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眼中的通讯变迁
母宗美
前段时间回鱼台老家，整理旧物时不经意间翻出仅存的几十封书信。看着眼前一沓沓泛黄的信件，我的思绪又飘回到那些见字如面的岁月中。
上世纪八十年代，远隔千里的人们全靠书信传情达意。那时若收到一封信，无论是谁，都有一种迫不及待拆开看的兴奋感。而且，这几乎是那个年代普通人之间唯一的交流方式。
在我记忆中，家里最初收到的信是远嫁广东的小姨写来的。因妈妈不识字，便让上小学的我读给她听，然后再按她说的给小姨回信。还好当时我已学过写信的格式，不然还真是“猫吃团鱼——不知如何下手”呢。写好回信后，我用信封装好，拿到邮电所，买了邮票贴上寄了出去。记得那时寄平信是八毛钱，挂号信是两块八毛钱。一般情况都是寄平信居多，偶尔寄相片之类才会用到挂号信。
自从我学会了写信，小姨的信来得更勤了，从原先的半年一封到三两月一封。一封封信件就这样带着亲人的思念和牵挂，飞越在千山万水之间。不得不说，书信在当时就是亲人之间感情的一种传递，就连那小小的邮票也附赠了满满的深情。每每收到小姨的来信，信件都交由妈妈保管，而我，则把那印刷精美的邮票小心翼翼地撕下来，夹在一本影集里，珍藏起来。
不过，书信虽能诉说感人肺腑的情怀，但是有啥急事就不行了。若碰到紧急情况，就得去邮电局发电报。利用无线电波发送信息，速度比书信快多了。但是电报不像写信，只能用最简练的语言进行概括，内容还必须完整、清晰。因发电报是按字收费，一个字就要2角钱，而寄一封平信才8毛钱，真可谓“一字千金”啊！因此，一般人家只有在非常紧急的情况下，才会去邮电局发送电报。
我唯一一次发电报是刚读初中时，外婆摔伤住院，妈妈让我发电报给小姨。谁知，“我不会”三个字刚一出口，便被妈妈气呼呼地甩了一句：“供你念了这么几年书都白念了？连个电报都不会发。”无奈之下，我只得硬着头皮去了邮电局。当我说清情况后，工作人员便给了我一张专门用于发电报的“电报纸”。我至今仍清楚地记得，那是一张有着三十个格子的纸，工作人员交待，一字一格，不用标点符号，只需把内容用最简洁的文字填写工整、规范就行。可是，当我自认用最精炼的文字填好，递给工作人员审核时，他却说我写的电文有重复或多余的字，建议我删去。如，将“山东省”写成“鲁”，“广东省”写成“粤”，这样就可以省下几毛钱了。我略一算，足足省下八毛钱，当时心里真是感激涕零啊！
后来，我们校园不知何时刮起了一阵“笔友风”，我也不例外，交了多个笔友。从此，书信往来不断，我的课余生活也一下子变得丰富多彩起来。在此期间，我还收到了另一类书信——明信片。它也是书信的一种，正面是风景，人物，建筑等精美的图案，背面是收（寄）信人的姓名地址邮编，旁边空白处写上问候的话语，贴上一枚邮票，那满满的祝福就能抵达对方身边。那时候的我，不光喜欢收藏邮票，还爱收集明信片。我把它们分类整理，夹在影集里，视若珍宝。
直到九十年代，我们镇上一些商店开始装上了公用电话。当我怀着忐忑的心情拨了号，听着话筒那端小姨熟悉的声音，我竟然激动得语无伦次。想不到相隔千里的两个人，因了一条电话线，而让彼此的声音如此接近，这真是太神奇了，但是电话费不便宜，起初要两块钱一分钟。我想，“言多必失”用来形容昂贵的长途话费最合适了。因此，除了紧要的事，我们的通讯方式依旧是鸿雁传书。
直到千禧年，我家终于装上了座机电话。记得刚安装好，妈妈就迫不及待地打给小姨。分别多年的姐妹俩话匣子一打开，可就刹不住车了，絮絮叨叨说了好半天才依依不舍地挂断。妈妈算了一下第一通电话就花去了好几十块钱，心里还是肉疼得很，不由咋舌道：“不是说自己装了长途只要几毛钱一分钟吗？我好像没讲几分钟嘛！咋还那么贵？”末了，又叹道：“若是哪天能随心所欲，想怎么聊就怎么聊就好了。”
没想到，仅仅几年时间，妈妈的这一愿望就如愿以偿了。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科技技术的迅速提高，手机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进入到我们的生活中。短短几年时间，它便由最初的通讯功能发展到集通讯、娱乐、支付为一体的全智能工具。费用也逐渐减少，由以前的双向收费到单向，再到取消漫游，现在甚至还有许多的优惠套餐，真正实现了随时随地畅聊的境界。
这不，刚吃过晚饭，妈妈收拾完碗筷，便拿起弟媳刚给她买的手机和远方的小姨开始了视频聊天。视频里妈妈和小姨双双感叹，姐妹俩天涯相隔，以为后半辈子都难见面了，没想到老了老了还能天天见面唠嗑，真是太好了！
是啊！看到她们脸上洋溢着的笑容，我的心中同样感慨万千！想想过去，看看现在，不得不说，这一切都是托了改革开放的福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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