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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朝那些事

安徽商报 2018-01-14 00:00 大字

赵焰

秦之前,中国政治中的国家体制管理,主要是夏、商和西周的“天子-诸侯”模式。天下名义上属天子,诸侯各治其民。天子为“天下共主”,以祭祀神权的掌握,来统领天下诸侯,抗衡周边蛮、夷、戎、狄的侵扰,维持内部的和平。周朝制度颇具中国传统政治代表性,在设计上多理想主义色彩,自以为承接天命,以礼乐贯通统治。周朝攻破商朝的都城殷也就是安阳后,最先做的,竟是安抚商朝的俘虏和旧臣。这体现了什么?体现的是周朝对天命的敬畏,以及实施仁义的坚定。

周朝分封天下,“天下”是一个虚的概念,在主权上有模糊性,也少疆域界线。天下以朝代代国称,“朝”是无限的,领土上有无疆的意思。周朝的社会组织,带有很浓的血亲性质。西周初年,天子分封了七十多个“国”。国又继续分封,最后形成数百个更小的“国”。数百个“小国”的君主,有的是周朝君主的亲戚,有的是建功立业的大臣。周制的“国”高度自治,法律自订,税收归己,只需要上缴一定的赋税,在名义上承认天子管辖即可。

周制历经数百年后,理想在现实面前飘摇,周天子以对祭祀之礼承接神意,对神的掌控言之凿凿,可毕竟缺乏手段,也没有表现,诸侯慢慢不以为然。周制出现相应问题,国与国之间纷争不断,你想兼并我,我想兼并你。天子不好管,也管不住,统一体内部兼并战争不断,吞并现象愈演愈烈。

到了东周,也就是春秋战国时期,不仅天下管不住国,天子管不住诸侯,“国”也管不住“家”,即诸侯也管不了士大夫了。这样的现象,造就全面性的“礼崩乐坏”。孔子不甘心这种局面,竭力想恢复周朝初年的“理想国”局面,结果哪里回得去呢?孔子周游列国,无人理睬,只能成为“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丧家犬”。

战国时期,列国经过战乱之后,剩下七雄争霸。七国之中,处于荒凉西北高原的秦国更具戎狄气质,最崇武,最野蛮,最缺乏人道,在制度和习俗上更极端。一个例子:公元前621年秦穆公死,以177人殉葬,其中包括三位著名勇士针虎、奄息、仲行。《诗经·秦风·黄鸟》中“彼苍者天,歼我良人”,说的就是这件事。殉葬制度说明什么?说明秦国制度蛮横,更具有部落政治色彩。

秦孝公时期,图谋富强,召来商鞅开始变法。商鞅的思路,跟老子、庄子、管子不一样,有点类似当时的狄夷,以及后来的匈奴。商鞅想建立的,是一种“军国体制”,着眼点在于权力的集中和高效,一切服从于战争,一切服务于战争。秦国确定不是以发展生产,而是以战争掠夺为国策。变法的核心,就是加强国家政权的地位,提高国家的效能,将人、财、物、军事指挥等方方面面的权力集中到国君一人手中,以利于在战争中取胜。

商鞅采取了哪些措施呢?先从军爵制度开始,取消贵族世袭制度,收回特权,唯军功战绩,才能够重配爵序,列籍贵族。平民百姓,不管出身贵贱,只要能杀敌,就可获得相应的爵位,从而改变命运。一句话,要想升官发财获爵,必须杀人放火。大秦军队,森严壁垒,官职不同,吃的也不同。普通士兵,则只能勉强果腹,战功卓越者,有大鱼大肉。商鞅变法的目的,就是通过大奖大惩,让人“动物凶猛”。

商鞅变法之前,秦国的军功,是以割下敌人的耳朵来计算。商鞅变法,强调“首功”,要求割下敌人的脑袋。秦国士兵,腰上会经常挂着几个人的脑袋,耀武扬威。秦国每取得一场胜利,都要把敌人的头颅运回去,堆成一座山。秦国要的,就是这种震慑人心的极端效果。

军国体制下,当兵的吃香,其他可有可无——秦国将文人、商人、工匠视为“国害”。商鞅在渭河边论法,一次性就屠杀了七百多反对他执政路线的读书人,还把一些跟自己想法不同的人,全部流放到穷山恶水的偏远地区。

商鞅变法,极端偏激,就是想让秦人都变成虎豹豺狼。不达目的,誓不罢休。

美国政治学学者弗朗西斯·福山在《政治秩序的起源》做过分析:商鞅变法,把国家的战斗力量调动到总人口的8%~20%,而古罗马共和国仅仅到1%,希腊人仅仅5.2%,欧洲早期更低。其余六国,根本达不到秦国的标准。长平之战,赵国和秦国各投入数十万人军队,僵持了很长时间,最后双方都支撑不下去了。秦国以举国之力支撑,又征集了很多15岁以上男孩上前线,最终取得了胜利。胜利后赵国的四十万降卒怎么办?此时已无粮食去养,于是全部坑杀,一个不留。这样的事情,只有虎狼之秦才做得出来。

秦国有点像古希腊的斯巴达。公元前四世纪左右,斯巴达和雅典进行了长达数十年的伯罗奔尼撒战争。最后,实行民主管理、文明程度更高的雅典,终究没打得过斯巴达,为什么?因为斯巴达高度军事化,能调动所有的资源孤注一掷。

冷兵器时代,文明和野蛮争斗,吃亏的总是文明。不过从长远来看,雅典为人类社会留下了永恒的智慧、不朽的制度,赢得了战争的斯巴达,却什么也没有留下来。

有人把希腊精神总结为两种:斯巴达为好胜精神,一切为了求胜;雅典为好奇精神,一切为了求知。如此概括,有简单化嫌疑,不过却有一定意义和角度。从现实来看,好奇精神打不过好胜精神,可从长远来看,好奇精神不死。

秦国成为虎狼。相比之下,中原六国经过长期发展,文化上已经慢慢柔软,有宽容度,崇尚优雅和尊严。战争的结果可想而知,秦军玩六国于鼓蚤之上,尽管想尽办法,也尝试联合抗秦,以六敌一,还是呈垂危之势。

公元前221年,秦军兵不血刃占领齐国首都临淄,兼并了最后一个诸侯国,完成了“六王毕,四海一”的统一大业。秦统一中国,顺民心,也顺历史大势,是历史发展的选择。在历史那一个阶段,以暴力完成统一,是不二选择。人类的智力水平,社会的发展水平,都不可能去试图创造除暴力之外的“一统”方式。人类只能简单粗暴,从正向解决问题,不可能学会,也没有可能性,从“反向”去解决问题。

秦统一中国,从文化上说很有意思。秦王属“嬴”姓,始自皋陶,最早居住在山东半岛的鲁国境内。周朝时移民,周天子派嬴姓到西部戍边。犬戎灭周,秦襄公护送周平王东迁洛阳,平王与之盟誓:假如你赶走戎人,这片土地就归你。现在,嬴姓不仅收复了西周故土,并于西迁五六百年后,终于杀回了老家,统一了中国,完成了数百年的夙愿。

也许是这一段因缘,秦始皇对齐鲁大地,怀有心结。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后,足迹涉及最多的,就是山东半岛这一块。秦始皇特意选择山东的泰山和梁父山举行“封禅”仪式:登上峰顶之后,“柴于上帝”,也就是点起一堆火,借越升越高的烟火,祭礼“六宗”:天宗日、月、星,地宗岱、河、海。随后,又将刻有祷词的玉牒,放在特制的盒子里面,埋于山顶之中,宣誓代天理民、为天远行、替天行道、愿天护佑。这一个仪式,其实是宣告皇帝的特殊地位。

为什么封禅会选择泰山?因为泰山是东南最高的山峰,拔地而起,深谷陡壁,直冲宵汉,俯临八荒。按“五行”的说法,东方是阴阳交际的地方,是万物发生发育的地方。新王朝应天命而起,为了使新生命取得“应运承天”的合法性,必须封禅这一座高山。

秦统一中国,有人认为是法家的胜利;有人认为是兵家、杂家的胜利,有鬼谷子和吕不韦的功劳。兵家和杂家是什么?是道家和世俗文化的结合,以功利和实用为主旨,以智慧和阴谋为手段。也有人认为,秦朝建立,是墨家学说的胜利,认为秦始皇是“明法暗墨”,以社团性质起事,做事极端,绝对服从权威。这些说法,也有一定道理——秦朝建立之后,毁灭了墨家的典籍,也毁灭了据说是鬼谷子所撰写的《战国琐事》。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消灭蛛丝马迹,如婴儿出生之后,埋掉胞衣。

近来有学术观点以为,秦统一中国,跟向当时的西方各国,也就是波斯等学习有很大关系。秦国的政治军事制度,穷兵黩武的风格,和波斯等国更像。秦统一之后,修道路、车同轨、书同文等做法,也是学的波斯帝国。诸多看法,姑妄听之。

还有人设问,如果战国末统一中国的不是秦国,而是齐国,那么,中国今天的面貌,将会怎样?这样的假设很有意思。相关的问题是:冷兵器时代,齐国虽然富庶,不过以其奢靡和散漫的民风,哪里打得过虎狼一般的秦国呢!冷兵器时代,主要战斗力来自强劲的马匹、锋利的兵器,也来自虎狼般的勇气和苛刻严格的管理,还有就是系一发而动全身的组织架构。这一点,不仅齐国缺乏,后来的宋朝也缺乏。宋朝,更像是春秋战国齐国的翻版。后来的宋,打不过辽,打不过西夏,打不过金,打不过蒙古,齐也不会强大到哪去。齐国想征服其他六国统一中国,只能是一枕黄粱。

古代战争,一向是西风压倒东风,北方碾压南方。即使是古希腊城邦国家斯巴达和雅典,以及后来的罗马帝国,也败在北方民族的铁蹄之下。中国历史上,能将北方强敌打败的朝代,只有汉朝和唐朝。汉朝是全面碾压,唐朝是胜多败少。汉朝对于匈奴,是坚决地打,一直打了数十年,终于把匈奴打败。这很了不起。最主要的原因,是国力。一方面是“文景之治”,打下了国富民强的基础;另外一方面,是中央集权,将天下财富集于己身。在军事体制,以及军事装备上,也有充分的准备,比如弩的发明,专克匈奴的骑兵。汉朝还有专门的马匹生产基地,在军事技术上也较先进。

秦统一中国,只有十五年,就垮塌下来。什么原因?都以道德评判,认为是暴政的原因。其实最重要的,是秦实行郡县,将之前私人的土地,收归中央引发的对抗。这一点,从叛秦队伍的构成,就可以看出来。叛秦队伍的主要力量,或者说起到关键作用的,都是六国的贵族。贵族为什么起来造反?不仅是国家亡了,自己的土地也没了,能不起来造反?总而言之,以秦之治世思想,强于穷兵黩武,弱于安邦定国,至多也是一个匈奴帝国而已,是很难长治久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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