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师不再举“戒尺” 教育惩戒权的尴尬如何破解？

罚站不敢罚久，批评不敢说重；只要家长一来闹，学校多半处于弱势，接着老师被要求写检讨、扣工资……这是《半月谈》记者日前在江苏、山东、江西等地采访时，数十位中小学教师的普遍反映。老师们不再举“戒尺”了，因为风险太大。面对学生时，一些教师只授知识，不再教做人了。 

实际上，这种教育惩戒权所遭遇的危机，近些年来屡被提及，并愈发引起公众共鸣。对此，应当辩证地看。 

首先，应当看到其正面意义。我们的传统教育中，“教不严，师之惰”、“严师出高徒”等说法，都表达了对惩戒的肯定。确实，惩戒能起到一定的育人作用，但也有可能向学生灌输绝对服从、否定质疑等与现代教育与文明不符的思想，其负面作用不容忽视。更关键的是，很多时候，惩戒与体罚的界线十分模糊。不少人在读书时代都遭受过以惩戒为名的体罚，轻则丧失了学习兴趣，过早结束求学生涯，重则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心理阴影，影响其性格与个人发展。也因此，我国早就明令禁止教师对学生实施体罚，这是一切文明社会的通行做法，也应当坚定贯彻下去。 

但随着禁止体罚的观念日益深入人心，出现了矫枉过正的现象，一些正常、适度的教育惩戒受到了波及，一些家长将教师正常的惩戒行为解读为体罚，采取不科学、不理性的方式过度“维权”，导致教师投鼠忌器，即便是非体罚的惩戒措施，也不敢使出。最后，教师失去了惩戒权，但还可以“明哲保身”，只是对有责任心的教师来说，这种被动常常让其感到无力与悲哀。而那些单靠鼓励与温和教育不起作用的学生，可能沦为最大的受害者，不光无法完成学业，更有可能走上歧途。一些学生暴力伤害教师的案例，在某种程度上说也与教师丧失惩戒权有关。 

实际上，适度的惩戒一直是教育的应有之义。在甲骨文中，“教”字右半边是“攴”，含有“以手持杖、敲击”的意思。苏联教育学家马卡连柯说，“适当的惩戒不仅是老师的权利，更是老师的义务，不了解惩戒，老师就放弃了一部分自己应尽的职责。”现代教育学观点也普遍认为，缺乏惩戒的教育是缺钙的教育，孩子的健康成长离不开适当的批评。 

恢复教育惩戒权的呼声不是没有。然而，囿于诸多因素，正常使用教育惩戒权殊为不易。除了“快乐教育”之类的观念对教育惩戒的排斥抵制之外，惩戒与惩罚（体罚）的关系如何界定，怎样的惩戒才合理适度等技术层面的问题，短期内也难以解决。

去年，青岛市政府发布《青岛市中小学校管理办法》，提到“中小学校对影响教育教学秩序的学生，应当进行批评教育或者适当惩戒”。这是全国或地方教育性法规中首次提出“惩戒”的概念，一度引发热议。 

施行教育惩戒权当然不是出台一纸《办法》那么简单，还需建立合法、合情、合理且接地气的惩戒机制，让教师能把握好操作的尺度。而比执行层面更重要的，是社会、家长、学校等相关各方首先要对教育惩戒达成这样一个共识：真正的教育惩戒是一种理性的、规划性的警示、告诫，符合心理学、教育学规律，讲究技巧和策略，是现代教育的一部分，而不是非人道、反教育、落后的教育方式，更与体罚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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