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封御史奏折,拉开了山东巡抚国泰贪污大案的序幕。乾隆帝一面要求对涉案人员进行调查,一面防止此案演变为“甘肃冒赈案”那样的通天巨案。在他矛盾心理作用下,国泰案最终
中华书局出版的《乾隆朝惩办贪污档案选编》收录了山东巡抚国泰贪污案
近代画家沈塘所作《钱南园先生小像》■拍案惊奇
□本报记者鲍青
乾隆四十四年(公元1779年)的一个夜晚,山东布政使司衙门突然陷入一片火海。已经逃出的布政使徐恕,不顾他人阻拦,再度冲入衙署抢救布政使印信,最终不幸丧身火海。
山东布政使火灾罹难的噩耗传到朝廷,震惊了乾隆帝和同僚百官。乾隆帝发谕令褒奖赞扬,要求对徐恕家人厚加抚恤。山东布政使空缺,则由山东按察使于易简接任。
令朝廷没想到的是,徐恕的突然亡故,竟导致一起贪污大案的萌芽膨胀。徐恕历任多地,还曾护理过山东巡抚印信,在官场资历较老、威望较高,巡抚国泰对他颇为敬重。而接任者于易简却政绩平平,自此把国泰视作自己的政治依靠。两人一拍即合,将贪腐黑手伸向了山东地方财政。
乾隆四十七年,监察御史钱沣收到一条重要讯息。因为巡抚的贪婪索取,山东各地财政出现严重亏空。他毅然上疏,弹劾国泰和于易简。
自此,“甘肃冒赈案”后的又一惊天大案,缓缓拉开了帷幕,露出了令人惊诧的真容。
参陕西巡抚,劾山东巡抚
揭开山东巡抚国泰贪污案的钱沣,在乾隆年间是御史群体中的一个狠角色。
清朝自入关后,为了吸取晚明党争教训,多番限制御史的权力。最终的结果是政治虽然平稳,却也导致许多御史不敢上疏直言朝弊。
到了乾隆四十六年,钱沣出任监察御史。不久,就发生了震惊天下的“甘肃冒赈案”。此案不仅持续时间长,达七年之久,而且牵涉官员众多,从封疆大吏到知县几乎无一幸免。
雷霆之怒下,乾隆帝共处置官员194人,其中判处死刑的就高达57人。但钱沣发现,在案发期间曾两次署理陕甘总督的陕西巡抚毕沅,竟然能够全身而退,安然无恙。
在钱沣看来,毕沅久居西安,对甘肃大案内情不可能完全不知晓。钱沣多方搜集线索,接着上奏折弹劾毕沅。毕沅表示自愿拿出五万两白银以赎罪,而乾隆帝也想“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但钱沣认为毕沅即使没有贪弊,也有“包庇”之嫌。乾隆无奈让刑部核查,同时令毕沅申诉辩解。
军机处议决将毕沅革职发配新疆。但乾隆帝决定从轻处理,理由是“现在督抚一时乏员”。最终毕沅“降为三品顶戴,仍留陕西巡抚之任,所有应得之奉及养廉永行停止,以示惩儆”。钱沣虽未彻底参倒毕沅,但也借此一战成名,在御史群体中有“鸣凤朝阳”的美誉。
次年,钱沣从山东基层官员处获悉,山东巡抚国泰、布政使于易简“贪纵营私”,“纵情索贿”,“吏治败坏”,“遇有提升调补,勒索属员贿赂,以致历城等县仓库亏空”。
钱沣毅然上疏,弹劾国泰和于易简“吏治废弛,贪婪无状”,公然索贿下属,致使州县官员挪用地方财政行贿上司,导致历城、东平、益都、章邱四州县亏空累累。
乾隆帝接到奏折后,起初并没有明确回应。皇帝态度的模棱两可,让钱沣觉得此次弹劾前景不妙。他直奔家里,急呼老仆置办行装,做将要远谪边疆的准备。然后,他带着行李出城门待罪。
钱沣的担忧并非没有缘由。巡抚国泰出身满清贵族,父亲文绶曾任四川总督,在朝廷中颇有势力。于易简的哥哥于敏中虽已病故两年,但在政坛依旧有不可忽略的影响力。于敏中是乾隆二年的殿试状元,后来官至文华殿大学士兼军机大臣,是乾隆朝汉臣首揆执政最久者。
没想到,数日后,乾隆帝下发谕令,派遣时任户部尚书和珅、都察院左都御史刘墉等人前往涿州、德州一带巡查。若中途遇到需要查办的事件,则在当地妥善处理。乾隆帝特意要求他们带上钱沣一起前往。
这是乾隆帝为麻痹国泰等人而释放的一枚“烟雾弹”。巡查队伍很快就接到了真正的任务——赶赴山东调查国泰等人的贪污案。
周密布局,逐一招供
在钱沣等人赶赴山东查案之际,乾隆帝亦开始对涉案人员进行周密布局。
为了尽快获取案件线索,乾隆帝发上谕给湖南巡抚衙门,要求湖南布政使叶佩荪配合调查。叶氏此前任山东按察使,此时离任山东不久。乾隆帝认为,如果山东巡抚、布政使如此婪贿不法,叶氏断难诿为不知。他要求叶佩荪将自己在山东任上的见闻、国泰如何贪纵营私,逐一据实迅速奏陈。在上谕中,乾隆帝对叶佩荪“软硬兼施”,一边声色俱厉警告:“若稍存徇隐,将来和珅等审明果有其事,叶佩荪何以对朕?”一边给叶佩荪留下充足的回旋空间:“叶佩荪在山东将及二年,必有闻见,且此事与伊无涉,毋庸回护。若明白奏出,朕亦不治其一向徇隐之罪。”
同时,乾隆帝又令军机大臣传信安徽,对安徽按察使吕尔昌进行调查。吕尔昌曾任山东府道,屡经国泰保奏而升迁按察使。皇帝认为吕尔昌对国泰种种劣迹断无不知之理。军机处要求安徽巡抚萨载立即将吕尔昌传唤到省,将其所知“国泰、于易简如何贪纵营私,并伊如何与国泰交结,国泰何以信任保奏”,逐一供认,不许有丝毫欺隐。乾隆帝再度使用“软硬兼施”之计,表态:“伊(吕尔昌)若能据实供吐,其罪尚可量从末减。若稍涉徇隐,将来和珅等审明果有其事,是吕尔昌于本罪外又加欺罔。伊试自度量,能当此重罪乎?”
在广泛搜集证据之外,乾隆帝还对和珅等人如何办案提出具体要求。他认为,山东地方财政是否亏空很容易就能清查明白,唯独“以贿营求,思得美缺”,不仅受贿之人不肯吐露实情,行贿之人也难和盘托出。在谕令中,乾隆帝感慨:“上年甘省一案,甫经严办示惩,而东省又复如此。”“甘肃冒赈案”牵连甚广,导致甘肃官场为之一空,乾隆帝担忧山东再度兴起大狱。此次乾隆帝为案件定下了基调,“朕实不忍似甘省之复兴大狱”。所以他要求和珅一行对涉案人员“惟在委曲开导”,如果他们肯供出实情,则“其罪尚可量从末减”。
在乾隆帝紧锣密鼓布局调查之际,山东的国泰和于易简也得到了调查组即将到来的消息。国泰的兄弟国霖托人打听到钱沣上奏后,令家仆套儿火速赶赴山东报信。国泰接到消息后,立即将所贪墨的部分财物倒进了珍珠泉内。另外,他还找来于易简等人,商议如何填补基层的财政亏空。
此时,调查组火急火燎赶往济南,国泰忧心如焚开展自救,套儿马不停蹄返回京师。没想到,套儿返京的路上,碰到了调查组一行。套儿被调查组拘押,搜出了他所携带的国泰回信。钱沣等人迅速将此事奏报朝廷。
掩饰亏空,暴露端倪
不久,调查组到达济南,立即着手展开调查。
此时,国泰找来于易简,表示:“我有州县变卖物件银子,在济南府里。历城现有亏空,教且挪动顶补。”他们希望临时补足亏空,蒙混过关。
和珅、刘墉和钱沣接着到达历城县库进行盘查。很快,钱沣发现县库银两新旧差异极大,明显是临时凑齐所致。钱沣从此处入手,很快查出历城知县郭德平从他处借来白银四万两,以填补县库亏空。调查组立即拘押郭德平,并审讯县库亏空成因。郭德平很快供认不讳,将“国泰任意婪索各属员”的情况全部说出。据其交待,县库亏空全由国泰索贿、自己挪用而造成。他还交待出一个重要讯息:国泰受贿原来由吕尔昌经手,后来由原任济南知府、现任漳州知府的冯埏经手。
在郭德平的供词中,还透露出布政使于易简身为一省民政主官,却一直对县库亏空放任不管。于易简在面见巡抚时,竟然不顾朝廷礼仪总是长跪答话。
在清代,布政使虽然是巡抚的属官,但面见时绝对不需跪拜答话。而于易简总是在公众场合对国泰长跪,令其他官员都感到羞耻。山东按察使梁肯堂曾提醒于易简顾全朝廷礼仪,于易简却始终我行我素。到了后来,整个山东官场都鄙夷于易简的官德操守。
乾隆帝接到调查组奏折后,连称于易简“卑鄙无耻”,并命令将国泰、于易简、吕尔昌、冯埏和郭德平一并革职拿问。
为了防止国泰案演变成“甘肃冒赈案”那样的惊天巨案,乾隆帝早早对两件大案进行了区分。他告诉调查组,甘肃与山东两案虽然都是通省大案,但有着严格区别。在乾隆帝心目中,“甘肃冒赈案”是全省上下串通一气,公然贪污募集的赈灾资金。而山东基层官员,更多的是慑于巡抚国泰的淫威,被迫挪移县库资金以取悦国泰。所以乾隆帝表示自己将网开一面,“予以限期,令其上紧弥补。倘有因此次从宽,仍复任意延宕,不即抵补者,即当严参治罪”。也就是说,乾隆帝给基层官员规定了截止期限,只要在期限之前补齐县库亏空,就能得到宽大处理。
随着调查的深入,国泰等人贪污受贿劣迹逐渐败露,唯独没有查出于易简贪腐行迹。乾隆帝对此颇为惊奇,令人继续深入调查。在他看来,国泰贪腐证据确凿,可按律定为拟斩候。而于易简有无贪腐情节,则是他定罪判刑的关键。
其实早在一年前,于易简曾赴京面见乾隆帝。当时皇帝令军机处询问于易简,巡抚国泰在山东为官是否有劣迹,并委婉暗示他有官员在参劾国泰。于易简不知为何,不仅没有吐露实情,反而一再为国泰辩护。他向军机处保证,国泰绝对没有贪婪勒索、庇护劣员之事,只是因为对下属比较严厉,因而遭人记恨。
乾隆帝回忆起此前情形,认为于易简可能和国泰沆瀣一气,共同贪墨基层财政资金,后为自保而替国泰辩白。他告诉钱沣等人,如果于易简也有贪墨情节,那么他就属于“欺君罔上,以济其婪索之私”,其罪名更重于国泰,应该立即正法。如果只是因为畏惧巡抚而不能据实参奏,甚至长跪回话,那就是其人品卑鄙不堪,情节稍轻。乾隆帝指示调查组,“此处乃于易简生死所关,必使案情明晰,证据确凿,方成信谳”。
调查组接到谕令后,立即询问众人,并夹讯于易简的家仆。但多番审讯下来,只是查出于易简在年节时候收受属员一些绸缎礼物,并无贪腐行迹。乾隆帝也认为年节礼物虽也不应收,但相较贪腐还是罪行较轻。
朝廷随即下令,将一干人犯押解进京。山东巡抚员缺,著直隶布政使明兴补授。为了迅速稳定山东局面,乾隆帝令他立即赴山东接印办事。等到此案完结后,再到热河陛见皇帝。
贪污甚巨,被令自裁
进京之后,新一轮审讯随即展开。
经过调查,发现国泰为官山东期间,屡屡借着各种名目搜刮钱财。比如遇到省内官员升迁调补,即使中央下了调令,国泰也故意拖着不办。一直等到调任官员前来行贿,他才指示手下办理交接程序。到了后来,地方官员想要升迁调任,都要通过行贿来实现。同时,国泰还打着为朝廷置办贡品的名义,到处搜刮钱财宝物。
于易简为了取悦国泰,则在自己曾任职的易州(今河北保定市易县),以国泰弟国霖的名义,花费巨资为国泰购买良田八千亩,外加五个大庄园,用于出租谋利。
于易简依附国泰的行径,引起了乾隆帝的愤怒。他在谕令中杀气腾腾道,于易简系大学士于敏中之弟,加恩用为藩司大员。自己没想到,于易简对国泰只会一味逢迎阿附。一直到皇帝降旨令其来京,并面加询问,于易简依然“甘蹈欺罔,不肯实言……始终为之(国泰)庇护”。
不久,新任山东巡抚明兴将山东地方亏空数额查清。在国泰索贿、于易简放任下,山东各属亏空竟至二百万两之多。
乾隆帝惊愕之余,将调查结果令国泰和于易简阅看。两人奏称,因镇压王伦起义,曾雇用大量人力守城,才导致亏空如此严重。乾隆帝对他们的解释并不认同,认为“王伦案办理不及一月,即使因公挪移,何致有二百万两之多”。
乾隆帝还认为,二人身为巡抚藩司,如果为了公事挪移资金,应该向朝廷据实奏明。如果这样做,朝廷也会允许报销这类费用。但二人只知道欺瞒朝廷,满足私欲,对山东县库亏空负有全部责任。他令国泰、于易简在狱中自裁,历城等四个知县发配新疆伊犁。其他各县官员限在三年之内补齐亏空,否则也要发配边疆。
粉饰自我,敲打言官
国泰、于易简自尽后,一些大臣发现两人曾借着为皇帝置办贡品的名义,对下级官员索要盘剥。随即,朝堂中兴起了一股对“贡品”的议论和批评。到了后来,这种议论甚至传到皇帝耳中,令乾隆帝感到尴尬和羞辱。为此,他特意下发了一篇长长的谕令,对自己的行为进行辩解和粉饰。
在谕令中,乾隆帝表示,各省督抚每逢年节以及皇帝的生日呈进贡物,原本是为了联系“上下之情”。他认为,地方督抚在俸禄之外,还享受丰厚的养廉银,待遇并不低。这些收入除去“赡给身家”,以及延请幕宾开支外,还有很大的富余。这时候如果他们想买一点贡品送给皇帝,借此来抒发自己对朝廷的至诚之心,那么自己也不能全部禁止。
乾隆帝否认了官员进贡与职位升迁之间有任何关系。他举例证明,从前尹继善、梁诗正、高晋诸人,都从封疆大吏晋升为内阁大学士,但他们都不擅长进献贡品。乾隆帝在举了这些正面例子后,也举了反面案例,比如“所办贡物,较他人为优”的总督李侍尧,获得重用乃是因为他“才堪任事,是以简畀封疆”；可一经发现他有截流矿税盈余的行为,就被治以应得之罪,未尝因进贡而有丝毫姑息。
接着,乾隆帝提起了不久前被令自尽的山东巡抚国泰。他认为国泰在山东巡抚之任,其所办贡物,亦较他人为优。因为国泰小有聪明,办事又英勇,所以自己才对他颇为信任。但正因为他所进贡品过多,反而屡次遭到自己当面训饬。后来御史钱沣参奏,自己命和珅、刘墉等前往查审,发现国泰竟然在山东盘剥下属,造成全省县库普遍亏空。乾隆帝认为按照律令判决国泰自尽,正说明自己处置事情一体公心,从未因其平日用心贡献而网开一面。
乾隆帝叮嘱督抚大吏,要求他们在地方应当“正己率属,洁清自矢”,不能辜负“察吏安民”的职责。如果仅仅以进献贡品为能事,就违背了大臣公忠体国之道。他还警告官员,如果督抚取之属员,属员必取之百姓,层层盘剥,百姓生计将置于何地?
最后,乾隆帝反问督抚,自己收取他们的贡品,原先是体谅他们借此来抒发忠诚之心。如果督抚所进贡宝物,不是用自己养廉银购买,而是辗转索取于民间,那还不如皇帝自己加收赋税,何必要假手督抚呢?
乾隆帝一番“坦诚相告”,原意是消弭朝堂的议论,但一些御史却相信这是他的“真情告白”,因此上奏折认为进献贡品给地方财政造成负担,请求取缔进献,杜绝督抚勒索盘剥属员的途径。
没想到,拳拳爱民之心却戳中了乾隆帝的内心隐秘。他立即撕下和蔼的伪装,露出真实的面孔。
事件起因于御史秦清奏请严禁外省馈送,以清理地方亏空。乾隆帝认为秦清的奏折没有明确指出哪些地方因进献贡品造成亏空,所以降旨要求他将现在各省馈送者何人、受馈者何人、亏空者何处,全部逐一指出,明白覆奏。御史言官只是负责指点朝政之弊,现在要他一件一件细细指出,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乾隆帝此举,是故意强人所难。
秦清无奈,只能覆奏“实因一己私见,以为亏空由馈送所致,是以冒昧入告,欲因以往而戒将来”。乾隆帝立即借此大做文章,指责秦清所奏“意中原无其人,并无其处等语,所奏全属空言,毫无实际”。他还严厉表示,此风断不可长。
乾隆帝还借此事将对钱沣的不满悉数发泄出来。他认为钱沣参奏国泰一案,自己即时派遣大臣查审办理,然后再将国泰治罪,已经是对钱沣的格外恩赏。他警告御史言官不要得意忘形,上奏无中生有的文章,以博取直名。
接着,乾隆帝敲打所有的御史言官。他得意洋洋地表示,自己其实很早就听闻国泰有贪腐行迹,所以一旦有弹劾奏章就立即办理。国泰能够被查,更多的是源于自己的预先决策,绝非因为钱沣的奏折。乾隆帝还回顾了王亶望、陈辉祖各案,认为他们的贪腐情节许多人早就知晓,自己一直等待御史参奏,但一直没有奏折呈递,这才开始查办破案。
乾隆帝对比国泰和王亶望、陈辉祖,竟然将他们和民族差异联系起来。他固执地认为“汉人科甲官官相护,牢不可破”。他相信如果国泰是科甲汉人,那么钱沣也未必会参奏他。
谕令最后,乾隆帝还将批判矛头指向了唐代著名谏臣魏征。他认为魏征所上奏疏大多泛泛讨论事理,唐太宗因为要笼络人心,才予以不断嘉赏。魏征借此沽名钓誉,唐太宗博取纳谏的美名,君臣两人一同相率为伪。
乾隆帝为了开脱粉饰自己,不顾事实对御史言官、历史名臣横加指责,严重伤害了正直官员的心。因此,在国泰被查办后,贪腐大案依旧屡禁不绝,吏治也无法扭转走向衰败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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