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庆邮驿到邮政的变迁 吴牧 文/图
图二
图一
古代公文与官吏书信靠邮驿传递。邮驿分陆驿、水驿、水陆兼办三种。一般陆驿用马称“驿马”，用车称“传车”，水驿则用船。“一驿过一驿，驿骑如星流，平明发咸阳，暮及陇山头。”驿骑每天行400里至500里路程。明、清之际，安庆境内已有北、东、西三条主要驿路及多条支路。北路起自安庆城西门外同安驿（同安门附近），北出集贤门、南庄岭、五里墩、十里铺、集贤关，经桐城县的练潭驿、吕亭驿，到达合肥的护城驿后，转入外省的驿站，终点是北京的皇华驿，全长2624里。这是安庆至北京的驿道，称作“京道”。东路到达枞阳，西路到达石牌、潜山等地。安庆水驿，由江苏上亢龙江驿入境，止于安庆的同安水驿。明朝成化年间，盐运的兴起，促进了安庆与沿江各埠的交往与书信的联络。
据史料记载：清朝乾隆时期安庆府设同安驿于怀宁县城。在怀宁县衙署外围建“马号”，有马45匹，马夫36名，差夫16名，铺司铺兵93名，曾留下一条“马号后”地名。安庆驿站受安徽布政使司和提刑按察使司的双重管辖。布政使司及府县的行政机构，对驿递有监督、稽核的权力，管理驿站、驿铺的有关事务。明清安庆邮驿主要依靠驿差骑马传递官方公文与信函，直接与朝廷进行联系，不得延误，所以巡抚、知府、知县对邮驿特别关注。
驿马传递
骑驿马的差夫，持有官府发放的驿铃，套在驿马的脖子上。铃声就是命令，路上行人听到驿铃声，必须立即让道，否则被驿马踩伤或踩死一概不负责任。公文中，凡注明“吏马驰行”，则为紧急件，由专人快马传递，按规定次序、时间传递，准时到达。必须铺铺换马，数铺换人，风雨无阻，日夜兼程。一天一夜急递公书驿道八百里。急递的驿骑在路上奔驰时，白天鸣铃，夜间举火把行驶。
另外，驿递人由官府颁发符验、勘合与火牌，证明驿递人的身份凭据。符验是在一块织锦上，缝制有官方的委任并加盖印鉴。公差骑驿马经过驿站、驿铺，持此符验方可通行，以此来防止诈伪。驿站、驿铺由兵把守，检查公差随身携带的印在纸上的公文勘合，写明公文到达地点，以及返程日期。公差首先出示火牌，表示公文火速、火急之意，以使驿站、驿铺及时备马，提供方便，加速行程。
驿站传递公文，有一套严密的管理制度。公文或军报上都附贴“排单”或“火票”，上边写明到达期限或是每昼夜必须走完的里程。每到一站，都要填明到达的年、月、日、时、刻，如有延误，要追究责任，予以惩处。
1994年第三期《收藏》杂志上，曾刊有安徽黄山市收藏家胡家勤先生“新发现的一枚驿站封”，这是清朝同治二年（1863年）军邮驿站封（见图一）。封套上文字：“泉字不列号，自视田大营发，军务紧急要日限五百里速度……”
信客跑信
大清邮政局未设立之前，安庆商家与行业交流，主要靠雇佣的伙计跑信。顾客在酒楼设宴，在茶馆会客谈生意，或办行业茶会，邀清同仁赴会，皆由伙计跑信联络。当时，短途跑信成为服务行业的一项服务内容，一般都是免费提供，目的是招揽生意，扩大经营。
清代早期，商家以礼帖代言。礼帖为长25厘米、宽10厘米的红纸条，按礼仪规定制作成礼卡。正面写上邀请人的姓名、住址；背面标注“拜片”，上书“专诚拜谒，相邀会面”。也有以短信代替拜片，以示对贵宾与亲友的尊重。短信由邀请者亲笔题写，如：“王先生，本拟登门拜谒，但因事阻碍，今略备小酌，藉表欢迎之意。务请大驾莅临，诚心恭候，幸勿相拒，专文奉约。”
到了清代中期安徽省会设在安庆城后，全国各地商帮纷纷涌来，各帮会馆、行会相继成立。商家扩大对外交流以及汇票、契约、业务合同、定单、公文信函等，急需传递。于是，由安徽总商会牵头，成立民间信局，聘用信客传送邮件。民信局是专门为商家服务，收寄商业交往的信函，办理汇兑、现金运送，也代办民众信件，包裹等。随之，私人办的民信局也逐渐出现。如：安庆城三牌楼街的“森昌老局”，以及“铨昌祥”、“乾昌”等。一枚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从广州寄往“安庆吕八街总办洋务局道台”实寄红条封信函，就是寄到三牌楼街义昌春茶馆斜对门森昌老局（图二）。
民信局讲究信用，由信客传递，按路程远近，收取一定的费用。受聘的信客有一定的文化，熟悉各地的路程、水旱码头，他们体质强壮，并有两家殷实店铺担保，防止邮件丢失。信客的包袱，斜挎在背后或胸前，布套外插把油纸伞，风雨无阻。为防意外，信客还会几手武功，有的还在腰、腿部，暗藏匕首等器械防身。由于他们长年乘船走江湖，见多识广，练就一套察颜色、能说会道的本领，能应付各种场面。携带贵重物品时，信客会格外小心，往往将银票、单据、金首饰等物，藏入土产品、竹菜筒或布鞋内，严防窃贼。信物送达后，取回信件或收条交给信局，结算此行差费与酬金。
邮差送信
清光绪二十二年（1896），光绪帝批准张之洞奏折，正式开办国家邮政。清光绪二十五年（1899），安庆在清节堂西首次开设邮局，经营业务有收寄信件、明信片、包裹，办理汇兑、印刷品，代售印花税票等，开通全国水陆邮路。从此，机关单位、各行各业与平民百姓的书信、邮件得以传递。
那时，不管是白天还是黑夜，只要轮船停靠港口的汽笛一声长鸣，邮差拉着板车就在趸船上等候，接运随船运来的外地邮件，一袋袋地搬运到板车上，运往设在墨子巷的邮局。夜晚，街巷虽有昏暗的路灯，但到了十二点就停电，邮差如果接夜间轮船上的邮件，就必须自备灯笼或油灯，弯腰勾背拉着板车，在坑坑洼洼的青石板路面上艰难行进。邮件到邮局后，邮政人员再拆包分拣，按传递路线将信件与邮件重新装包归类。而分送邮件的各路邮差，已推着自行车，在邮局大厅等候。他们穿着一套绿色的工作装，上衣胸口位置修饰着“邮政”字样，头戴大沿盘帽，打着绑腿。邮件、包裹送邮局，顾客凭邮单与证件到邮政部门领取。
邮差夜间赶路，自行车扶手上通常挂着一盏圆形的邮灯。这种灯是铁丝作骨架，外糊几层透明的皮纸，再涂上几道桐油，经得住风吹雨打。有时，春节前后，碰上大雪封山，弯弯的山路道滑难行，自行车无法过去，邮差们就用扁担挑着邮件袋，翻山越岭将信件与邮件按时送达到乡镇邮政代办所，再由乡镇邮递员传递到收件人手中。一些偏僻的老山区，农民赶十多里山路，到小镇邮政代办点取邮件，也是常事。
代写书信
书信传情，全靠文字表达。过去普通百姓大多不识字，这使“代写书信”行当应时出现，并一直延续下来。
每到春节来临之际，安庆城掀起一股写信热潮。父母希望儿女回家过年，亲朋好友期盼会晤，于是，东西南北城门口、码头、车站、交通要道、热闹的街口，以及邮局附近，都遍布着“代写书信”的摊位。
这些靠“代写书信”营生的，多数鼻梁上架着一幅眼镜，头戴瓜皮帽，脖子上裹着围巾，身穿长袍，典型的老夫子派头。摊位上摆放着一张旧长桌，放着砚台、徽墨、毛笔和信纸、信封之类。信纸分低档毛边纸、中档道林纸。没有生意时，就伸着双脚在火球上取暖，双手则缩在长袍袖筒里，眼神注视着街头行人。但一遇到主顾来到摊位，马上精神振作，挺身而起，挪着长凳，请客人入座。他先是搓搓双手，边磨墨边请客人简述一下想说的事，与收信人的关系，及寄信地址和收信人姓名……。“写信先生”一面听，一面构思，考虑片刻便提笔写信。当时写信有一套模式，写给父母亲的信，称谓与开头语多为：“父母亲老大人膝下：敬禀者男自叩别后……”；丈夫给妻子的信开头多为“爱妻如握（握手之意）：此次离家，瞬已多时，思念之情，无时不萦绕于梦寐也……”就连信封上对收信人敬谓也有规定，如父母、祖父母称安启，对其他长辈称钧启，对平辈称收启、大启。书信结尾问候，对长辈：恭请、金安；对平辈：此颂、近祺；对晚辈：祝，近安！
书信写好后，“书信先生”要从头到尾向客人读一遍，对于难懂的文言文，还需要认真讲解其意。最后，核对寄信人地址和姓名，客人满意后，才能收取笔墨钱。
安庆“代写书信”行当中，发迹者极少，细数之下，大概只有东至县的周馥例外。周馥年轻时家境不好，但一笔字却见功夫。他来到安庆城后，就在大观亭附近鸭儿塘畔摆摊，替人写信。那年春节前一天，周馥为淮军下级军官代写家书，碰巧这位军官也是东至人，发觉周馥文笔不错，就推荐他到军营当文书。不久，周馥书写的文书传递到淮军统帅李鸿章手中。李鸿章大为欣赏，立即召见周馥，提拔他为巡抚大营的总文案，后官至两江总督、兵部尚书。而这件平步青云之事，也被安庆“代写书信”行当人津津乐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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