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观警察”当道 名著晚节不保？
不知从何时起，“三观警察”攻占了整个网络。
谈婚嫁，要说“身高、年龄都不是问题，重要的是三观”，电视剧电影经常会引发“三观大讨伐”，比如琼瑶阿姨笔下的那些经典形象、《流星花园》以及《后来的我们》等。最近一次引发关注，是那些曾经被推荐无数次的经典名著，比如《英国病人》《包法利夫人》等，都被贴上“冠冕堂皇的婚外恋”“爱慕虚荣的白穷美的倒贴悲剧”的标签。为何突然涌现这么多“三观警察”？其背后是怎样的文化焦虑在作祟？
中外名著均遭遇“三观审判”
事情得从《英国病人》获得“金布克文学奖历史最佳小说奖”说起，这是今年7月的事儿，由评委和公众从50年来的布克奖获奖作品中层层选拔而出。
这部由加拿大小说家迈克尔·翁达杰创作的小说，1996年被改编成电影，一举斩获包括最佳影片在内的9项奥斯卡奖，成为一代人记忆中的爱情经典。在豆瓣上，超过3.4万人标记看过电影《英国病人》，评分8.4分，在豆瓣电影Top250榜单中排在第231位，算得上是公认的佳片，此前评论多是“因为战争而短暂悲恸，因为战争而耐人寻味”“诗一样，泪两行”等。
不过，最近开始有些不同的声音加入，比如“三观有点厉害，恕我不能认同”“把婚外恋说得冠冕堂皇”“男主很苏，但三观不可恭维”“三观不敢苟同，出轨理所当然”“是一桩宁可死也要出轨的故事”，主要针对的就是男主艾马殊在一次沙漠探险中与有夫之妇凯瑟琳萌发的婚外情，读者大多也都为此给出了3星以下的评分。
不只有《英国病人》遭遇“三观审查”，《包法利夫人》也被说成是一个白穷美的倒贴悲剧，《安娜·卡列宁娜》则是在讲述“女人不作就不会死”，《飘》说的渣女勾引闺蜜老公，还有《月亮与六便士》中的男主，被说成是一个“抛弃妻子，彻头彻尾的渣男”。除此之外，《红与黑》《简·爱》《廊桥遗梦》等也都难逃三观审判。
世界名著以外，中国的经典作品也“在劫难逃”，比如《红楼梦》被批判贾宝玉是“花心、骗婚的渣男”，《西游记》中的唐僧“胆小怕事还不讲义气”，《三国演义》教人勾心斗角，《水浒传》就是莽夫打架，琼瑶奶奶、金庸爷爷的作品就更不用说，多位主人公被批判成“渣男”“绿茶”。所谓的“三观圣人”们总是能跳脱故事所在的语境，将情节、话语片段解构成“人性本恶”的丧气剧本，用作家韩松落的话说“这是一种初代人工智能评论，只要几个模板，几个关键词（小三、渣男、捉奸、出轨、闺蜜、前任、奇葩、屌丝、逆袭、穷、富、赚钱/不赚钱、三观正/不正）就可以轻松评价上至荷马史诗，下至上周新片在内的所有文艺作品”。
这还不是最可怕的，最可怕的是，有些人会因为这些故事的主人公表现出不符合道德要求的完美无瑕而认为世界名著“三观不正”应该被批判，甚至抛弃。
经典文学形象都不算道德正确
对于这种现象，网络引发激烈讨论，有文艺青年愤怒地痛斥这些网友“心智未全，几同文盲，不懂得欣赏名著的意蕴”。
在山东大学文学院教授马兵看来，这的确是对文化的一种“恶搞”，那些批判文学作品三观的人，并非真正站在道德的立场对作品进行评判，而是所谓的“道德绑架”。“有人开玩笑说，伟大的文学作品大多与偷情或道德禁忌有关，比如《廊桥遗梦》《安娜·卡列尼娜》等，都与出轨和婚外恋情有关系。”在马兵看来，只有在这种极端情况下，人性的复杂性才能显现出来，“所有经典的文学形象，都不算所谓的道德正确，一个人如果充满了道德的庄严感，那就会非常的失真。所以，完全忽略文学审美，而轻易地在道德上对名著加以否定，是非常偏执的一种行为。”
文学评论人士钦先生也说，大多数经过时间考验、流传至今的经典，都拥有极高的艺术水平，比如《安娜·卡列尼娜》，它被一些网友解读成婚内出轨的故事，但如果将它放回到当时的历史背景中去，就会发现婚姻和忠诚在那个时代有着和现在完全不一样的标准，贵族间的政治婚姻和装点门面的男女结合鲜少与爱情有关，安娜之所以为那个时代不容，不是因为婚外情，而是她对自己婚姻外的那个男人产生了真正的爱情，并认为爱情就应该光明正大，没什么可隐藏的。
被大家嘲讽为“凤凰男逆袭”的《了不起的盖茨比》，在学者梁文道眼中，则是“记录和描述分析美国梦最好的一本文学经典。它告诉了我们，一个国家整个时代一起做着梦的感觉”。
当然，也不能否认，有些作品中的确存在一些不符合当代“三观”的内容。比如山东师范大学教授、文艺评论家宋遂良在提到《三国演义》和《水浒传》中也说到，站在文化批判的角度，这两部作品确有瑕疵，比如不尊重女性或者打着“替天行道”的旗号就可滥杀无辜等，但这仅是文化批判，作品的文学价值仍然十分值得肯定。
读书，是为了理解世界的复杂
马兵说，这种所谓的道德批判背后，实际是一种非常可怕的“求权”心理——一定要以自己的标准来要求别人，而往往越是愿意使用这种“三观批判”的人，越可能是生活在多元三观之下的人。
豆瓣网友雾港认为，这是一种“猎巫”，通常是指人们把私德有瑕的人、惯于特立独行的人等，从集体中揪出来，并以欺凌和冷漠等手段将他们与众人隔离开来，以期纾解群体内部的压力，“但当‘三观拥趸\’们把目光从现实生活中放远，全然不顾不同时代人们的思想意识和历史背景的差异，而企图用这一套模板来解读古今中文一切文化现象，乃至朝着脍炙人口的文学名著、电影佳作挑刺儿的时候，违和感就显现了”。在他看来，这种向文学作品“猎巫”的心态背后，藏着的是一种女性自主意识不断冒头，但在社会关系和婚恋关系中的地位却不升反降的社会压力，“夹在现代与传统的两种截然不同的价值观缝隙里，现实处境每况愈下，经营好一段亲密关系变成了越来越棘手的难题，因而引起女性群体的广泛性焦虑，所以人们从文学世界里抓捕出来的‘三观叛徒\’也往往都是女性，比如包法利夫人、安娜卡列尼娜、薛宝钗，仿佛只要以足够强硬的态度与其划清界限，就不会像她们一样陷入无法自持的婚恋困局里去。”
但将文学作品与现实生活混为一谈就不对了，用梁文道的话说：“读书到最后，是为了让我们更宽容地去理解这个世界有多复杂。” （记者石晓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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