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副省长的多重挑战：当促发展和防风险发生冲突时怎么办？
近年来，在地方政府领导班子中配置一位来自金融系统的副省长或副市长正成为趋势。
据澎湃新闻梳理，截至2018年9月底，全国31个省、直辖市、自治区（不包含港澳台），有11个都配备了“金融副省长”，他们普遍高学历、科班出身，且在金融监管部门或国有大型银行工作过相当长的时间，具有丰富的金融系统从业经验。仅2018年就新产生了5位来自金融系统的副省长：上交所原理事长、党委书记吴清调任上海市副市长，中国人民银行原副行长殷勇调任北京市副市长，中国农业银行原副行长康义调任天津市副市长，中国银行原副行长刘强调任山东省副省长，中国工商银行原副行长李云泽调任四川省副省长。
如何看待金融副省长这一独特群体？
懂金融、懂政策，有利于协调央地关系、对接资源
随着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阶段，金融正日益成为推动区域综合实力增长的重要力量。
一位沿海发达省份金融系统人士告诉澎湃新闻，具有深厚金融背景的官员，更善于为地方金融发展打开格局。金融是专业性很强的行业，懂金融的官员能够真正让金融成为独立的产业服务于实体经济，而不仅仅作为拉动经济增长的融资渠道或杠杆。
国家外汇管理局副局长陆磊曾在担任广东金融学院代院长时曾发表过有关金融背景官员的看法。他曾在接受采访时指出，传统地方大员往往无法充分认识发展金融的作用，经济管理思维保守，仅仅局限于发展实体经济、制造业等，而金融背景官员则往往会更倾向以金融作为独立产业来布局，重点发展服务业。
现任广东省副省长的欧阳卫民曾在央行系统工作二十年，2011年，他空降广州，成为分管金融等领域的副市长。初上任他就走访了数十家金融机构，并提出广州要吸引大型金融机构总部落户的可能性不大，应建设国际化区域金融中心的思路。在他的推动下，草根金融和普惠金融在广州得到了大力发展，全国首条民间金融街、首个民间金融价格指导体系建立，天河员村国际金融城等项目正式落地。2011年，广州市金融业实现增加值774.60亿元，到2016年，广州市金融业增加值达到1800亿元，占GDP的比重提升至9.18%，从2011年到2016年，广州金融业增加值增长了133%，居国内各大城市之首。
郭树清2013年上任山东省长后，推出《关于加快全省金融改革发展的若干意见》，被业界解读为“山东金改22条”。包括探索由民间资本发起设立自担风险的民营银行和金融租赁公司、消费金融公司、鼓励民间资本参与金融机构重组改造、选派高层次金融人才到市县任职等等。三年成绩单显示，山东省金融业增加值由2012年的1936.11亿元，提高到2015年的3130.6亿元，增长了61.7%。
上海财经大学投资系副教授郭峰对澎湃新闻表示，从促发展角度而言，如何进一步引导金融业服务实体经济，是近年来金融业发展的重心，地方政府引入金融系统高管，势必有助于地方企业上市、地方债务发行、置换等工作的推进。此外，各级地方政府，特别是省级政府，名下现在也或多或少拥有自己的地方性金融机构，金融系统高管的到来，对这些地方金融机构的进一步发展壮大，想必也可以带来很多资源和空间。
一位政府部门工作人员告诉澎湃新闻，具有金融专业背景的官员在政府部门并不多见。这些长期在金融系统工作的副省长们懂金融，懂政策，在协调中央和地方关系，以及资源对接方面，有一定作用。
上海对外经贸大学金融发展研究所副所长钟辉勇分析，金融系统高管到地方任职，有两个显著优势。首先，他们了解金融系统的运作，在制定政策上面会更有针对性。如以前地方政府违规融资现象非常普遍，一部分是由于过去政府部门不熟悉金融政策导致的。其次，他们长期在金融部门工作，在相关政策制定的时候，会更注重听取金融部门的意见，保持相关政策的平稳过渡和顺利执行。
防范金融风险或将成为最大挑战
近年来，诸如非法集资、P2P“跑路”、企业资金链断裂等金融风险层出不穷。去年召开的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中，明确提出要强化风险处置的地方责任。
“随着金融科技在地方非传统金融业态的发展，我国金融风险高发区域也在一定程度上从传统金融体系转移至非传统金融体系、从中央转移至地方、从线下转移至线上。”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所长孙国峰7月7日在上海召开的“第五届金融科技外滩峰会”上表示，地方已成为防控金融风险攻坚战的“重要战场”。
北京市副市长殷勇10月13日在中国财富管理50人论坛2018年会上提出，进一步完善地方金融监管，要从处理好发展和监管的关系出发，一方面，将金融机构的进入审批事权更多地交由中央监管部门集中管理；另一方面，将金融机构的日常监管任务更多地下放至地方。
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管学院教授陈宪认为，金融风险主要是系统性金融风险和区域性金融风险。防范区域性金融风险，是就任金融副省长必须要面对的重要课题。
郭峰认为，根据中央政府的部署，地方政府在防范和处置地方金融风险上，正在发挥越来越重的责任，“一行两会”监管之外的新兴金融业态很多都划给了地方政府来承担日常监管责任，如小额贷款公司、P2P网络借贷、融资租赁、融资担保，等等。此外，即便是”一行二会“监管的传统金融机构，如果发生恶性风险事件，地方政府往往也需要根据属地化原则，承担牵头处置的责任。当然还有地方政府债务、地方融资平台和国有企业的债务问题的防范和处置，更是地方政府义不容辞的责任。然而，由于金融系统长期实行中央垂直的监管体制，地方政府负责地方金融管理的部门（一般是金融办）在监管权限和人员配置上均存在很大不足，组织部门遴选金融系统高管到地方政府任职，有助于充实提高地方金融管理的能力。
2013年，欧阳卫民兼任广州增城市委书记，在控制金融风险方面发挥了自己在金融系统工作多年的特长。据《广州日报》在2015年7月29日的一个报道，欧阳卫民到任前，增城的公开债务大概在500亿元左右，在一次公开讲话中，欧阳卫民表示增城的债务目前已经控制在150亿元左右。
2016年28日，还在担任上海副市长的屠光绍在“上海并购金融集聚区要素对接推介会”上对金融创新和非法金融活动发表了看法。他强调，要把合法合规的金融创新和打着创新旗号的非法金融活动区分开，对于前者要坚定支持、容忍失败，而对于后者则要毫不留情地打击、零容忍。
郭峰分析，“金融业具有典型的全局性特征，绝大部分的金融业务都是跨区域、全国性经营的，这样就存在防范地方风险与政府对金融业过度干预的问题，”郭峰分析道，“金融资源作为地区经济发展不可或缺的要素，地方政府具有主导金融资源配置的强烈动机，且对可能出现的金融风险缺少考虑。具体到地方金融管理上，地方政府主要关注重点在于如何突破现有的金融体系约束，通过强化地方金融功能、加快金融机构集聚，尽可能拉动当地经济增长，但自主收缩调节的动力不足，忽视了金融发展中隐藏的金融风险。这一点在省级层面也许还好，但地方政府层级越低，促发展与防风险之间的冲突就越明显，越需要警惕。”
金融政策研究中心主任何海峰表达了类似的看法。金融副省长往往有着深厚的金融机构工作经验，可能会对过去的路径、体系和资源形成依赖。而作为分管金融的副省长，他们的工作之一就是帮助地方政府融资、举债，杜绝金融乱象等等。但是这就涉及到能否把握好边界和底线，不滥用过去的资源和影响力造成操作层面的风险和漏洞。
金融高管就任地方政府要职，还面临着其他挑战。
陈宪认为，与内部成长培养起来的副省长不同，县-市-省这样的基层地方政府工作经验的累积对于处理地方问题是比较重要的，有的金融高管可能会缺乏一些基层工作经验，这或许是他们需要补上的短板。
“在金融条线，专业性和系统性较强，但是地方的问题错综复杂，不单单是金融层面的工作，涉及到经济、社会、民生等方方面面，即使是分管金融，金融也是要为其他工作服务，而且各地经济发展的水平和结构均不相同，需要官员迅速摸清规律。换句话说，过去需要专注于金融层面的问题，现在需要全盘考虑，协调好金融和其他行业发展的关系。”何海峰说。
有学者认为，金融机构是一种文化，政府部门是另一种文化，学金融出身的干部需要适应这种文化。还有，金融系统和公务员系统的薪酬体系不一样，可能会存在落差，这也是到地方政府任职的金融高管需要面对的客观现实。
金融副省长、金融副市长未来或成标配
金融是国家重要的核心竞争力，金融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金融制度是重要的基础性制度。
在中国经济寻求新动能，金融仍然面临多发性风险的前提下，金融人才担纲政府要职，构建政府金融人才体系，已成为大势所趋。
高学历、视野开阔、专业性强，在金融系统具有多年资历和丰富人脉的金融高管到任地方，对辖区金融乃至经济的发展影响，在当前阶段更具现实意义。近几年地方经济增长压力不小，特别是中西部地区在项目融资方面需求很大，很多地方政府性项目的推进，都需要涉及PPP项目以及地方政府性债务等，对官员的金融专业有较高的要求。
金融跟政策紧密度联系很高，地方需要向中央争取政策支持，比如金融改革试验区、相关牌照之类；另外有金融背景的官员熟悉中央政策，容易找到国家层面的改革与地方特色结合点，进而寻求政策创新；金融领域是资源高度密集型行业，此类官员的个人经验、资历和资源，都会对地方产生较大影响。
近两年，除了浙江、江苏、山东等省级政府配备了金融副省长外，一些区域重点城市如南京、杭州、西安、大连、青岛、长沙、哈尔滨等地也纷纷配备了具有金融工作经验的副市长任职。除此之外，金融监管部门和国有大行的金融干部到地方挂职、交流的人数也越来越多。
一位沿海政府部门工作人员对澎湃新闻说，金融专业人士到来，不仅能够在拓宽企业融资渠道、帮助筹备地方法人金融机构设立等具体操作上提供帮助，还能带来金融发展的新理念、新思路。
“金融高管、干部去地方任职，除了对当地发展带来好处外，对其个人履历和生涯也是一笔财富。有了地方政府的工作经验，再回到金融系统，往往视野更宽，思考问题更全面。这也是国家大力推行政府和金融系统人才交流的原因之一。”何海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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