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翟墨到慧深 ———日照海洋文化的历史渊源
□范海钧鞠志国
2007年1月6日，一个叫翟墨的山东大汉，驾驶“日照”号单桅无动力帆船从日照起航，沿黄海、东海、南海出境，经印尼、马达加斯加、好望角、巴拿马，横跨印度洋、大西洋、太平洋，于2009年8月16日胜利返回日照，总航程35000海里，圆满完成中国首次单人帆船环球航海壮举。翟墨因此被中央电视台评为2009年度“感动中国”十大人物之一。
其实，早在1500年前的公元450年，还有一个在世界航海史上引起争议的名叫慧深的和尚，据说就是从日照驾船东渡远涉重洋，到达位于地球西半球的墨西哥，从而创造了世界航海史上的一个奇迹。如果这一史实确凿的话，那么慧深和尚由此成为第一个发现美洲大陆的中国人，这个发现比唐僧玄奘贞观元年(627年)西行求法早近200年，比鉴真唐天宝二年(743年)东渡日本早近300年，比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更是早了1000年。
历史上堪称伟大的两次航海活动都始于日照，翟墨和慧深不谋而合，创造并演绎了日照的历史和海洋文化。
日照海洋文化的历史渊源
对我们许多当代人，海洋文化或许还是一个陌生的名词，然而殊不知，早在上古时期，日照就与海洋文化结下了不解之缘。了解这段历史，对于今天的人们有着非同寻常的启迪作用。日照的海洋情结要从东夷民族说起。
日照远古居民是山东及其周边地区最早看到大海的人。地下考古证明，最早的日照人即东夷先民是来自沂源鲁山溶洞中的的沂源猿人(40-50万年前)。几十万年前到三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先民们为了改变狭窄而恶劣的生存状态，追寻着温暖的太阳，从鲁山脚下出发，沿沂河、沭河而下，逐水草而居，历尽“夸父追日”般的千辛万苦，来到地处沿海的日照海边。当他们看到神奇的太阳竟然是从浩瀚无际的大海上升起来的时候，他们对太阳和大海充满了敬畏，于是产生了最早的原始太阳崇拜文化(羲和汤谷浴日)和海洋文化。
中国海洋大学朱建君教授在《东夷海洋文化及其走向》一文中说：“由于深受海洋的影响，东夷文化具有着厚重的海洋文化性质。首先，东夷人靠海用海，从海洋中获取物质生活来源，不仅大量食用，而且将贝等海物作为装饰品、货币以及铲、锄等工具。其次，东夷人的航海活动开拓了东北亚海上交往，越渤海，抵辽东、朝鲜半岛及日本列岛的传统航线。同时，靠海用海和屡涉风涛，东夷人产生了人面鸟身的海神信仰和鸟与太阳通体崇拜的信仰习俗”。
除了狩猎与采集，海产品是东夷人重要的也是更为稳定的生活来源。于是他们造船出海，开始了原始的渔业和航运业。涛雒附近的尧王城遗址出土大量陶制网坠，其东部东海峪和金家沟发现的几千年前的贝丘遗迹，都充分证明东夷人与海洋之间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中央电视台“远洋漂航的人们”节目介绍说：“东夷部落龙山文化中的典型器物有孔石斧、有孔石刀和黑质陶器，也在朝鲜、日本、太平洋东岸和北美洲阿拉斯加等地被发现。专家们推测，当年东夷人的航海路线是：从山东半岛渡过渤海，沿着黄海北岸到了朝鲜半岛的南端，而漂至日本的出云地区，进入黑潮海流向东飘去，后又进入西风漂流海域，抵达北美洲西岸”。
4000多年前的龙山时期，日照东夷人建成了当时最大最繁华的都城——— 尧王城和两城。值得注意的是，在考古挖掘中，还有一个极其重要的发现，尧王城遗址附近存在一条出海古航道，这条古航道西起尧王城遗址经与付疃河汇流之后在今涛雒入海。而这儿历来为天然良港，适宜于渔船的进出和避风，现在仍然是当地人的渔港。通过该航道，南来北往渔船和货船可直达尧王城下。
这个发现证明，古代的尧王城是一个拥有原始码头的海滨城池。从城市的规模和功能推测，尧王城古国的航海设备和航海技术不会亚于沿海一带的其他部落或方国。同时也证明，尧王城不仅仅是具有农耕文化的古城古国，它还应当是目前已知的中国古代最早的“海洋城”。由此看来，这里不但是中国太阳文化的起源地，也很有可能是中国海洋文化的发祥地之一。
从有关史料上看，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有一个著名道家大师安期生就是在日照踏上渡海航程。商周以来，日照地区属莒国，莒人对鬼神崇拜达到登峰造极的程度，海上仙山仙人、仙草仙药对人们充满了诱惑，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山东沿海一带的方仙道，方仙道的创始人是在天台山中悟道修仙的安期生。据史料记载，秦始皇东游，曾“请与语三日三夜”，足见安期生道业高深，仙名远播。战国时期的安期生在海上采药卖药，足迹遍布中国沿海。据安姓族谱介绍：“安期者，齐琅琊人也。……尝闻海上有神山仙草，遂四海求之。北上沙门岛，南海中洲，达珠崖”。沙门岛就是渤海长山列岛，海中洲是东海舟山群岛，珠崖是海南岛。如此说来，安期生可谓中国沿海航行的早期探险者之一。
慧深和尚与日照和中国海洋文化
如果说4000多年前东夷人到达美洲尚无定论，那么，南北朝时期有人到达墨西哥的“扶桑国”却有文字记载。根据唐代姚思廉《梁书·东夷传》，有一名叫慧深的和尚曾经通过高丽、日本、纹身国、大汉国到达“扶桑国”。在海外漂泊40多年之后回到湖北荆州，向人们讲述了扶桑国的故事。这是人类航海史上的壮举，具有重大历史价值。可以说，这是中国海洋文化走向世界的前奏曲。也是日照人与海洋之间的一次不同寻常的重要接触。
应当提及的是，慧深和尚东渡墨西哥“扶桑国”的史实，在历史上并不为世人所重视。但是到了18世纪，却因为法国汉学家德·歧尼《中国人沿美洲海岸航行和亚洲极东部几个民族的研究》论文的发表而成了世界关注的话题。德·歧尼在文中得出“慧深比哥伦布早1000多年发现美洲”的结论，在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极大兴趣的同时也引起了激烈争论。
慧深和尚(亦称沙门慧深，公元411年—公元496年)，目前对他的记载不多，现存慧深东渡墨西哥的记载大多见于《梁书》。但是他远涉重洋到美洲大陆弘法，确实是在中国佛教史上彪炳史册的一个著名史迹。谈起慧深和尚的这一壮举，当代著名的台湾佛学大师星云和尚大加赞赏之余，也曾情不自禁许诺为其“盖庙”以资纪念。慧深在中国佛教史上是一个颇具争议和神秘色彩的人物。说起争议，除了上文提及的慧深东渡墨西哥“扶桑国”的史实外，还主要围绕着慧深东渡的地点，一说在南京，一说在山东沿海；说起神秘，主要是它后期的佛踪飘渺。
但是，最近的一个重大发现，使得这些困扰多年谜团终于得以澄清，一篇题为《特大发现——— 日照涛雒镇石鳯寺重建碑记解密佛门历史》的文章在中国佛教界引起了轰动。发表这篇碑记的是一位祖籍日照的台湾秦氏后人，据他撰文说，在整理曾在国民政府任职的父亲出访德国的遗作时，发现了这篇具有非同寻常意义的“石鳯寺重建碑记”碑文：
佛有三世，世世光明。寺有三劫，劫后复兴。先是，沙门慧深者，山下视饿殍而不见。殍曰：悯者，佛也。深大惊，知为佛祖点化。遂堆碎石为冢掩殍尸，化善缘建寺于冢侧，曰天台悯寺。后殍冢每显佛光，悯寺大兴。北魏肇始，佛门不幸，殃及悯寺，深愤而出海，此一劫也。北周武帝禁佛，毁寺塔，逐沙门，悯寺败落，此二劫也。唐初，有新罗僧智隐重建寺院，曰新罗寺，佛门再兴。然建文年間山火骤起，经书寺院毁于一旦，此三劫也。念我秦氏，自皈依佛门，世代相传。及至东海而海曲，回归故里，重续先祖香火，乃至子孙满堂，家业兴旺，实乃佛祖之佑也。今合族上下，募善款，置田产，重建寺院，曰石鳳寺。又值我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成道圣日，立碑为证，乃记。
短短三百多字的碑文，涵盖了巨大的信息量。第一，它说明从南北朝到明代时期的天台山上，慧深建悯寺、智隐(韩国僧人)建新罗寺以及日照秦氏先人建石凤寺的历史演变过程。第二，慧深是因“北魏肇始，佛门不幸，殃及悯寺”而“愤而出海”。据史料记载，这正是中国佛教史上“三武之祸”时代，即公元446年，北魏太武帝拓跋焘驻军长安，在佛寺中发现武器，以此为借口，拓跋焘立刻指控佛教徒谋反，下令焚毁所有的庙院。和尚尼姑，不论老少，一律处斩。据说在“三武之祸”中杀戮僧尼100多万人，大批僧尼外逃避难。慧深即在此时为“寻一方净土”而远涉重洋。
正是这个碑记，使得一些历史学者和佛门弟子破解了一个历史上争论不休的疑问。它说明：如果慧深是受迫害流亡，就不应该是从南京出海。因为北魏太武帝禁佛是在长江以北的北魏，作为六朝古都的南京(建康)则属南朝的势力范围。当时的南京反倒成为佛界人士的避难所。此时，北方佛子为避难纷纷南下，由此造就“南朝四百八十寺”(杜牧诗句)的繁荣景象，事实上，据史书记载，梁武帝时佛寺数甚至超过了500座。所以，慧深不可能在南京受迫害而出海。日照地区在南北朝时期属北魏统治，悯寺和慧深作为佛教名寺名僧，受到北魏太武帝禁佛重创理所当然，此时慧深从日照“愤而出海”也顺理成章。
然而，这个碑记所证明的还远远不是这些。它所带出的还有海洋文化和太阳文化密切相关的许多史实依据。从有关研究考察文献上看，慧深远渡墨西哥，一方面是为了弘扬佛法，普度众生，至今墨西哥还有一座城市(Acapulco)仍有人信仰佛教；另一方面还传播了中国的太阳文化。巧合的是，与中国一样，墨西哥古玛雅也是世界五大太阳文化起源地之一。对此，已故的美国著名华裔历史学家、名扬海内外的一代国学大师唐德刚先生曾经谈到：慧深对于《山海经》
和 扶 桑
神 话 十
分熟悉，
说 明 他
曾 经 在
这 一 带
(古代日
照)生活
过。他还
说 到 ，
《梁书》
中 记 载
慧 深 所
谈“扶桑
国”、“女
国”的故
事 情 节
以 及 遣词造句颇似《山海经》。
从这里可以看出，慧深与墨西哥“扶桑国”传说与记载的实质，既反映了中国文化在异国的移植和嫁接，也体现了异国文化在中国的反馈和交融。这恰恰也说明，在这种最初的太阳崇拜文化的“国际化交流”中，海洋文化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1500年前的慧深和尚乃至更早时期的东夷人，是开创中国海洋文化的先驱，他们给我们后人留下了宝贵的文化遗产。在这些文化遗产的浸润和熏陶下，1500年后的山东人翟墨，扬帆远航，劈波斩浪，为海洋文化书写了新的篇章。《感动中国》推选委员会这样评价翟墨：这不是一个个人的足迹，这是向世界昭示中华民族走向大海的宣言。新华社新闻研究所所长、《中国记者》杂志总编辑陆小华说：翟墨桅杆上高扬的五星红旗，有力地告诉世人，中国人拥抱海洋的勇气、豪情与胸怀。
从慧深东渡到翟墨远航，这是两部跨越时空交汇于日照海滨的海上文明交响曲，从文化的传承脉络上看这绝非偶然。它既反映了中华东方民族对于未知世界以及海洋文化的持续探索，也反映了生活在这片得天独厚土地上的人们，从海洋走向世界的必然和胆识。
让我们欣喜地是，今天的日照人正借助于这种历史文化的张力和对蓝色经济的敏锐认识，再次创造着新的海洋经济和海洋文化，一个全新的“海洋城”正在昔日的“蛮夷之地”呼之欲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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