元璋口谕，召礼部尚书陶凯撰写的徐王陵墓碑文。这块碑在新丰村西山，即“龟山之左，丰山之右”的地方。据当地人记忆，该碑在夹沟集北门口就可看到(夹沟集据徐王陵墓约５华里) ，传说“南北二京没见过这么大的石碑”。其实，规制是按照明朝“王”的陵墓尺寸规定建制。这块碑建于明朝洪武四年(即公元1371年)，毁于公元1966年，长达595年，算是一件文物。现在奉命炸碑的新丰人还健在，石碑的碎片还埋藏在新丰村的某深沟里。这块碑文可以说是洪武皇帝朱元璋与马皇后亲自监制的，明确的说明她是新丰人，几乎可以认为：在明代初年皇帝、皇后就在新丰竖起马皇后是新丰人的牌子。
四、从有关姓氏族谱看。清朝道光年间的《武氏支谱》也是很好的佐证材料。在武氏族谱上有相当的篇幅记载着新丰武氏与马皇后、与徐王陵墓管理诸多往来的记载，其中在洪武十五年马皇后病逝，就有这样的记载；“洪武十五年……当年皇太后崩，武真(新丰人－本文注)等一十九名前去祭祀……”（清·宣统元年丰山堂《武氏支谱》）。自洪武元年至永乐年间到嘉靖年间，新丰武氏与朝廷的往来都有具体的记载。《武氏支谱》明确记载前旺庄武氏鼻祖武从真也是新丰人。原文是：“公姓武氏讳从真，宿之闵子乡新丰里人，昆仲六公居末……”首部《武氏族谱》是由南京鸿胪寺编写，当地称“龙编谱”。要说明的是选择《武氏家谱》作为证据材料，是因为在明朝新丰武氏为马皇后的表舅亲。清·道光《武氏支谱》记载，马皇后少时随父母移家定远时，她的表舅——新丰武氏曾护送，平时也经常在其舅家相互串门、玩耍，舅家“抚之犹勤”。马皇后入主正宫后，因马皇后父母早卒，无后，念“武氏旧德”，加之徐王陵墓规模较大，每年七祭，需人管理，故在明代封新丰武氏为皇亲国戚。这在宿州志和清朝道光年间的《武氏支谱》中，有着互为印证的相关记载。
五、几点分析：马皇后是新丰人史料上记载的非常明确，没有疑义。但有辩说“前旺庄过去就叫新丰。”这更是不存在的。
一、国道(古称官道)上的新丰从来没有变。新丰过去设过县，后来设过集，铺、里。在明代既是集也是铺、又是里。这在《宿州志》及新发现的明朝崇祯元年关于徐王陵墓的一块地契碑文得到证明(详见图片)。新丰有这么多头衔大概与新丰所处官道位置有关，而旺庄，就不同了，前旺庄东西南北均无大道可言，交通不便，怎么可能成为县、集、铺、里呢？新丰从来就没有地名变更的记载和说法。
在史书上，以千年闵子祠为中心，新丰与前旺庄的地理方位有着准确的定位记载。列入四库全书的明朝张云汉编著的《闵子世谱》一书明确记载：“闵子铺集(今闵贤集) ——“南至新丰十里，北至祠堂五里(闵子祠堂指今闵祠村)”。这说明新丰在闵祠南十五里之地，而前旺庄则在闵子祠西三四华里左右，新丰与前旺庄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个村。
二、马皇后故里的新丰元素。综合史料诸多记载，作为马皇后故里的新丰，除了上述县、集、铺、里、方位这五个元素外，还应当具备以下五个元素，即新丰村、丰山、龟山、徐王陵墓，而这个新丰村又必须在闵子祠南方十五里之地。《宿州志》记载：“丰山在新丰里，故名”。又载：“徐王陵墓在龟山之左，丰山之右”。这就是说，丰山，龟山，新丰村，徐王陵墓，这两山一村一陵园都在互为关联的一个地方，如果前旺庄过去是新丰的话，那里没有龟山，没有丰山，没有徐王陵墓，不在闵子铺集南，如同山东河南有个新丰村一样，怎么能是马皇后故里的新丰呢？
三、综合诸多资料，马皇后是新丰人无可争辩。马皇后是新丰人证据确凿。前旺庄过去是新丰说法没有依据。“前旺庄过去是新丰”，客观上没有形成的条件，史书上没有记载，新丰村、前旺庄乃至两村所在的夹沟镇、曹村镇方圆几十平方公里的民间也似乎未有这种说法。退一万步说，自明朝至今近700年间这种变迁未有过。从东魏武定六年公元548年新丰设县时，距今1470年间也未见到过这样的记载。
为什么新丰与前旺庄能扯在一起？原来被马皇后称为武六舅并封为皇亲国戚的新丰武氏武从真，其后裔在明朝中后期从新丰分支迁到前旺庄，而且这位“殷食人家”经过明清数百年的积淀有着大片不凡的房舍，后裔又与一个木牌坊有关，方才引发的这段演绎性的说法。前旺庄、后旺庄是相邻的两个村，其居住的绝大多数为武姓，都是被马皇后称为武六舅、武四舅即武从真、武从善两人的后裔。在明初，新丰武氏鼻祖武成三传到第四世已是弟兄37人。历经一二百年后，在明朝中后期分支迁到前旺庄、后旺庄。新丰与前旺庄、后旺庄如果说有关系，那就是新丰村武氏鼻祖武成，与前旺村、后旺村之武氏鼻祖武从真、武从善是直系的曾祖孙关系，与马皇后故里不可混为一谈。
四、勿将戏说当史实。历史上的人物从来有史志与演义之分，史志是正史记载的真正历史，如国史、地方志等。史志是用严肃的写实手法秉笔直书，据实编写，文学作品则是根据这些历史史料创作的富有可读性,或趣味性、或娱乐性的文学艺术作品，如小说、戏剧、诗歌等。文学艺术创作允许虚构。然而，像马皇后这样真实而典型的历史人物，关于她的故里应当尊重正编史料上的记载，切勿联想戏说。这种戏说如果当真，出现在中小学的辅助读物里，误人子弟，出现在有关部门的正式文书上，则会以讹传讹，更是不利于旅游开发乃至招商引资的。请勿将戏说当史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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