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四十余年仍靠薄利多销 顶级骨灰盒才两三千元暴利殡葬之下的“寿衣之都”
暴利殡葬之下的“寿衣之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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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四十余年仍靠薄利多销 顶级骨灰盒才两三千元
暴利殡葬之下的“寿衣之都”
4月1日，天津武清区六道口村最为繁华的中心区域殡葬用品商店林立。（资料图）
在天津坐车，如果你和司机说去六道口，一定会被上下打量一番。天津市武清区六道口村，这个拥有7000多村民的天津最大行政村，是全国著名的殡葬用品产地，中国北方殡葬用品的批发源头。当地对外宣传时，自称“寿衣之都”。这里生产批发的殡葬用品，不仅覆盖中国北方市场，还远销南方多地。
在年轻村民眼中，六道口能形成今日规模，始于老一辈在改革开放初期的艰苦奋斗，“从耗子窝一样的”作坊一点一点做大。时至今日，六道口不乏子承父业的村民，戏称自己是“从死人衣服堆儿里长大的”一代人。
●靠寿衣代工起家的六道口
进入六道口村，村子里主要道路是东西向的津永路，从村子东边的村碑到村子最西侧的小区，全程1.8公里，马路两旁集中着上百家殡葬用品店。和其他普通的北方村落不同，村里来往的车辆中，更多的是外省市的牌照。近到北京、河北、山东、山西，远到浙江、四川，穿梭不止。
31岁的刘佳（化名）站在店里用电话询问着发往包头的货，吩咐工人不停地搬货。正说着，门口一辆白色凯迪拉克轿车停下，下来一名戴着金项链的男子，拿走了5件寿衣。这是刘佳的丈夫，从总店拿货到分店销售。如今，刘佳父母创立的寿衣厂日发货量能达到5000件，不仅覆盖了北方市场，还会发货到南方多地。
在刘佳的童年记忆中，家中到处都是堆积如山的寿衣材料，家里请来的工人吃、喝、住、干活都在一起，父母起早贪黑背着麻袋，坐火车去各地发货。
“寿衣之都”的历史始于上世纪70年代中期，六道口村第十五生产小队的一名业务员在外跑业务时，听说为天津瑞蚨祥做寿衣加工可以赚钱。消息一出便带动了村里一批村民做起了寿衣加工。
1978年是中国发生改变的一年。彼时的六道口村，虽尚未解散生产队，但也依靠之前的些许积累，成立了“利民寿衣厂”和“剧团服装厂”两个工厂，也为六道口后来的寿衣产业打下了基础。
1985年，25岁的刘德恩（化名）在种地之余，开始在村里寿衣加工厂为人代工。加工一套寿衣能挣几毛钱，一个月可以挣到十几块钱，这对于当时的他已经是很高的收入了。
1987年，刘德恩的儿子出生，他开始决定自立门户做生意。拿着从亲戚那里借的二百多块钱，凑够了三百元做“启动资金”。他没有选择跟村里其他人一样做寿衣加工，而是选择了做寿衣原料的供应。
虽然做原料生意，但刘德恩也希望像村里人一样能将寿衣买卖做到外地去。于是便尝试着出去跑买卖。风餐露宿地往外跑，辛苦程度让他始终难忘。“累了直接打开背着的寿衣，铺在地上睡觉。旁边的人看着直害怕。”
哪办丧事，哪就有六道口人的买卖。一次，刘德恩想去远一点的地方。千辛万苦到了河南嵩县，拿上自家样品去了县里百货大楼，本以为能有所收获，结果发现当地人要么自己做寿衣，要么就已经有了稳定的渠道。一打听才知道，货源就是六道口，村里人已经有人捷足先登了。
折腾来折腾去，地方去了不少，生意却没能开展起来，偶有几处小市场，一年挣不了几个钱，慢慢也就放弃往外跑。踏踏实实回归到自己的原料生意上。
第一代创业者的奋斗促成了六道口后来的地位。1991年以后，乡镇企业成爆发式发展，六道口村的寿衣生意也越做越大，在几届村书记的回忆中，上世纪90年代的六道口，一度达到了“垄断全国货源”的水平，自此名声大噪，堪称寿衣之都，甚至“全球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六道口的寿衣”。
刘德恩也跟紧了这个潮流，1993年他租下了村子十字路口处的一个门面，这也是他生意开始走上正轨的一个起点。到了90年代末，村子里400多户人家，全都依靠寿衣产业为生。如今，他的店也成为村里资格最老的店家之一。
●顶级骨灰盒也才两三千元
清明前夕，记者走访了北京八宝山附近的几个殡葬用品商店。以骨灰盒为例，标价从几千到几万不等。两款标价18800元的紫檀和25600元的黑紫檀骨灰盒，最终店主表示出售的底价为2800元和4800元。而当记者拿着这样的价格询问了几位六道口的商家之后，他们都表示十分无奈。
2012年清明，央视《焦点访谈》报道了六道口村与北京终端销售之间价格存在巨大差异，直指殡葬用品销售存巨大暴利。
报道中，一款鸡翅木骨灰盒在六道口村批发价约为450元，而在北京某医院门口的一家寿衣店，类似款式的鸡翅木骨灰盒却高达16800元。此后类似的新闻报道也层出不穷，让一些六道口人出门做生意时有些苦恼。“每次谈生意，对方都感觉你是在蒙人骗钱。”
刘德恩回忆，一次，一位外地亲戚家里有人去世，找到店里，希望推荐一款骨灰盒。刘德恩精心挑选了一款后报价500元。这一报价让亲戚犹豫起来。刘德恩很奇怪，这么便宜还嫌贵？亲戚终于开了口，“还有更好的吗？”刘德恩有点生气，“我是看在亲戚面上才报价这么低，他还以为我推荐了次品。”
42岁的高阳（化名）从业15年。他认为殡葬用品的价格虚高现象，往往是由买、卖双方等多方面促成。
高阳经常遇到过这样的客户，在推荐了店内最高档的骨灰盒之后，客户仍然嫌档次低。在高阳看来，这样的客户往往是根据价位来判断产品档次，这种判断方式本是无可厚非，除去客户本人的消费能力、攀比心理之外，高阳觉得，殡葬产品有其特殊性，殡葬产品的价位、档次，寄托了客户对逝者的感情，而在购买上往往会比购买其他商品出手大方。
以骨灰盒为例，决定其档次高低无非是材质和雕工。在六道口的老板口中，如果不考虑个别高档品牌，顶级的骨灰盒也才2000至3000元，一般“不差钱”的客户在别的地方购买的万元以上的产品，基本都是这个档次的。
一名商家举例表示，一款成本为5000元的骨灰盒，我们可能会卖到6000元，但这样的生意很长时间都碰不到一单。从商家的角度，还是更喜欢薄利多销来得稳定。
然而，终端的价格也并不能影响六道口的批发价。“该是多少钱，还是多少钱。”高阳表示。“不排除有些商家就会利用客户的这种心理，忽悠客户多花钱。实际上他卖出的产品，成本最高也就那么多。”
在批发价上，村内各个商家也不可能相差太大，因为外地经销商来进货，可能会挨家挨户问价格，觉得合适才会下单。“村里这么多商家，这家卖贵了可以去另一家，这就决定了你不能瞎报价。”
●“人有钱了，也不能误导多花钱”
在天津，提供殡葬一条龙服务的老板被称为“大了（liao）”，高阳就是一位一年能做300单的“大了”。
至今，高阳还会遇到有的家属要求“大操大办”，老人（遗体）16人抬或32人抬，然后跟着乐队，吹吹打打走一路，早上走个三里二里路，晚上摆大席。有家属还会提出请杂耍表演。
高阳说，尽管丧事办得很多，但是家属如果要求太多，作为“大了”的他，也会相劝适可而止。“‘厚养薄葬\’，生前要对老人好，尽孝道，死后丧事简单办。大操大办就是搞走了样。”
10多年前，高阳接到一单活，客户是一名中年男子，母亲去世。不同于往常客户需要设灵堂、做仪式等等繁琐程序，事主只是通知将纸花、纸马拉到固定地点一烧，然后约好灵车送去殡仪馆火化。送灵前一天晚上，高阳到了事主家，发现男主人还在家看电视，男主人的妻子还正常出门跑步，“就跟日常一样，完全不像家里办着丧事。”
事后，高阳奇怪地问亲属，丧事是不是办得太简单了？亲属透露，男主人并非不孝，老人生前得了癌症，需要打一种止痛针，只有北京才有，打一针就得7000块。老人宣告不治后，光打针就花了17万元，男主人只是工薪阶层，还是坚持给老人打。高阳说，自己做“白事儿”这么多年，每次一想起这事儿还是很感动。
与之相反，高阳也遇到虽然丧事办得体面，却因种种原因在丧礼上大出洋相的家庭。一次丧礼上，因房产问题，儿子与女儿、女婿大打出手。高阳至今记得，妹妹当着众亲友大声质问哥哥：“你都没养过老人，凭啥要分房产？”
随着社会进步，传统丧事程序朝着逐渐简化的方向发展。但是殡葬用品的种类也是越来越花哨。过去的纸牛纸马变成了如今的纸糊家电、纸糊别墅、纸糊豪车等等。
虽然挣这行钱，高阳仍觉得烧纸放炮属于陋习。“移风易俗其实是有利于殡葬行业发展。丧葬仪式简化了，我们的服务内容也可以随着改良，质量也会上升，在相同时间内接单量多了，反倒更有利于赚钱。”高阳说。
“人都有钱了，也不那么在乎花钱了”，这是好的一面；消费能力上去了，有商家以此误导消费者多做项目多花钱，这是不好的一面。“做红白事的是在行善，做我们这一行，不能给客户灌输错误思想。”
据《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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