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生活应有一座让理想照进现实的灯塔 评虞燕短篇小说《理想塔》

□冯晓澜

作为一个生活在南方的“70后”作家虞燕，一出道就对文学有着接近于“文学真理”的认知：“文学就像我生命里的一盏灯”。这盏灯，既给她以力量，也让她总是以女性的视角去书写和发掘生活中平凡小人物的精神闪光。

2018年初，她的短篇小说《理想塔》登陆《作品》，不仅引发《作品》“评刊团”热议，还被《中华文学选刊》2期转载。由此，虞燕这个文学新人因“理想现实主义”的书写而进入了创作的快车道。

时隔两年的2020年2月，山西人民出版社推出了虞燕的短篇小说集《理想塔》。集子内12个短篇小说发表于《作品》《江南》《山东文学》等国内重要期刊，皆为她两年来的小说成果，着实令人惊叹。更令人惊叹的，她是个因患小儿麻痹症不能自由行走的“轮椅作家”。这个标签固有励志之处，其作品是否高扬了现实中的理想性，还是让单篇小说《理想塔》来说话吧。

《理想塔》是一篇人物关系简单，但内涵却并非单一的小说。初看标题，我们一定不会认为是建筑物的实指，比如：西安的大雁塔等文物类的古建筑，因为这个塔与理想有关。它带有象征性，一定与我们的心灵和精神有关。确切说，它就是理想的灯塔，带有启蒙和精神引领的作用。

小说开头：“镇上的人大概都想不明白，黑嘴唇怎么就跟我混到一块了？或者说像我这样的人怎么会跟那样的黑嘴唇有交集有交情？”

小说开篇的第一段并没开宗明义，出现标题的“理想塔”，而是讲故事发生在一个小镇。后来，我们知道这个小镇是闭塞、落后，令人压抑的普普通通的乡镇一角。讲述人是第一人称“我”，语调用了两个问句。人物是“我”和与“我”有反差的黑嘴唇，发生了交集和交情。二者的关系，用一个“混”字，强调了二者的不搭界，也暗示了“我”是一个生活既定秩序的反叛者。

小说的开篇有舞台背景，有人物：小镇人、“我”和黑嘴唇，其三者将发生一段与理想、启蒙、引领与被引领的故事。一句话概括：这是两个闺蜜，欲走出封闭小镇，寻找人生意义、实现人生价值的故事。

这两个青春女子，一个，是身体有疾病的黑嘴唇；另一个，是父亲意外死去、母亲跟人跑了、随爷爷奶奶生活、受体育老师性骚扰，反被恶人先告状，被小镇人污了名声而中途辍学，心灵饱受摧残的弱女子。从某种意义上说，两个女子因心理和生理的疾患，因人性深处的同情和善良，这才天然地走到了一起。她们二人，互为镜像，由此，烛照出小镇的世态人心和人性的善恶美丑。这两个姑娘与代表大多数的小镇人或者说生活既定秩序所发生的紧张关系，只是一种显见的、背景式的表达，构成二人外部成长或反叛的力量角逐。作者的重心不在这里，而是要写出平庸琐碎生活之下，人之为人，对平淡生活不满足之后的寻找和反抗。这是小说积极向上的基调，尽管叙述人有着玩世不恭的外壳。

她们二人如何成为生活的同盟，如何成为闺蜜，如何成为知己。小说给出了一个令人信服的发生、发展过程。

“我”辍学后，无所事事，经常在小镇的各种场所游荡。没结识黑嘴唇前，“我”经常光顾麻子阿婆的小店。因为，麻子阿婆一看电视魂就丢了，“我”就可趁机偷拿些好吃的东西打发日子。年轻姑娘爱美，因“我”去改过几次衣服就顺理成章结识了收费低、做工好的黑嘴唇。小说巧妙交待了，黑嘴唇靠什么生计生活。她是一个开有自家裁缝店，比“我”大几岁的姑娘。因为，黑嘴唇有二十几了，自然就该谈婚论嫁。可她有先天性心脏病，这是小镇人众所周知的，当然，也就没人上门提过亲。硬件上黑嘴唇没有优势。而软件上呢，她总是将自己排除于周遭的事物之外，心里倒是有诗和远方。这诗和远方，是由那些新闻、电视剧、书之类联系并显现的。由此，我们知道了，黑嘴唇主要把自己圈定在裁缝店，但她还是有自己的精神生活和对生活的憧憬。在裁缝铺“我”可以享用黑嘴唇瓜子之类的小吃，出于回报，就极力鼓动她扩大人脉交际圈。这就有了开篇“我”拽着黑嘴唇进舞厅，让小镇人侧目惊诧之举动。可惜，“我”的计划并不成功。舞厅的喧嚣和劲暴，特别是不断变幻闪烁刺眼的灯光，让黑嘴唇苍惶惊惧，怕出人命的“我”，赶紧拎着黑嘴唇逃离。

裁缝店是二人活动和交心的主要舞台。在“我”的鼓动下走出裁缝店失败了，但黑嘴唇却独自走出了裁缝店。她的这个举动是自觉的，也是出于内心的需要。令她心甘情愿的场所是哪里呢？邮局，这个通往世界的窗口。她向往外面的世界，只是因为有病，家里人不放心她远走。这是亲情的禁锢，理由坚不可摧。正因为如此，黑嘴唇并不是“我”所想象的，她活着的使命大概就是小心翼翼地护着她那颗脆弱的心脏。相反，黑嘴唇凭借文化或文学的力量，极大地丰富自己的小宇宙，或者按时下的话说，叫丰富自己生活得有意义的内存。

两个姑娘有许多不着边际的聊天。但也有严肃的话题。比如她问“我”，你有什么理想吗？“我”在短暂的呆愣之后笑得差点被瓜子壳卡死。“黑嘴唇一本正经地看着我，有什么好笑的？我看过一本书，说每个人心中都会有一座塔，塔代表着理想，它的存在就是引领我们在这一生去做些什么。说得简单点就是，人总不能白活，总有点想做的事，得有点打算吧？”

爱看书，爱看电视报纸，哪怕在世界一隅的小镇，黑嘴唇的理想也跃过了梦想阶段，直达对理想和人生意义的探寻。毕竟在小说中她已成年，作者省略了黑嘴唇的梦想。因为生活教会了她必需面对现实。其实，“我”是有打算的，虽然还不能叫理想。那就是复仇，把体育老师暴打一顿。这个计划实施了，也痛快了。然而，也留下了后遗症。那就是帮“我”复仇的阿斌和晓光，借着庆贺的酒劲，将“我”再次陷入了命运的深渊。仗义者，成为趁火打劫者。这就是生活的残酷和人物命运的悲惨。黑嘴唇不但不嫌弃“我”，还带着“我”到县里做人流。黑嘴唇的神情特别像一个刚失去了孩子的母亲，她瘪着嘴，眼睛微微垂着，满脸都写着悲伤，好像刚做完刮宫手术的是她。那时候“我”并不知道，像她这样的先天性心脏病是不能生孩子的。黑嘴唇没理会“我”，沉醉在她稀奇古怪的想法里。

“果然，她开口了，我觉得我最近找到那座塔了……心里的那座塔啊，跟你说过的。我的理想是去孤儿院工作，或者做个志愿者也好。她那浅褐色的眼珠子亮得令我讶异。”自从黑嘴唇确定了她的理想后，她做裁缝就有些心神不定了。她迫于父母之爱的禁锢，不能到市里孤儿院做义工。理想受阻，让她唉声叹气。还好，没过多久，她被抽走的精气神就又回来了，主要表现在，又提到理想这个词了，去邮局比以前更频繁了，一路上还把水泥地踩得咚咚响。有理想的照耀，黑嘴唇的去邮局比“我”带她去舞厅的小心翼翼，简直判若两人。

之后不久。黑嘴唇为了做义工的理想而草草结婚了。黑嘴唇唯一的要求就是，男方得入赘她们家。接着“我”也有了变化。那就是黑嘴唇拿着报纸，让“我”到市里应聘，成为了一名纺织工人。走出小镇的我，生活逐渐有了变化，也受到了姐妹们的尊重。“我”感觉到身体里面的那个“我”挺直了腰背，像村子边上的那棵小柏树。“从小运气都很差的我好像也可以对未来有点期待了。不过，偶尔我会觉得还缺点什么，但又不知道是什么”。显然，“我”开始觉悟了。温饱之后，受人尊敬之余，“我”的内心有了某种东西在萌芽。那种东西已从曾经的打算变成了未来将至的理想。在此期间，“我”与黑嘴唇因距离的阻隔并没生分，反而用电话延续着姐妹般的友情。

黑嘴唇突然打电话说过几天要来市里，说已织好了几件毛衣，买了一些玩具，要带去孤儿院。“我对她说，要不我请个假来接你吧？你家人也会放心一些。”

当两个姑娘向着理想飞奔、行将重逢时，却传来黑嘴唇的死讯。

黑嘴唇的死有两个版本：其一，不会游泳的她，在洗衣服时，救王婶的孙子，把命搭了进去；其二，她的自杀是预谋的，因为黑嘴唇的男人刚提出了离婚。

这是小说的高潮，作者以黑嘴唇的悲剧结局，设置了一个开放式的镜像：到底是谁扼杀了黑嘴唇的理想？

我们就算不去深究，作者也给出了坚定的答案：“一个正向着理想奔跑的人是不会自杀的，绝对不会”。

是的，李雪梅不会死去。在这里作者才给黑嘴唇命名，让我们记住了李雪梅这个高洁孤傲，其精神不同凡响、超越尘俗、卓然挺立的主人公的名字！

小说并未就此止步。它不仅有理想的灯塔，还有爱心的接力。如此，才让该小说具有了脱离庸常现实的飞翔姿态。小说结局，“我”通过五年做义工，从刚开始为黑嘴唇而去，到后来忍不住自己想去，最后，成为市里孤儿院的正式工。面对没有双臂的小姑娘夏语想成为一个画家的心理求助，“我”轻轻拥住她，要跟她讲讲一座塔，一座关于每个人心中都会有的塔。

这个结局是温暖的。既是对小说开篇的呼应，让小说变得圆满，也是对理想启蒙的传承和爱心接力的闪光，更是全文让内涵得以升华的爆破点。因为，它远远超越了两个闺蜜寻找人生意义、关乎成长主题的故事。由此，才让这篇小说产生了有别于一般故事、深入探究人性、震撼人心的力量。

《理想塔》无意中践行了美国极简主义大师卡佛的文学信条：“用普通但准确的语言，去写普通的事物，并赋予这些普通的事物，以广阔而惊人的力量。”

平凡生活，不具传奇，只要一个作者具有爱心，心里有光，就可穿越现实泥沼而大有作为。今天离不开昨天，文学离不开传统，在我看来，《理想塔》即是回归文学传统、接续文学经典的例证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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