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世东亚“谍战”：壬辰战争前后的中、朝、日情报网
万历朝鲜战争（1592-1598，也称“抗倭援朝”）是明代万历年间发生在朝鲜半岛的中、日、朝三国战争。韩国称为“壬辰倭乱?丁酉再乱”，取兵乱离散之意。日本称为“文禄?庆长之役”，暗示战争背后的征兵与劳役。
韩国KBS和央视合资拍摄的《壬辰倭乱1592》海报
从东亚史的角度重新审视万历朝鲜战争
随着东亚各国学者交流的日益深化，中日韩三国开始共同关注及重新审视这场东亚国际大战，并开始采用较为中立的“壬辰战争”（The Imjin War，也有学者称之为The East Asian War）这一名称。特别是近几年来三国学界对这场战争的关注呈现白热化趋势。例如，2012年5月，在韩国召开了由东北亚历史财团主办、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承办的“壬辰倭乱的展开及明的应对”研讨会。2016年7月，日本史研究会（日本）就策划了一场题为“東アジア諸国家にとっての「国際戦争」：文禄?慶長の役（壬辰倭乱）”的例会，由韩国延世大学的车惠媛教授和日方的米谷均做主题报告，名古屋大学池内敏教授点评。目光转向国内，第一届壬辰战争研究工作坊“壬辰战争的历史记忆——以史料为中心”于2017年4月在山东大学召开，中韩两国学者共同探讨战争记忆问题。台湾的学术杂志《明代研究》也于2017年6月推出第二十八期 “十六世纪朝鲜战争”专号。
郑洁西博士《跨境人员、情报网络、封贡危机：万历朝鲜战争与16世纪末的东亚》一书的出版，将对此战争的考察推上了一个新的台阶。国内近年相关的研究著作几乎是空白，这本书的研究主题值得重视，研究水平也属上乘。此书是在其2011年向日本关西大学提交的博士论文《明代万暦時期の中日関係史の研究》的基础上增删而成，共三编十一章。第一编“跨境人员”，第二编“情报网络”，第三编“战与和：封贡危机”。
其中，第二编第四章“战争期间的两种丰臣秀吉情报”中指出“丰臣秀吉中国人说”以及丰臣秀吉死亡情报均来源于琉球，紧接着第五章 “琉球国的情报角色”中详细论述了琉球国在壬辰战争情报收集及信息传递方面的作用，特别是朝鲜国王答谢琉球国王的咨文最后写道“烦乞贵国日后凡有贼情，不拣缓急，须径报天朝，以示敝邦”（97页），昭示了日本情报的“琉球－明朝－朝鲜”的传递路线。
评者个人最为感兴趣的还是分量最重的第三编。此编从战争前夜的备战战略到具体的沈惟入倭营交涉，再到册封时的情况还原，最后到册封后的和平谈判，一气呵成。特别是第十章“册封史事考”运用中朝日欧四种史料（1明朝册封使杨方亨和沈惟敬的报告书、2通信使黄慎等的记录、3 日方记录、4 耶稣会记录）对照还原了丰臣秀吉被册封时的真实情形，可谓佳作。
《跨境人员、情报网络、封贡危机: 万历朝鲜战争与16世纪末的东亚》，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7年
评者的研究领域主要为壬辰战争后的中朝日三国关系史，且能力有限，因此仿照郑博士的思路，从被掳人、情报网络及清朝的对日朝关系的关心三点延伸一下壬辰战争后的情况。
壬辰战争中的朝鲜被掳人
第一编“跨境人员”中，郑博士详细分析了明朝军队里的外国兵，包括日本兵、暹罗兵以及黑人兵，还有赴日明人群体及在日明人群体等。壬辰战争后，最突出的跨境人员莫过于朝鲜被掳人。
这些朝鲜被掳人中有一些朝鲜知识分子，大多受到礼遇，限制较少，在日行动相对自由。较为知名的是有被俘日记存世的姜沆（《看羊录》）、鲁认（《锦溪日记》）、郑希得（《月峯海上录》）等。其中，鲁认（1566-1622），咸平鲁氏，字公识，号锦溪。壬辰战争爆发后，作为义兵随都元帅权慄出征，丁酉再乱时（1597）32岁的他不幸被俘，在萨摩藩藩主岛津义弘处度过了一年七个月的俘虏生活，其中5个月的日记（1599.2.22-6.27）存世。1599年在福建军门谍使林震虩等人的帮助下，逃离日本，抵达福建。此后留居福建的不足半年内，鲁认将在日本所刺探的倭情通过福建官员呈报朝廷。后经北京被护送回朝鲜，向朝鲜国王呈上了防倭十条。
另外不可忽视的一类朝鲜被掳人就是开创日本瓷器历史的朝鲜陶工们。壬辰战争时，日本俘虏了不少朝鲜的陶工并将其带回日本，这些陶工最后大多定居在西日本。例如有田烧的李参平（佐贺县）、薩摩烧的沈当吉（鹿儿島县）、上野烧（高田烧）的上野尊楷（福冈县）、高取烧的高取八山（福岡县）、萩烧的李敬（山口县）等等。其中最为有名的便被称为有田烧陶祖的李参平，其日本名为金江三兵卫。李参平被肥前国锅岛藩主锅岛直茂的家臣多久安顺带到日本，在小城郡多久开始筑窑。1616年李参平在有田町泉山发现了白磁矿后，在附近的白川天狗谷开窑，成功烧制了日本最初的白瓷。因此，李参平也被推崇为有田烧的陶祖在陶祖神社被祭祀。
值得注意的是，壬辰战争这场“夺人”大战侵略军的主力是日本西国的诸将们，他们同时也是奴隶贸易的主导者。日本军将朝鲜人奴隶强行带到日本，大多数带到长崎、大村、平户等地，然后将他们塞进葡萄牙的商船，送到东南亚。《明神宗显皇帝实录》中也有“其中有朝鲜国人，先年为倭所虏而转买者。次为吕宋、为西番，或鬻身为使令，或附舟归国”的记录。从这个角度来看，丰臣秀吉的朝鲜侵略战争也是这种世界规模的奴隶贸易的一环。日本历史学者岩生成一曾经叙述过乘船到达越南的朝鲜人赵完璧的经历。赵完璧本是朝鲜晋州人，丁酉倭乱（1597）时被俘到京都，因文笔尚可被日本贸易船雇佣，1603年起连续3次随日本贸易船到安南国与元县，回到日本后于1607年跟随访日的回答兼刷还使吕祐吉回到朝鲜。
壬辰战争后东亚的情报网络
郑博士通过第二编的分析指出，“当时（万历朝鲜战争时）东亚出现了一个以明朝为中心，以朝鲜和琉球为左右翼，针对日本的巨大情报体系”（97页）。那么壬辰战争后此情报体系出现了什么发展和变化呢？下面我们来看一下战争结束后中朝日三国是如何收集彼此情报的。
壬辰战争后，对马守先后派遣使者平义智、僧人景彻玄苏等到釜山，在祈求日朝通好的同时侦查朝鲜的情况。1607年朝鲜向日本派遣回答兼刷还使，标志着日朝外交正式恢复。十七世纪三十年代，日本将军开始在外交文书中频繁使用“日本国大君”称号，建立起以日本为中心的国际秩序。此时，除了与中国、荷兰的通商的港口长崎外，还有对马口（朝鲜）、萨摩口（琉球）、松前口（蝦夷地）三个窗口向异国及异域开放。“锁国”日本正是通过这“四个口”收集海外情报。其中最著名的便是汇集成风说书的源自长崎口的各种情报，例如唐船风说书，部分被林大学头编辑成《华夷变态》流传下来。幕府对海外情报的兴趣大多集中于清朝（鞑靼）支配下的中国及葡萄牙、西班牙频繁活动的东南亚（奥国）。除此之外，幕府也通过询问漂流到中国的日本漂流民及访日的朝鲜通信使搜集中国情报。
相比而言，位于中日之间的朝鲜收集各国情报就方便许多。朝鲜自建国以来，就开始向明朝派遣正朝使、冬至使、圣节使等外交使节。这些使臣的派遣除了维持事大关系外，也是朝鲜王朝收集中国政治、军事等各方面情报的重要方式。具体来说，一是直接通过《钦定礼部则例》的记载，二是购买中国书籍、文献、报刊，三是与沿路的中国知识分子交谈。另外，北京是当时东亚和东南亚各国交流和情报收集的重要据点，朝鲜使节借与暹罗等国使节相遇的机会，利用笔谈或者询问其使团中通晓汉文的使者来收集东南亚情报。日本情报方面朝鲜主要通过向日本派遣通信使、向对马派遣问慰行（日方称为译官使）亲自收集，或者间接通过可以进出釜山草梁倭馆的倭学译官（朝鲜王朝的日语翻译）收集。
图来自沈玉慧＜近世东亚海域之使节交流与情报网络─以朝鲜对暹罗、南掌、缅甸、苏禄等国之情报蒐集活动为例＞，《中国文哲研究通讯》26卷1期 ，2016年3月
至于中国如何收集日本情报，清朝入关前，多依靠朝鲜的“倭情咨文”，同时也派遣大臣去位于沈阳的朝鲜质子馆（沈馆）询问人质朝鲜世子。海禁解除、中日间贸易恢复正常后，福建等地方官员通过询问赴长崎贸易的商人，抑或通过琉球收集日本情报。相比日本对中国的关注而言，中国对日本关注度不高，情报收集积极性也不高。
壬辰战争后中国对日朝关系的关心
伴随着丰臣秀吉的死去，壬辰战争草草结束。德川家康建立了江户幕府，通过对马宗氏向朝鲜派遣使节以期与朝鲜恢复外交关系，甚至实现通贡明朝。1607年第一次回答兼刷还使成功访日。至此，日本和朝鲜通信关系正式建立。壬辰战争后朝鲜共向日本派遣了12次政府间外交使节。随后，1609年日朝间又缔结了己酉约条，恢复了贸易往来。
朝鲜通信使派往日本时，朝鲜国王都要向当时的宗主国（明朝或清朝）提交报告即“倭情咨文”。其内容一般包括通信使派遣的时间、地点、人员、派遣目的等内容。这12次通信使中，在最初三次（1607、1617、1624）派遣时，朝鲜表面上虽然都向明朝一一汇报过，但实际上明朝没有任何表示，甚至还出现通信使已经从汉城出发一个月后才向明朝汇报的情况。明清鼎革后的七次（1655、1682、1711、1719、1748、1764、1811）通信使派遣时，朝鲜也向清朝汇报过，清朝礼部官员的反应也仅仅是查照前例允许派遣而已。但中间的1643年通信使的派遣受到了清朝皇帝皇太极的强烈干预。皇太极希望此次通信使的派遣可以作为侦探日本情报的途径，异常关心，并极力促成。其实，早在清朝第二次侵略朝鲜（丙子之役，韩国称为丙子胡乱、1636年）结束后，朝清间的议和条款三田渡盟约（又称南汉山诏谕）中就有“日本贸易，听尔如旧，但当导其使者赴朝。朕亦将遣使至彼也”一条，表现出皇太极想要与日本建立外交关系的愿望。紧接着，崇德二年（1637），皇太极将入质沈阳的昭显世子李溰叫到通远堡，吩咐到“尔国送使日本云。必送回答来。即驰通云”，表明皇太极对日朝关系及通信使有极大的兴趣。1643年的这次通信使的派遣也是在皇太极对日朝关系的强烈关心的背景下促成的。之后的1719年朝鲜向清朝礼部汇报通信使派遣情况时，礼部回咨中“朝鲜国差往日本国使人回来时，内中有明白晓事者，拣选一人于年贡同来，朕问地方情形”（《同文汇考》二、原编卷七十八 倭情）等语。可以推断，康熙帝也希望通过朝鲜通信使间接得到一些实时的日本信息。
小结
值得注意的是，有过长期在日学习经历的几位韩国学者比较好地结合了中日韩三国的研究成果，在壬辰战争情报研究方面取得了不少进展。例如，金文子教授（2005）在“情报通信和壬辰倭乱”一文中就曾分析过朝鲜国内的烽燧、驿站（朝鲜称为摆拨）的运营情况，并指出记载壬辰战况及讲和交涉进展等重要信息的朝报是朝鲜地方官员与士大夫获知信息的来源，还提及被掳人、降倭和潜商也是获取情报的重要途径。另外，和郑博士一样，车惠媛教授（2008）也关注了琉球的情报传递角色，指出琉球虽然向明朝传递了“倭警”的信息，但明朝认为朝贡国琉球已经在日本统治下，有随时成为丰臣秀吉侵略中国的帮凶的可能性。同时，车惠媛教授（2016）也关注了“萨摩－福建”这条传递路线，指出福建依靠与萨摩藩的关系建立了独自的情报网络。如果能更多地参考这些韩国学者的研究成果，应该可以进一步深化对壬辰战争的研究。
郑博士指出壬辰战争不仅仅是中日韩三国之间的战争，其影响也波及琉球和女真，甚至暹罗（第八章 “借兵暹罗”－更大规模的东亚战争），连动整个亚洲。评者相信，壬辰战争作为一场深刻影响之后300年东亚国际秩序的战争，其研究才刚刚起步；而综合利用多国史料及具有独特研究视角的本书将成为未来壬辰战争研究的重要指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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