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物馆窜行记
那是十几年前的事了。多年前第一次去纽约，赶上要过生日，于是几个早年北京的朋友，约了饭局庆生。就在生日前一天，突然接到另一个朋友的电话，说刚从塔希提岛跑过来找工作。总该见一面吧，于是问她愿意去哪儿，她说第二天就是世界博物馆日，全城展馆一律免费，正好还没到过大都会，很想去转转。
那是平生头一回知道，自己生在博物馆日那天。好像冥冥之中早已注定，本人这一辈子，要花不少时间泡在别人收藏的旧物中间。这是没道理的事，自己这么多年，除了烟画，从没搜集过别的东西。倒是上小学的时候，我第一次参加例行学工劳动，就是去给故宫扫地、除草一个月，从养心殿再到文渊阁，对这座全球最大的博物馆内部运作，建立起一点感性了解。
当时还是20世纪70年代，故宫重开未久，“文革”尚未结束，社会氛围和那些情趣古雅的馆藏，构成巨大的对比。那时旧文化稍得喘息，还是拜“批林批孔”所赐。那场充满人身影射的传统文化大批判，正在热火朝天地进行。出了故宫正门，天安门广场东侧的历史博物馆也开始对外开放，里面的中国通史展览，虽说充满儒法斗争的内容，但文物本身并不因为意识形态的曲解而稍有减色。
即使“文革”那个时代，也有撒完气、回到日常状态的时候，也要通过考古、技术革新的成就，自证合理性。当时的《文物》《考古》《化石》这些专业期刊，都有不少有意思的内容。周口店直立人化石的发现，喜马拉雅山地质及气候带的分布，都是当年经常宣传的话题，还拍成过纪录片。北京南城的自然博物馆，也在这种气氛下重新开放。
当时该馆的主打明星，是山东新近挖掘出的一具剑齿象化石，也算可供一晒的伟大成就。恐龙也进入了公共话题。随之而来的是进化论等资产阶级学术被有限地介绍。根据那个时代的说法，恐龙是不能适应生存环境的巨型蜥蜴，在竞争中被哺乳动物和鸟类淘汰。历史回放几十年，这种过时的自然史理论，也曾带给我们求知的乐趣。
成年之后，开始有机会看世界。当时所谓的世界，指的就是欧美、日本。不过说起博物馆，更多还是聚集在西方中心城市。其中有历史的原因，也有学术水平的差异。这就导致一个旅行的问题。那些展馆分布在广大的地理范围内，不会自动跑来找你。好在越来越多的博物馆开放了数字化资料库。但置身现场仍然重要；一些尺幅巨大的作品，更要身临其境。这就像看片，去影院看大银幕和低头看手机播放，效果的区别大了。
法国小说家安德烈·马尔罗，曾提出一个无墙博物馆的概念。这种乌托邦式的构想，是要打破机构之间空间和产权的藩篱，让公众无限制观赏收藏。可任何作品都有限制。背景就是限制。对于一件展品，它又是意义发生的条件。比如很多博物馆都有罗丹的《巴尔扎克》，因为这件塑像曾被多次翻制。纽约现代美术馆呈现的是这件作品的原作，而巴黎的罗丹博物馆则是一个不同的场域，弥漫着作者和作品的各种历史信息。
这是罗丹生前生活工作的地方。一个出身寒门的人，要购置这样一处带有大花园的产业，自然是经过了一番奋斗，过程也很曲折。早年他三次投考巴黎高等美院，皆因不符当时的新古典趣味，铩羽而归。后来咸鱼翻身，罗丹才被看成励志英雄。这里地处巴黎左岸，卢森堡公园、荣军院、埃菲尔铁塔、观象台，还有他没能考进的美术学院，都在附近。这是一个很有情调的街区，也很势利。看看餐馆领班的脸色，就知道了——很大程度也可以看作博物馆的外围部分。教堂广场北侧有一家咖啡馆，据说罗丹时代的天才诗人兰波（Jean Rimbaud），就在那里写出了《醉舟》。广场向南是费鲁街，不长，西侧的石砌墙体略现岁月侵蚀的包浆感，上面就刻着那首诗歌史上的经典——这位诗人另一句更出名的话“生活在别处”，可以放在这里做注脚。特别是冬日，晨光被路边树上的枯枝剪裁得丝丝缕缕，飘拂在若有若无的风中。不时会有这里的居民，拿着新烤的法棍面包走过。所有这些带体温的细节，都朝你心坎儿上招呼，你会立刻忘记这座城市所有的混蛋之处。
……
走进大多数博物馆，里面的收藏都记载着人类经历的各种残暴历史，我们则万分幸运地赶上一个黄金时代的尾声。这还只是文明的历史。那些自然博物馆则告诉你，我们的存在本身就已经是奇迹。我们脚下的大陆板块漂移不定，断裂、碰撞、隆起、塌陷，伴随着地震、冰川和海啸，还有一次次的物种大灭绝。
——本文节选自顺手牵猴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的《博物馆窜行记》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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