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羡林先生的三顶桂冠为什么摘不掉？
蔡德贵1995 年发表在《文史哲》杂志的文章
2005年东方出版社出版林洁选编、乐黛云审定的“名家精品系列”《季羡林名篇佳作》封面设计别具匠心，套用了季老给蔡德贵的信的虚影。
2006年，为叶小文撰述的关于世界佛教论坛的新书《从心开始的脚步》题词
□蔡德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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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羡林先生在语言学、历史学、佛教学等方面都有很深的造诣，是佛教梵文、中印古文化关系史和印度佛教史等研究领域的开辟者，是中国东方学研究的一代宗师。他也因此被誉为“国宝”“国学大师”和“学界泰斗”。对此，季羡林先生十分谦虚，专门撰文辞去这三个称号。他的学生，山东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蔡德贵以这三顶桂冠为由，介绍了季羡林先生的学术成就，让读者得以对这位山东走出的学者有一个全面的认识。
季羡林先生逝世已经12年，有关他是不是国学大师的议论仍然在持续。他自己生前坚辞国宝、国学大师和学界泰斗三顶桂冠，但学术界很多人“不认账”，仍然给他戴这三顶帽子。当然也有反面意见。
我是1965年进北大东语系学阿拉伯语的，季老是东语系系主任，从名义上说我也是季老广义的学生，但一直到1982年才和季老有较多的接触，才慢慢了解季老。1995年我开始撰写季羡林传记，多次向季老请教，他对我的要求是实事求是，不要溢美。1998年《季羡林传》出版，这是国内第一部季羡林的传记。以后我又编辑多套季老的著作，也撰写了多部有关季老的著作。到2008年，我又有幸成为季老的学术助手，做他的口述历史。从学问上，我没有办法达到季羡林先生对我的要求，但自认对季老的成就还是知道一些的。所以今天斗胆就我所知，把季老和三顶桂冠的关系理一理。
三顶桂冠之中，“国宝”最早
2007年新世界出版社出版季羡林先生的《病榻杂记》，以《辞“国学大师”》《辞“学界泰斗”》、《辞“国宝”》三节内容，昭告天下：把这三顶别人加在他脑袋上的桂冠统统摘下来。
季老声明：
说到国学基础，我从小学起就读经书、古文、诗词。对一些重要的经典著作有所涉猎。但是我对哪一部古典，哪一个作家都没有下过死工夫，因为我从来没想成为一个国学家。后来专治其他的学术，浸淫其中，乐不可支。除了尚能背诵几百首诗词和几十篇古文外；除了尚能在最大的宏观上谈一些与国学有关的自谓是大而有当的问题比如天人合一外，自己的国学知识并没有增加。环顾左右，朋友中国学基础胜于自己者，大有人在。在这样的情况下，我竟独占“国学大师”的尊号，岂不折煞老身(借用京剧女角词)！我连“国学小师”都不够，遑论“大师”！
为此，我在这里昭告天下：请从我头顶上把‘国学大师’的桂冠摘下来。
在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中，说我做出了极大的成绩，那不是事实。说我一点成绩都没有，那也不符合实际情况。这样的人，滔滔者天下皆是也。但是，现在却偏偏把我“打”成泰斗。我这个泰斗又从哪里讲起呢？
为此，我在这里昭告天下：请从我头顶上把“学界(术)泰斗”的桂冠摘下来。
在中国，一提到“国宝”，人们一定会立刻想到人见人爱憨态可掬的大熊猫。这种动物数量极少，而且只有中国有，称之为“国宝”，它是当之无愧的。可是，大约在八九十来年前，在一次会议上，北京市的一位领导突然称我为“国宝”，我极为惊愕。到了今天，我所到之处，“国宝”之声洋洋乎盈耳矣。我实在是大惑不解。当然，‘国宝’这一顶桂冠并没有为我一人所垄断。其他几位书画名家也有此称号。
我浮想联翩，想探寻一下起名的来源。是不是因为中国只有一个季羡林，所以他就成为“宝”。但是，中国的赵一钱二孙三李四等等，等等，也都只有一个，难道中国能有十三亿“国宝”吗？
这种事情，痴想无益，也完全没有必要。我来一个急刹车。
为此，我在这里昭告天下：请从我头顶上把“国宝”的桂冠摘下来。
三顶桂冠一摘，还了我一个自由自在身。身上的泡沫洗掉了，露出了真面目，皆大欢喜。
在三顶桂冠之中，“国宝”最早。
1962年的时候，范文澜最早就说季羡林是国宝了。梁志刚先生的文章也提到了。2006年8月6日，印度尼西亚潘仲元寿联：学贯中西通古今文化国宝季羡林，柏翠松苍歌五福童颜鹤发超百龄。
胡适先生1946年做北京大学校长，陈寅恪先生将季羡林推荐给胡适、傅斯年和汤用彤，他们联合聘请季羡林为北京大学教授，主持东语系工作，任系主任。其间，季羡林和胡适的接触就非常多，尤其在佛教领域，他们交流很多。季羡林每每写出重要的学术论文，总要请教胡适。胡适对季羡林也是器重有加，对他的治学严谨非常欣赏。
胡适安排印度学者师觉月到北大，具体工作就交给季羡林，这段时间他们接触最多，胡适的办公室季羡林是常客。季羡林将自己写的学术论文《列子与佛典》拿给胡适看，胡适连夜看完，第二天就写了封信给季羡林，信中说：“《生经》一证，确凿之至！”对季羡林的研究成果给予了充分肯定。1999年，季羡林访问台湾时，“院士”李亦园说，胡适晚年做“中央研究院”院长时，曾经对年轻的研究人员说：“做学问应该像北大的季羡林那样。”此语掷地有声，震惊四座。
与其他人不同的“国学大师”
三顶桂冠里，国学大师是其二。
北大毕业生毕全忠接受《瞭望东方周刊》采访时说，他是当年在媒体上第一个称季羡林为“国学大师”的人。毕全忠曾任《人民日报》记者，现已退休。
1993年5月，由北京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主编的《国学研究》第一卷出版，在北大临湖轩开了个出版座谈会。毕全忠作为《人民日报》记者去采访。座谈会上，季羡林、张岱年、邓广铭等一批学者都做了演讲，季羡林在发言中说：“打出‘国学’二字是很大的勇气！”
我们看看饶宗颐先生在笔者的《季羡林传》里对季老的评价，就知道他这个“国学大师”是当之无愧的。饶老说：
他是一位笃实敦厚，人们乐于亲近的博大长者，摇起笔来却娓娓动听，光华四射。他具有褒衣博带从容不迫的齐鲁风格和涵盖气象，从来不矜奇，不炫博，脚踏实地，做起学问来一定要“竭泽而渔”，这四个字正表现他上下求索的精神，如果用来作为度人的金针，亦是再好没有的。
“竭泽而渔”的方针，借《易经·坤卦》的文句来取譬：真是“括囊、无咎、无誉”，又是“厚德载物”的充分表征。多年以来，季老领导下的多种重要学术工作，既博综，又缜密，放出异彩，完全是“海涵地负”的具体表现，为中华学术的奠基工程做出人人称赏的不可磨灭的劳绩。
季羡林的一个重要贡献，是主张各地域和56个民族文化都是“国学”。
地域文化和民族文化有各种不同的表现形式，但又共同构成中国文化这一文化共同体。
季老多次呼吁创立大国学，在他给袁行霈的信中，更为明确地指出：国学，实际上是中华文化的同义词。他应邀为《中国通史》题词：“普及中国史，提倡大国学”。季老为什么要提倡“大国学”？
他说：
现在对传统文化的理解歧义很大。按我的观点，国学应该是广义的“大国学”的范畴，不是狭义的国学。既然这样，那么国内的各地域文化和56个民族所创造的文化，就都包括在“国学”的范围之内。地域文化和民族文化有各种不同的表现形式，但又共同构成中国文化这一文化共同体。齐鲁文化互补，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齐鲁文化以外，其他地域文化也很重要。过去光讲黄河文化是中国文化的中心，我是不同意的，长江文化和其他地域文化，其实都应该包括在国学里边，敦煌学也包括在国学里边。
几十年来，季羡林的研究涉及到国内除汉族以外的其他民族的文化。早在1984年，他就应上海戏剧学院的邀请在该院戏剧文学系作学术报告，虽然主题是着重介绍印度的戏剧文化，但在讲到中国的戏剧历史时，提出特别要加强对少数民族戏剧历史的研究。他还曾在多篇文章中指出了繁荣满学、蒙古学和朝鲜学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他说过，“满学是不是传统文化？现在很多研究满学的人甚至不懂满文，你怎么能研究透呢？还有蒙古学，在全球范围内蒙古学是显学，研究的热潮一直不断。但是在中国一直没显起来，很多人不知道蒙古学为何物。”他提到云南的少数民族纳西族有“天人合一”的观念，这和儒家、道家的思想就很接近。每个民族对中华文化的创建都是有贡献的，只是有的贡献大，有的小。应该对所有民族文化一视同仁，没有任何的民族歧视，这也正是我们现在所提倡的观念。
他认为大国学不是儒家一家，也不是道教一家，或者佛教一家，而是全中国56个民族共同创造的文化整体，所有56个民族的文化都是大国学包括的内容。其中汉学（当然包括儒释道全部）、满学、蒙古学、藏学（包括藏传佛教）、朝鲜学、纳西学……敦煌学、法门学都是他关注的对象。
究其原因，就是因为季羡林一贯提倡文化交流，认为没有文化交流，就没有人类文明的进步。季先生给陈来教授写的推荐书里，强调：
据我个人的观察，研究中国国学的老一代学者中，博古通今而有卓越造就与贡献者，颇能举出一些人来。但既能博通今古又能融合中西者，则极为难得。居今之世，研究国学而不能通西学，其成就与贡献必将受到局限，此事理之至者。
他历数中外文化交流的典型事例，节录如下：
在先秦时期已有外国文学传入的痕迹，主要是印度文学。例如“狐假虎威”的故事见于《战国策》。还有一些其它的故事，看上去都不像是中国土产。这一点西方的汉学家早就指出来过。可能有外国影响的最突出的例子是《楚辞》。《离骚》已有一些域外的色彩和词句，《天问》中特别突出，其中一些类似荒诞的神话，与以《诗经》为代表的黄河流域的文学创作，迥异其趣。有人怀疑是来自域外，特别是印度，这种怀疑是极有根据的。估计这些神话传说不是通过当时一条还没有开辟的丝绸之路传进来的，而是通过那一条滇缅道路，这一条道艰险难行，却确实是存在的。
汉代，由于丝绸之路的凿通，中外文化交流达到了第一个高峰。印度佛教于汉代传入中国，是文化交流史上的一件大事。后汉三国时代的译经，可以算是文学交流的一种形式。
南北朝时期，在文学交流方面，主要是输入，输入又主要来自印度。在印度的，多半是随着佛教进来的影响下，中国汉语文学创作增添了很多新内容，名目庞杂的鬼神志怪之书大量出现。此事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论之颇详。连伪书《列子》中都有印度的故事。
唐代首都长安几乎成为世界的经济和文化的中心。从向达的《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中可以看出当时中外文化交流之兴旺频繁。在文学交流方面，也同样可以看出非常活跃的情况。唐代传奇颇受印度文学的影响。王度的《古镜记》从内容到结构形式，都能够找到印度文学的痕迹。至于那些龙女的故事当然都与印度文学有关，因为龙女本身就是一种舶来品。对此霍世休作过比较深入的探讨。也有人主张，连韩愈的《南山》，在结构方面，都受到了一些印度的影响。在其它方面，外来的成分也可以找到一些，这里就不再一一列举了。
宋、元、明，中外文学交流一直没有断过，明末清初，是中外交流的一个空前转折时期。过去的交流，东部以日本为主，西部以印度、波斯为主。到了此时，欧风东渐，中国的文化交流主要以欧洲为对象了。天主教取代了佛教的地位，澳门成了主要的交流通道。交流对象，以天文历算、科学技术为主，其间也杂有文学艺术。有人考证，古希腊的《伊索寓言》已于此时传入中国。绘画方面，有郎世宁的作品，技巧是西方的，有时也流露出一点华夏画风。到了19世纪，中西双方相互摸索的时间已经够长了，双方的相互了解已经大为增强了。中国方面少数有识之士，比如林则徐、魏源等等，冲破了闭关锁国的桎梏，张开眼睛看世界，喜见西方世界之昌盛，深感夜郎自大之可笑，遂锐意介绍，积多年之努力而纂成的魏源的《海国图志》可以作为一个代表。此书在日本产生了良好的影响。据说，此书对1868年的明治维新也不无贡献。在中国方面，19世纪末的“洋务运动”表现出中国一部分开明人士向西方寻求救世良药的努力，这个运动最初效果并不十分显著；但它是顺应时代潮流的，是无法抗御的，它自然会持续发展下来，一直到了20世纪。
文学交流的意义何在呢？我个人认为，物质方面的文化交流能提高世界人民的生活水平。而文学交流则属于精神方面的文化交流，它能提高世界人民的精神境界，能促进世界文学创造的繁荣，更重要的是能促进世界上不同民族的相互了解，增强他们之间的友谊和感情，而最后这一点是极其重要的。世界人民，不管肤色多么不同，语言风习多么歧异，但是他们却有一个共同的愿望：他们要和平，不要战争；他们要安定，不要混乱；他们要正义，不要邪恶。（以上见《中外文化交流史》丛书序）
当然，季羡林从来不否定儒学的巨大作用，他特别提出，奥运会应该把孔子抬出来，因为孔子是中国儒家的代表，孔子提出的和谐观对全世界都有好处。
“学界泰斗”出自《文史哲》
三顶桂冠最后一顶是学界泰斗。
学界泰斗最早出现在《文史哲》杂志1995年发表的我的文章《学贯中外的季羡林先生》，是受到蔡元培先生“人世楷模，学界泰斗”称号的启发而写的。本来题目是《兼容百家、学贯中外的学界泰斗季羡林先生》，当时主编修改为《学贯中外的季羡林先生》，但是文中的这句话没有删掉。
人民日报出版社1996年出版“名人名家书系”之《赋得永久的悔》，编辑后记里直接接受了学界泰斗的说法：季羡林被誉为“兼容百家、学贯中外的学界泰斗”。他在多方面都颇有造诣，“仅就语言学来说，他精通英语、德语、梵语、吠陀语、巴利语，还是世界上少数几个通晓吐火罗文的学者之一。”
1998年山西古籍出版社出版本人的《季羡林传》，封面上印有兼容百家、学贯中外，内文的第十一章是《学界泰斗》，至今自己觉得对季羡林的这个定位还是对的，有学者说季羡林学贯中西，我的说法是学贯中外。季老的一个研究领域且非常有深度的是印度学，不是西学。
1999年3月26日，应圣严法师邀请，季羡林由郝斌、李玉洁陪同到达台北，任继愈先生也应邀赴会，参加台湾法鼓人文社会学院召开的“人文关怀与社会实践系列——人的素质学术研讨会”，27日直接到法鼓山参访。
29日至31日一连三天在台北图书馆举行会议，29日上午9时半举行开幕典礼，“法鼓大学校长曾济群一一介绍与会贵宾，其中当介绍来自大陆北京，中国人文学泰斗季羡林先生时，88岁的季老神采奕奕地向大会挥手致意，一时之间现场响起温馨的掌声。”为大会主讲的题目是：《关于人的素质几点思考》，把人文关怀的层次分析成“人与自然”、“人与人”，及“人自己的思想情感处理”等三种关系，并表示如果这三种关系处理得当，人就幸福愉快，否则就痛苦。
会议间隙拜谒胡适墓、傅斯年墓，分赠蔡德贵撰写的山西古籍出版社出版的《季羡林传》给朋友们；在拜谒胡适墓时，郝斌跟在他后头。季老上前就恭敬地朝着胡先生的墓地三鞠躬，然后回头对跟在后面的郝斌说：“鞠躬。”语气很严厉，容不得半点商量。这在季老是很少有的。郝斌于是也鞠躬如仪。
季羡林的学术涉及范围极广，包括中国佛教史研究、大国学概念的提出和推广、敦煌学研究，以及具体《瑜伽师地论·声闻地》《妙法莲华经》《大唐西域记》研究，翻译四书为德文，糖史，担任哥廷根大学汉学研究所中文讲师，后来翻译吐火罗文《弥勒会见记剧本》。
季羡林的学术代表作，他自己觉得比较满意的是《糖史》、主编的《中国佛教史》，自己撰写了其中的新疆卷，他组织一个班子点校《大唐西域记》，自己撰写了《导言》部分的8万余字，破解了佛教研究的许多悬而未决的问题。他也为白寿彝先生主编的《中国通史》撰写了许多重要章节，如法显。翻译的著作《罗摩衍那》《弥勒会见记剧本》都是巨大的学术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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