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生活为源泉在戏剧舞台塑造时代先锋 ——评商洛花鼓戏《带灯》

李星

长篇小说《带灯》是多年来始终以家乡商洛为生活基地，“挖一口生活深井”的贾平凹2012年完成，2013年1月出版的一部精品力作。它以迫切现实的生活发现，深刻地忧患，并以带灯这个饱满动人的乡镇女干部形象，受到文坛内外的好评。多次名列月、季、年度畅销书前列，并被有关权威文学机构评为年度最佳长篇小说。主人公带灯的命运和故事，甚至带有从奉献者到牺牲者的悲剧色彩。在观看由商洛市花鼓剧团演出、徐小强改编、他和李小斌导演的戏曲《带灯》之时，我却与现场观众一起被深深感动，并多次热泪盈眶，觉得这是一次以往难得一见的成功的贾平凹小说的戏曲改编，是农村现实题材戏剧创作的一个重要收获。

首先，花鼓戏《带灯》忠实于贾平凹的小说原作，从真实的生活出发，正视现实矛盾和社会问题。小说《带灯》是贾平凹偶然结识了一位乡镇维稳女干部，先与她短信往来几年，后来又来到她所工作的地方，并同她一起下乡，亲历并亲见了她的工作和生活，深刻体验了她的处境和命运之后的所产生的创作灵感。它的一大亮点，就是直面现实矛盾，发现我们的“社会基层有太多的问题，它像陈年的蜘蛛网，动哪儿都落灰尘。而乡镇干部因为直接”面对的是农民，怨恨像污水一样泼向他们……决定了它与社会摩擦的危险性“，并由此引出了一些直接与群众息息相关的基层政权的软、懒、散，一些人权力价值观严重变质，甚至引起了群众对政府的信任危机。舞台剧《带灯》的一大成就，就是它并没有回避原作所直面并发现的乡村社会问题，如元黑虎、薛换布这样的乡村强势家族，是怎样强占集体资源，又怎样制造冤假错案，又怎样将污染工厂迁往美丽如画的樱镇，激起百姓的强烈反弹等等。舞台剧以带灯的口吻对始终未出场的贾书记及对她亦步亦趋、为虎作伥的镇长付小鹏”权力属于谁，为了谁，依靠谁，我是谁“的愤怒质问，义正辞严、一针见血，因而成为全剧昂扬嘹亮的时代主题，并成为编剧徐小强对小说《带灯》主题的概括和具有强烈警示意义的升华。

由“三一律”的戏剧创作规范并受舞台空间限制，由编剧、导演、演员、音乐、舞美集体创作的戏剧艺术，在表现现实的深度、广度上都比个人化的文学创作有着更多的不自由。令我意外的是，戏剧虽然揭示了那么多，那么严重的乡镇这一国家基础政权所存在的问题，和乡村社会的危机征象，但该剧的基调却是昂扬向上的。这不只是该剧从许多细节上对改革开放所带来的农村变化和农民法制意识、维权意识的觉醒和自觉的肯定，及初步摆脱贫困后农民对社会公平正义的自觉期待等等。更重要、更关键的是该剧对带灯这一有血有肉、有理想有行动、有勇气有智慧，忠贞爱民的乡镇青年女干部形象的成功塑造和有力展现。正是带灯这个与党同心、与民同德代表了乡村前途方向的共产党人形象，成为广大乡村群众的希望，如一盏明灯驱散着樱镇上空的云雾，迎来了樱镇世界晴朗的天空。结局一扫小说原作中带灯人生命运的失败感和悲壮色彩，具有了更具现实意义和时代真实的正剧效果，充满正能量。

从小说到戏剧，带灯都是一个可敬可亲，寄托着人们希望和理想的核心人物。正因为创作者对原型人物的“带灯”及文学和戏剧作品中带灯的热爱和感动，对她心灵和情感世界的深刻理解和衷心敬仰，所以在创作中才有了从认知到情感的巨大动力。既表现出她崇高的精神人格境界，又表现出她作为一个年轻女性和普通公务员的心理、情感及性格的多面性与丰富性，将日常人情与高尚人格融于一身。

戏剧人物的塑造是在强烈戏剧的剧冲突中完成的，但该剧不同于传统经典作品的戏剧冲突，冲突往往或发生于敌对势力，或正邪人物之间。带灯是在处理这些日常矛盾和大小事件中，表现了高度的责任感和同情心，及一心为民的自觉。当因丈夫打工染上硒肺病的妇女欲告无门，陷入困境的时候，她倾力相助；道德败坏的村妇马连翘当众欺辱公婆，她即上前严厉斥责制止；村民朱召财的儿子朱声唤被元黑虎诬陷入狱，她以镇政府名义，为他与弥留之中的父亲见面担保……这些，似乎都是一个乡镇政府的日常生活和正常工作，甚至会被人认为是可管可不管的鸡毛蒜皮般的琐事，然而在戏剧舞台上，却赋予了她这些小事大行为的重要而深刻的意义，从而构成了一个又一个、一场又一场感人的戏剧冲突，塑造出一个血肉丰满崇高美丽的乡镇女干部形象。

该剧并没有回避由年龄、经历带给她性格和情感上的短板甚至弱点。她与波妇马莲翘的厮打固然表现出她鲜明的爱憎，但却也表现出她的感性和易冲动；她以镇书记的名义震慑了恶人元黑虎，逼他去县城接上访的朱召财并为其妻看病；她在危机中为保护上访“专业户”王后生时更说了谎。然而这些为保护弱者的急中生智之举，却也体现了她对老人和弱者的关爱之深。编创者并没有把带灯当成胸怀壮志、豪气冲天的英雄来写，而是如实还原她是为了在这山清秀水的地方，与新婚丈夫团聚的目的要求来的，“不为成正果，不为修成佛，只要为村民多办事，平平常常，顺顺利利”，是一个为了工作，同时也追求着个人幸福梦想的青年女性。她也知道社会复杂，想到了工作中会遇到许多困难，但她相信以自己的无欲无求，坦荡磊落，及以简单对复杂的人生信念，就不会有过不去的坎。带灯是柔弱的，带灯也是强大的。她从群众生活中吸取着营养和动力，又得到群众的关怀支持和衷心喜爱。贯穿全剧的《指甲花》和《萤火虫之歌》，歌唱的是带灯的随遇而安、落地生根的平凡，表达了樱镇人民对她的崇敬和赞美。作为一个有生活原型的乡镇维稳干部，带灯不仅将永远为樱镇群众所铭记于心，作为艺术形象，她也将成为一个个性鲜明而具典型意义的时代先锋形象，激励人们在实现美好生活的道路上前进。

舞台剧《带灯》以成功的戏剧化实践告诉我们，所谓戏剧冲突的情节生动丰富及观赏性的根基和来源，不能单靠创作者的经验和技巧，而是广阔深厚的人民生活，是创作者在生活中的发现和具有情感共鸣的透视和提升。对一部与自己的时代同步的现实题材的作品来说，尤其如此。“深入生活，扎根人民”，矛盾冲突在生活中发现，光明和希望在生活中寻找，艺术灵感在生活中产生，这是一切现实题材创作成功的唯一路径。

最后不得不指出的是作为一剧之本的文学本的流畅、自然和质朴及对一台戏的成功与否，层次高低有决定作用的徐小强、李小斌导演风格的自然质朴。创作者被剧中故事和人物所感染着，又以润物细无声的方式吸引和感染着台下的观众，给人所留下了“一枝一叶总关情”的情怀和审美效应。它的服装和人物造型设计也充分生活化、性格化，许多人物都给人们留下鲜明的印象。舞台设计简单而朴素，却又一丝不苟，突出着山区镇政府大院的鲜明特征。天幕的绘景是大笔写意的，横贯舞台后景的三道深蓝、正蓝、淡蓝，既似天空，也似大山，还似河流，既有山清水秀之美，又有市声的喧闹和人居环境的逼窄。商洛花鼓戏是一个地方小剧种，辛书善先生却在花鼓戏基础上，作了大胆创造，不仅吸收了秦腔、眉户等大戏的音乐元素，还从京剧、昆曲、越剧音乐及流行乐之中广泛借鉴。多种戏曲音乐元素的融合改造，为该剧创作出一套令观众耳目一新的花鼓戏音乐体系，丰富、开阔而大气。尤其是主人公带灯的唱腔，在梅花奖得主李君梅的演绎下，或浅吟低唱，或激情四射，随着人物情绪的变化而变化，既成功塑造了鲜明的山外人带灯的音乐形象，又给人以流畅，丰富、激越的音乐美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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