逝水年华的流水账
汪剑钊（诗人，翻译家，现居北京）
年终盘点，意味着在收支上需要有一个计算和考量，以确定投资与利润之间的盈亏。对于一个写作者而言，最大的资本就是时间和体力，而他的收成中或许有那么一点金钱、一点物资的进项，但更多的似乎是精神的愉悦，以及自我实现延伸的满足。俗谚：时间如逝水。这里，我愿意用流水账的方式先来清理一下个人出版和发表的情况。
一月，《她等待刀尖已经太久》由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该书是此前的《茨维塔耶娃诗集》的一个修订版。翻译是一项遗憾的艺术，没有一个译者斗胆敢说自己的译文是不出差错的。为此，我十分珍惜译著的每一次再版的机会，它可以让我以纠正讹误的方式再一次亲近那些作品的灵魂。
五月，阿赫玛托娃诗选也由现代出版社冠以《我已沉默那么多沉重的岁月》再版。这位早年的“室内抒情诗”公主在经历了生活的磨难后，认识到时代之“主人公”的“缺席”，为此写下了悲壮的“安魂曲”，其后期作品在风格上的肃穆、庄重令人想起了她的精神导师——但丁。
八月，《丘特切夫诗选》作为“诗经典”的第一种，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俄罗斯诗歌在中国的传播，普希金无疑是一个不可或缺的名字。但是，俄罗斯诗人不止一个普希金，正如璀璨的星空不止一颗星星。在俄罗斯诗歌的天空上，丘特切夫是一个足可与普希金比肩的诗人。作为双璧或双子星座，他们对于自己的民族而言，犹如中国盛唐的李白与杜甫，其诗风也显出了“天才”和“地才”的差异，形成了“普希金诗歌圈”和“丘特切夫峁星团”，各自开创了“豪放”与“婉约”的传统。
十月，由我主编的《金色俄罗斯》推出了五本新书，它们分别是吉皮乌斯的《致群山中的她——吉皮乌斯诗选》和长篇小说《鬼玩偶》、苔菲的《苔菲回忆录》、波普拉夫斯基的小说《自天堂回家》，以及俄罗斯新生代小说选《回到伊萨卡》。俄罗斯文学再一次放射了金色的光芒。关于这套丛书的出版，我除了感佩四川人民出版社的诸位编辑以外，必须感谢它们的译者。翻译的不被重视和稿酬的微薄导致优秀的翻译人才大量流失。我可以肯定地说，在这样的条件下，《金色俄罗斯》的译者们倘若没有一点理想主义的情怀，便断然不可能再从事这个行当。
今年，令我感到最舒心的一件出版物是诗集《比永远多一秒》，它被列入《珞珈诗派丛书》，在十一月由武汉大学出版社出版。诗集收集了我自上世纪九十年代末至今的主要作品，它是近二十年原创诗歌的一个总结性汇编，从中可以看出我以诗歌的方式参与现代汉语建设的一份努力。在该书的序言中，我写下了这样的文字：“在人们的心灵深处，诗歌仍然是生活的核心内容之一，是他们渴望抵达的一种境界。这从‘诗意\’这个词被广泛地运用就可以得到证明，它几乎成了世间一切美好事物的代名词。而在日常生活中，一部分诗歌的智慧甚至转移到了广告词和手机短信的写作中。因此，我们说，只要这世界有人类存在，诗歌就不会消亡。诗歌的意义就蕴藏于人性，我们则通过诗歌可以看到最美好的人性。”
此外，我还在报刊上发表了一些诗歌、论文和随笔。这些文字或长或短，或抒情或作理性的思考，都留下了我在文字生涯跋涉的足迹。它们或许只是语言的边角料，但于我本人而言，则寄托着我对这个世界的理解和对未来的想象，其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
去年岁末，我曾与一位朋友说起，希望未来的2017年能更空闲一些。实际上，我的2017年比2016年似乎更为忙碌，除写作和教学之外，我还参加了一些诗歌节的活动，担任了数个文学奖项的评委，在四川大学、哈尔滨师大、北京师范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央民族大学、武汉大学、黑龙江大学等高校作了与诗歌和俄罗斯文学相关的几场讲座。令我欣慰的是，在诗性缺乏的表象下，诗的智慧依然渗透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当然，我也发现，在某些活动中，似乎也存在一定的“文化虚胖”现象。对此，我对自己的告诫是，2018年需要适当“减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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