积金不如积德
在中国人传统观念里，总认为给子女积累足够的财富，就是对子女最大的爱。然而，此举真的能保障子女一辈子富足吗？司马光有段著名的家训，是这样说的：“积金以遗子孙，子孙未必能守；积书以遗子孙，子孙未必能读；不如积阴德于冥冥之中，以为子孙长久之计。”这段话的意思是，别墅财产留给子孙，他们未必能守住;把书给他们，他们也未必能读；其实留给子孙最好的财产是德，积功累德，你的后代一定有好的果报。
明朝有位王中丞，总制两广，有一天清查官库所藏的财物时，发现有盈余金三十四万两。当时，国家久无战争，军数少而饷多，日积月累，遂有大盈余。面对这笔无主可归的公帑，如果他不说，谁也不能查究，朝廷亦不知。他查到后，准备具疏奏知朝廷。他的一位老友劝道：“公一尘不染，朝野共知，但此次查到之银既非下取民膏，亦非侵占国库，公有四子，可稍为之计划，报以三十万两，留四万两分授四子。于公之忠介无损也。”王中丞听了笑着说：如此有如孀居之妇，守三十年节，一旦为儿孙计而改节，不可惜吗？乃尽数奏报，不留锱铢，人们称赞王中丞是位难得的真君子。后来他历任郡守，诸孙连中数元或魁，接续相位，家道久兴不衰。
还有宋代的王祐。在做权开封府（相当于京都行政长官）、兵部侍郎（相当于现在的国防部副部长）时，奉命侦办魏州节度使符彦卿要造反一案，他花费数月，明察暗访，最终也没有查获符彦卿谋叛的任何证据。由于没有按照上级意图办，这让领导非常不高兴，结果被贬“徙知襄州”。面对失意，王祐淡定从容，在赴襄州就任前，在自己的宅院内手植槐树三棵，并颇为自信地说：“吾后世子孙必有为三公者。”此语后来果然应验。王佑本人虽然没有权高位重，但其子孙却颇受庇护。儿子后来登上宰相宝座长达数十年之久。他在自己的宅院内手植槐树三棵，承袭达千年，以三棵槐树命名的“三槐堂”，成了山东王家响当当的堂号。
与王祐和王中丞秉公、坦荡、正直的品格相比，浙江绍兴府有位布政官，善于搜刮民脂民膏，贪污积财数十万，被免官后回乡，买了十万亩良田，在郡中算得上是首富了。他只有一个儿子一个孙子，整天吃喝嫖赌，挥霍钱财，结果都是短命而死。儿孙死后不久，布政就中风瘫痪，此时家中的财产已经全部败光了。他临终时说：我官做到了布政不能算小，田买了十万亩也不能算少，都是在我手中置的，如今双手空空，家道衰落。这到底是怎么啦！
历史上，许多贤臣、名相、清官廉吏在“积德与积金”的处理上，都很注重以身示诫，留下了珍贵的精神财富。东汉名臣杨震官至太守，为官不徇私情，教导子孙粗食步行。有亲朋好友劝他，趁大权在握，为子孙多置些产业，杨震笑道，让子孙具备清廉之德，这就是重要的“家财”了。明代嘉靖时期的都御史戚景通，清正廉洁，病重期间，把时年17岁的儿子戚继光叫到病榻前说：“为父没有给你留下什么财产，只留给你忠贞爱国之心”，后来的历史证明，戚继光继承父志，成为一代抗倭名将，名垂青史，万古流芳。清代的郑板桥，身为知县却为政清廉，他对子女要求十分严格。他对儿子说：“我不愿子孙将来能势位富厚，不能积造孽钱以害子孙”。他的女儿出嫁时连嫁妆也没有。他在弥留之际，叫儿子亲自做几个馒头给他吃，当儿子做好馒头端来时，他却已咽气。儿子悲痛欲绝，忽见茶几上有一遗言条：“淌自己的汗，吃自己的饭，自己的事自己干，靠人靠天靠祖宗，不算是好汉。”儿子这才恍然大悟，明白了父亲要他做馒头的良苦用心。
在我们共产党人的干部队伍中，有不少胜似杨震、戚景通、郑板桥的人民公仆，他们懂得“留财不如留德”的重要性，给子女遗德，堪称楷模。朱德总司令临终前，把儿孙们叫在一起，极为慎重地说：“坦白地告诉你们，我有两万元的存款，这笔钱你们不能分，要上缴组织，作为我的党费!”。张闻天病危时，再三嘱咐夫人：“千万不要留钱给孩子，把组织归还的冻结存款和补发工资4万元，一定要代我全部交给党组织，作为我的最后一次党费。”
给子孙积财，不如给子孙留德。留给子孙财富，不如培养财富子孙。让子孙成为国家栋梁和对社会有用的人，这才是留给后人最好的财富。
□程学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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