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亚文明 | 台风“送”我游大明：一个朝鲜人眼中的中国（上）
（南宋）李唐《秋江待渡图（传）》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台风多发季，今人强大的各路交通在强风、暴雨甚至洪涝塌方之下尚且寸步难行，更不用说水路出行只能依靠着风帆木船的古人。古时出海若遇狂风巨浪，劫后余生者十不存一，无人生还更非罕事。然而明朝成化年间，却有一位朝鲜文士，既无出游意愿更无规划，只因乘船返乡航程中，突遇大风雨雹，船受重创无法控制，一行人听天由命之下，竟峰回路转，柳暗花明，漂泊到了明朝境内，几经周折后得到明朝上下的优待，最终安然回国，成就了一段艰险与奇趣并存的传奇历程。其人名叫崔溥，字渊源，号锦南，朝鲜全罗道罗州人，成化二十三年，他被任命为济州三邑推刷敬差官。也正是这一年，明宪宗朱见深最宠爱的万贵妃于正月初十日逝世，同年八月二十二日，朱见深就像追随爱妃一样也驾崩了，第二年即是弘治元年，崔溥于弘治元年的正月三十日见到了来济州报父丧的家奴莫金。
（明）佚名《明代帝后像·宪宗纯皇帝》 故宫博物院藏
在明朝的属国中，朝鲜对中华正统始终保持着最高的认同与依赖，自称“小中华”，尤其是十五世纪，程朱理学在朝鲜有绝对的思想统治地位，就像崔溥自己所说：“盖我朝鲜地虽海外，衣冠文物悉同中国，则不可以外国视也。”虽然朝鲜也有自己的文字“谚文”，但在创制推广之初就遭到了朝鲜文人士大夫的反对，甚至将之贬斥为“螗螂之丸”，而将中国传来的汉字称作“苏合之香”。能使用汉字，能读汉字典籍，通过科举出仕，以儒学礼义自尊自律，这是朝鲜文人士大夫根本上区别于平民贱民阶层的立身之本。崔溥24岁中进士第三，29岁中文科乙科第一，33岁中文科重试乙科第一，历任校书馆著作、博士、军资监主簿等职，是朝鲜文人士大夫中无可争议的佼佼者，因此确认了父丧的消息后，他立刻根据儒家规范，三日后就决定乘船启程，返乡奔丧。
朝鲜国申叔舟像，清原文义影堂所藏
参与朝鲜民族文字训民正音的发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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闰正月初二崔溥一行共43人启程，然而初四就遇雨雹大风，风帆被雨雹打烂，船只失去控制，漂泊于汪洋，巨涛又把海水引入船中，整艘船已然半沉，行李衣物俱被浸湿，一行人入夜后“冻寒砭骨”，生机渺茫。这时又出了“猪队友”——同行的镇抚安义认为遭遇风暴是海中龙神发怒，于是煽动其他人一起把部分衣服、铁器、食水投入海中作为祭祀，崔溥拦都拦不住，一行人的绝境更是雪上加霜，后来竟到了“绝食绝饮”的地步。船中人有内讧斗殴的，也有轻生寻死的，甚至指责崔溥不诚心祭祀才导致灾祸，但此时的崔溥却冷静而镇定，他对鬼神的看法直接源自儒家“子不语怪力乱神”之说：“神若有灵，岂以我一人不祭之故废尔四十余人斋祭之诚也？我之漂船，专是行李颤倒，不善候风之所致，反以废祭尤我，不亦惑乎！”他鼓励众人齐心协力，共渡难关，俨然成了团队的主心骨：“我等各竭力从事，毙而后已。”
密昌君李樴的儿子李益炡墓里出土的深衣和幅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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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七日，崔溥发现船漂到了白海：“幸得入白海之中，则窃疑中国之界必近矣。若得泊中国，则中国是我父母之邦也。当此时，生我死我，皆天所为。”崔溥的希望并非毫无根据。早在崔溥之前，成化十九年，朝鲜人李暹被贬职赴京都汉阳，也是遭到了大风浪，船只漂泊了十天十夜，14人饥渴而死，幸存包括李暹在内的33人于扬州长沙镇登陆，辨明身份后得到了明朝官民的善待，被好生护送回国。李暹根据经历所撰写呈上的《行录》得到了朝鲜国王李娎的嘉奖。因此，如果崔溥一行人也如李暹一样幸运，活着漂到明朝境内，就能有一线生机。
朝鲜王朝国玺“大君主宝”（左）和“孝宗御宝”
旅美韩侨李大洙旧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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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事实很快证明，就算活着上岸，也依然危机重重——他们在一处岛屿登陆，取溪水煮粥充饥，遇到一个自称林大的中国人要给他们指路，结果他们被引入水贼据点，身上的行李衣物都被抢走，用于证明身份的印信还是在崔溥苦苦哀求下才得归还。一行人狼狈不堪地回到船上，再度漂泊海中。十七日，他们正式在浙江临海县牛头外洋登陆。上岸后，崔溥依然恪守儒家礼义，见人就认真行礼，试图沟通，然而出乎意料的是当地百姓对崔溥一行人表现出了极大的敌意，他们聚在一起挥动兵器，敲锣打鼓，将崔溥一行人赶得无处安身。知道崔溥无法听懂中国官话，他们就以手指颈，作出杀头的动作，以此威吓。
朝鲜王朝 缠枝西番莲纹纱地腰线贴里
韩国国立民俗博物馆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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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相比激愤的平民，也有乡绅和文士从崔溥的行为举止中看到了不同寻常之处。一位叫王乙源的隐儒就同情崔溥遭遇，拿出酒食款待崔溥一行，但崔溥即便不在朝鲜，无人监管，也恪守程朱理学的要求，父丧期间不饮酒食肉，而王乙源知晓后，也并不强求，另外准备了茶来招待崔溥，把酒分给其他人。然而王乙源毕竟能力有限，崔溥与之分别后，再次遭到了人群的驱赶，就在这时，崔溥遇上了这次途中所见的第一位明朝官员——海门卫千户许清。正因许清的解释，崔溥这才明白他们遭到如此敌视的原因——当地百姓把他们当成了来犯的倭寇，就连许清也是“闻倭犯界，专为捕获而来”，若不是他们早早弃船入市，人多眼杂，将会在许清之前就被其他守寨官当作倭寇直接杀害并领功请赏。崔溥坚定辩解称，他是来自朝鲜的文士，只因意外漂流到此，绝无歹意。于是许清将崔溥一行带到了桃渚所，由把总松门等处备倭指挥使刘泽初步审问。
（明）仇英《抗倭图卷》（局部）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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倭寇问题在明朝长期存在，但明太祖朱元璋主要防备的是西北胡戎，对周边小国如不为患则不伐，洪武二年，朱元璋派使臣杨载出使日本，赐日本国王玺书，想把日本也纳入到明朝的朝贡体系中，并要求日本处治倭寇。然而彼时日本南朝良怀亲王因此大怒，正使杨载被拘三个月，其余使臣都被杀害，倭寇更加肆意横行。直到明成祖时，日本才正式进入明朝的册封体系——永乐六年，日本国王世子源义持遣使到明告父丧，明成祖遣使前往日本，对源道义赐谥号，对封源义持为日本国王。但比起朝鲜对明朝的绝对认同，日本始终有自己的图谋，永乐九年，日本国王再次试图扣押中国来使，逼得中国使臣只得“进潜登舶，从他道遁还”，日本更是自此久不朝贡。直到永乐十五年，明朝加大了打击倭寇的力度，并派人赍敕责让，日本国王才在永乐十六年再派使团随中国使臣一同来华朝贡，并辩称是因为海盗横行才导致无法朝贡。
虽说如此，但倭寇猖狂是因其背后有日本大领主的支持，日本国王真的完全不知也无法可想吗？不过，即便要严厉打击倭寇，明朝方面也本着“威之以刑，不若怀之以德”的想法，将被捕的倭寇教育后释放，同时也接受了日本的解释。宣德三年，足利义教恢复向明称臣，此后景泰成化诸朝，双方虽不亲密，但也没有明面上的大冲突，只是不光倭寇未绝，连日本朝贡使也经常伤人生事，祸害地方，当地军民不胜其扰，自然深怀敌意，一有疑似敌情就自发组织抵抗。
（明）仇英《抗倭图卷》（局部）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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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虽然在桃渚所的审讯中崔溥已让许清等人相信他的清白，但防倭抗倭兹事体大，并没有就此一锤定音。二月初四日，崔溥等人到达绍兴府，接受总督备倭署都指挥佥事及巡视海道副使和布政司分守右参议等联合审问，也就是府级三司会审。二月十一日，他们又被递送到杭州浙江承宣布政使司，接受专程侦办此案的钦差镇守浙江司设太监和巡按浙江监察御史的调查，最后由浙江都指挥佥事、左布政使、按察司副使三司会同复审，确认崔溥一行人确是遭风浪而漂流至此。这一过程不仅一波三折，更是事无巨细，层层设防，审查极其严苛。即使崔溥已经出示了印信，审讯的官员仍有怀疑：“倭之神于为盗者，或有便服似若朝鲜人者。”“你无乃以倭劫朝鲜人得此物乎？”崔溥只得更坚定地表示：“姑令送我北京，与朝鲜通事员一话，情实立见。”为了辨明身份，审讯官从朝鲜的历代沿革、山水、人口、习俗、衣冠、学制等多个方面询问并要求崔溥如实作答，崔溥不敢怠慢，逐一答辩清楚，这才最终打消了审讯官们的怀疑。
朝鲜束发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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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说接二连三的审讯让大难不死的崔溥不得安生，但最后一行人成功自证清白，也算是有惊无险，转危为安，也让崔溥充分认识到了明朝的法度：严以示之，宽以待之，厚以别之。审讯过程中崔溥虽然几乎知无不言，但也有自己的底线，比如被问及现任朝鲜国王名讳时，恪守儒家忠孝礼义的崔溥坚决表示不能直言：“我不是朝鲜之臣乎？为人臣者，其可以越界而负其国，异其行，变其言乎？我则不如是也。”审讯官员也并未因此为难他，反而在见识到了崔溥的学识后，心悦诚服：“你实读书士，此地人固不识也。”
朝鲜王朝儒学家张显光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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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这也与崔溥深知朝鲜立场，对明朝官员认真履行朝鲜国王历来奉行的“事大之礼”直接相关。不同于之前的元朝和后来的清朝对朝鲜的武力强迫和压榨，明朝能让朝鲜如此发自内心地认同追随，是因其更优越出色的大国胸襟与文明感召力。高丽大将李成桂废掉高丽最后一位国王后自立为王，经明太祖朱元璋宸断，改国号朝鲜，建文帝曾谴使册封新国王李芳远为朝鲜国王并赐金印，李芳远也曾亲自拜访还是燕王的明成祖朱棣。
朝鲜太祖李成桂御真 供奉于永兴濬源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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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氏朝鲜立国的正统来源于明朝认可，而宗藩关系下，明朝既不以武力恫吓朝鲜，也不横征暴敛，巧取豪夺，反倒是前来朝贡的朝鲜使臣，都能拿回数倍于所献贡品的赏赐，基本是稳赚不赔，巴不得前来进贡的机会越多越好。明朝的衣冠礼制与儒家文化，被朝鲜的王公贵戚和文人士大夫奉为圭臬，让他们的精气神根本上迥异于其他未开化的“蛮夷”小国，于是朝鲜“事大之礼益恭，朝廷亦待以加礼，他国不敢望也”。安南国就曾希望大明按照朝鲜例赐给他们衮冕，明英宗就是不允。
（明）仇英《职贡图》（朝鲜国进贡情景） 故宫博物院藏
因此被问及朝鲜国王是否称帝时，崔溥立刻回答：“天无二日，安有一天之下有二皇帝乎？我王心态事大而已。”疑虑消除后，明朝的官吏军民都放下戒心，提供船轿并派专人护送，让他们沿京杭大运河北上进京面圣，再从京城出发返回朝鲜。未完待续……
原作者：沈渊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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