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万历战争到甲午战争

齐鲁晚报 2018-07-07 03:55 大字

《跨境人员、情报网络、封贡危机:万历朝鲜战争与16世纪末的东亚》郑洁西著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唐山

在明末和清末,中日间曾爆发两场影响深远的战争:一是万历战争(1592—1598),二是甲午战争(1894—1895)。两场战争均发端于朝鲜,结果却大相径庭:在万历战争中,中朝联军取得完胜；在甲午战争中,清军完败。

对比两场战争,会发现一些有趣的细节:

首先,在万历战争的许多战役中,明军投入兵力严重不足,却能取得胜利；在甲午战争中,虽然清军人数也处于劣势,但双方差距不大,而在海城之战中,日军6千人,清军6万人,将近日军10倍,清军却未能取胜。

其次,明军、清军的装备与日军装备差距不大。许多网文夸大了万历战争中明军的装备优势,事实上,日军在单兵火器上拥有优势,近25%的士兵配有鸟绳枪,明军仅10%的士兵装备了最原始的膛线火枪。万历战争中,明军俘虏了大量日军,很多人被编入明军,一些人(从档案看,不少于千人)战后定居中国,仍为明军服务。可见明军对日军火枪兵的战斗力是高度认可的。在甲午战争中,清海军逊于日本,可在北洋水师发挥较好的黄海大东沟海战中,双方战损比达3:1。清陆军装备则占优,日军缴获清军火炮达607门,而日军拥有野战炮不过300门。

其三,明军、清军在军事经验上相差不多。在万历战争前,明军在平倭战争中积累了一定经验,主力参战部队是戚继光的班底。在甲午战争前,清军在太平天国战争中得到锻炼,后又参与中法战争,战绩尚可。参战的清军将领多是从实战中选拔出来的。

不可否认,甲午战争性质不同,是尚未完成近代转型的军队(清军)与已实现近代化的军队(日军)之间的较量,与万历战争不可同日而语,但深入检讨万历战争取胜的经验,依然有意义。《跨境人员、情报网络、封贡危机:万历朝鲜战争与16世纪末的东亚》一书的价值就在于,为我们提供了许多长期不为人知的、全新的细节。

首先,明军战前准备更充分:日军侵朝前,流落日本的中国人许仪(又名许三官)已将信息辗转传达给明廷,明及时扩军,部分地区水师扩充三成以上,他们后来成为第一支入朝部队。相比之下,在甲午战争前,清廷对日方意图始终困惑,反复误判。

其次,日军中的华人临阵倒戈:如郭国安(日本名汾阳光禹),本是被掳到日本的明人,因作战勇敢,成为将军。他在泗川之战中私下联络明军,导致日军大败。可在甲午战争中,清军在井中投毒,竟有华人争相向日军报告。日方密探不擅中文,只需坐在茶馆中出高价悬赏,甚至一些清朝的地方官员都甘当线人。

其三,明军基层官员有高度责任感。福建、山东等地远离战场,两省地方官员却不断向日本本土派出间谍,明朝一度试图与日方媾和,这些官员因而得咎,可他们依然不改初衷。可在甲午战争中,高级将领间且互不相救,基层更是望风而逃,战场上经常呈现出溃败状态。

其四,明军大量使用间谍。如刘可贤、金学曾、林震虩等,他们及时了解丰臣秀吉的底牌,确信和谈无法成功,并向明廷及时通报丰臣秀吉死讯。间谍们还成功说服萨摩藩主岛津义久中途撤兵,减少了日军军力。可在甲午战争中,日军间谍深入中国军港,许多人连中国话都不会说,居然获得重要情报。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万历战争中,不少旅日明商挺身而出,主动为明军服务,可在甲午战争中,清商多取“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态度。

毫无疑问,不论是明廷还是清廷,都是腐朽的封建专制王朝,在战争中都出现了统治者信心动摇、制度腐败、执行力低、上下信息不畅等问题,这是专制主义无法克服的弊端。明廷能表现得略好,不外乎两点:其一,明廷是从东亚秩序的角度来认识万历战争的,故态度相对开放,在明军参战部队中,有葡萄牙人、非洲黑人、暹罗(泰国之前身)人,还曾准备向暹罗借兵。在战争中,明廷充分团结琉球、朝鲜,营造了一个有利的地缘政治环境。这就比清廷坐等英国、俄国来调停更高明。其二,明廷尚存文化合法性,基层官员、游商、旅日华人均奉其为正宗,甘心为之牺牲个人利益。清代明后,未能很好地解决文化合法性问题,致日本、朝鲜产生“小中华意识”,自命为中华文化的正统传人。清代重文教,却解决不了“华夷之辨”这一根本问题,致“明末无白丁,清末无倥子(指帮会人员)”,而社会流氓化的代价是:固然不再有人敢于争辩,却也不再有人肯输诚。

历史的价值在于启迪后人,本书通过复原万历战争中被忽略的细节,警示读者:民族国家间的竞争将长期存在,这是无法回避的现实,只是这种竞争在将来未必体现为战争的形式。那么,在未来的国家竞争中,该怎样在新的游戏规则下,取得最终胜利呢?这些问题值得更深入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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