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古代书法与“敦煌风”
甘肃古代书法与“敦煌风”
汉纸墨迹
西狭颂朱拓
汉代简牍
赵孟頫诗碣
胡瓒宗书法
西周兮甲盘铭文
历史上的甘肃书法 甘肃古代书法与“敦煌风”
甘肃古代书法概说
我们站在书法史的角度，来数一数甘肃书法的“家珍”。
在中国书法史上，从上古时期（夏代至秦代）的后半叶到中古时期（西汉至明代）的前半叶，即从战国到北宋这长达11个世纪的时期里，甘肃始终扮演着领舞的角色，产生过辉煌的成就和十分重要的影响。
史前甘肃，不仅是华夏文明和中国文化的主要发祥地之一，也是汉字及书法的主要发祥地之一。悠久的历史，厚重的文化，孕育了汉字及书法的胚胎，早于西安半坡陶文千余年、继河南舞阳龟甲刻符之后的仰韶文化晚期的秦安大地湾遗址彩陶刻画符号，不但是中国原始文化的直接标志，而且是“先文字”和“书法始祖”的有力佐证，显示了甘肃先民的伟大智慧和文化创造力。
书法滥觞于夏商时期，甘肃尽管未发现有如河南殷墟规模的甲骨卜书，但从庆阳出土的国内所见唯一一件商代玉铭（系青白色礼仪玉器）《作册吾玉戈》和不少商代青铜器铭等来看，也证明书法产生、形成阶段留在甘肃的多种踪迹。
两周时期，甘肃书法在整个书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从灵台西周墓出土的一批青铜器铭、天水出土的8枚西周象牙骨牌刻辞，到礼县出土的被马衡认为“是印刷术中活字印刷的鼻祖”和学界公认“两周时期三大籀文代表作”之一的《秦公簋》（其他两件为陕西宝鸡出土的《虢季子白盘》《石鼓铭》），中国书法发展史上宣告古隶书体形成并成为新的母体的战国·秦《天水日书简》，以及《秦公铜鼎》《梁邑布铭》《战国蚁鼻钱铭》等，都充分说明甘肃的书法地位十分显赫。
秦代是书法史上古与中古的分水岭。秦代虽短，却是文字统一、书法整合的重要阶段。天水、定西和镇原等地出土的《家马鼎》《诏版》《秦权》等，铭文显示的天真烂漫的线条美感和质朴生动的书法特色，说明它们在秦代书法以至包括先秦的书法中，都可谓最具书法意味的作品。
甘肃书法在两汉的400年里，以其绝对优势领先于全国。除十多件堪称“中国之最”的古纸墨迹（最早的纸上书法）外，数以万计的甘肃汉简所反映的小篆、古隶、分书（汉隶）、草、行、楷以及各种在变中的过渡书体，创造了中国书法发展史上书体演变和形成的无比辉煌；经过1800多年至今完好保存于成县的《西狭颂》摩崖刻石等，在中国书法史上传唱了一首永恒的组歌。甘肃的两汉书法“已然成为古代书法的海洋”。同时，产生了张芝、梁鹄、仇绋、赵壹、仇靖等名垂青史的书法家和书法批评家。
从魏晋直到宋代，在这长达700年的中古时期，甘肃进一步创造了中国书法的大戏长剧，数以万计的“敦煌遗书”构成无所不有的重大板块；截至目前发现中国最早的石窟纪年壁书——公元420年书题于炳灵寺石窟的《崔琳题记》，以及《大代碑》《南石窟寺之碑》《王司徒墓志》《新路颂摩崖》《哥舒翰纪功碑》《唐·李叔政题壁》《承天观碑》《王母宫颂碑》《吴挺碑》等存留各地的大量刻石和铜器、漆器、砖铭、木刻等遗迹，足以说明甘肃书法在整个中国书法史上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同时，出现了以“章草宗师”索靖为代表的书法家，为甘肃书法乃至中国书法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创新作用。安氏家族几代人以刻碑而闻名的史实，也说明宋时的书法，尤其刻石书法十分兴盛。
公元11世纪后的金元时期，全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南移，吐蕃、党项、蒙古等民族政权轮番兴居，经济破坏较大，甘肃书法处于有史以来的最低态势。虽也产生了像傅慎微、余阙、边武等书法家，但除像《黑河建桥敕》《赵孟頫书赵世延家庙碑》等一些碑刻、摩崖书迹外，未能出现名显于史的书法作品。
明清以降，随着社会生产力的振兴发展，甘肃书法逐渐走出低谷，迎来一季新的春天，以肃府本《淳化阁帖》的翻刻为标志，复起了可喜势头。天水的《集王羲之书二妙石刻》《赵松雪诗碣》，岷县《文征明诗碑》，庆阳《黄庭坚云亭宴集诗碑》，临洮《记开煤山稿》，清代留存的《吴大澂三关口碑》《大河店修路碑》《宋琬杜诗刻石题后》以及省内各地数以百计寺、观、祠、塔、楼、桥、墓、坊等重修或记功书刻，都是明清500多年间产生的书法遗迹。此间出现了李梦阳、米万钟、胡瓒宗、王了望、朱克敏等书法家，对甘肃书法发展起到了承前启后的引领作用。
综上所述，已然可见甘肃古代书法的大致轮廓，这总体上构成了甘肃古代书法的“敦煌风”。
“敦煌风”的内涵及意义
首先，从时间跨度来说，“敦煌风”是一个大概念，涵盖了有史以来甘肃书法的全部历史。其次，从涉及范围来说，“敦煌风”也是一个大概念，包括整个甘肃地域留存的书法遗迹。
我曾在《敦煌风初探》一文中，对“敦煌风”的含义做过梳理和归纳：
一是从大地湾、马家窑彩陶刻画符号算起，历史遗留下来的数以百计的历代摩崖碑刻，都是甘肃历代书法瑰宝，当然也是“敦煌风”的本然内涵。
二是六万余枚简牍和敦煌莫高窟发现的六万多叶写卷墨迹，《西狭颂》等摩崖刻石，可谓古代民间书法的海洋，曾以长达11个世纪的辉煌向世界宣告，甘肃古代书法在中国书坛处于绝对的领先地位，无疑是“敦煌风”的本然内涵。
三是肃府本《淳化阁帖》汇聚了古代书法的精华，天水清刻《集王二妙三碑》极尽书圣大风，赵孟頫手迹向我们展示了一代大家的风范，这些，又给“敦煌风”灌注了丰富的内涵。
四是甘肃历史上产生了像东汉张芝、“善八分”的梁鹄，西晋“章草宗师”索靖，清代王了望、朱克敏和当代以创出“魏隶”“魏行”而独树一帜的魏振皆6位彪炳史册的书法家。他们的书法精神早已为“敦煌风”奠了基、雕了型。
五是上世纪60年代初，张邦彦先生偕同陈梦家、何乐夫、梁启超弟子冯国瑞等考古与石窟研究专家，对甘肃出土的汉简进行整理和临摹，被誉为“简牍专家”，拓开了“敦煌风”的主河道。到上世纪70年代，甘肃形成了以徐祖蕃、赵正等书家为代表的“简牍书法热”。上世纪80年代以来，又兴起了“敦煌写经热”，以尹建鼎为首，1987年在日本东京举办的“敦煌写经临书展”，将敦煌书风的研究推向国际性的高潮，直到上世纪90年代后半期，受“展览效应”的影响，书家们的书法观念发生变化，“简牍热”和“敦煌书风热”受到不小的冲击，热度渐减。
“敦煌风”的精神与特征
“敦煌风”作为崛起于甘肃大地上的一面书法旗帜和象征甘肃书法风格的一个流派，就其本质而言，具有颇为深刻的精神内涵与文化特征，概言之，大致表现在这样几个方面：
一是创造精神特征。翻开甘肃书法史，我们会发现，最有超现实创造意义的书法墨迹，莫过于数以万计的简牍墨迹和敦煌遗书，众多的无名书家以其书法天籁精神、文化创造精神和自然表现主义精神，创造出了百花竞妍、丰富多彩的“民间书法”，很多著名作品都属于书法史上的戛戛独造。这些无名书家，无疑都是甘肃历史上书体、书风的创新者。
二是人文科学精神特征。人文科学精神是指研究文化艺术和社会现象的自觉精神。表现在书法艺术领域，东汉张芝，正是因为他认真研究草书技法，才成为一代“草圣”；堪称中国书法史上开批评先河的赵壹，站在卫道立场审视和研究书法，也促进了甘肃书法的发展。卫恒《四体书势》所载“梁鹄因书得命”的故事，更是人文精神的写照。西晋索靖不仅是“章草宗师”，而且在书法研究，尤其是草书研究上花过很大功夫，其《草书势》成为古代书论经典。明清以来的王了望、朱克敏及现当代的魏振皆、蔡厚庵等，都是书法研究的自觉者。
三是地域文化精神特征。所谓地域文化精神，狭义地理解，就是地域书法风格的塑造精神。艺术，越是具有地域特色，越是有发展空间，越能产生长久的生命力。地域风格或流派，就是指一个地区的艺术在长期实践中形成的创作手法、创作规律和独特个性。就书法而言，几千年的书法史无不证明，无论秦汉两晋南北朝，都是具有地域书风的相互媲美和补充，流传下来的作品也都是颇具个性和地域特色的。古代甘肃的书法绝对名列全国前茅，自先秦到北宋11个世纪的辉煌，对后世产生了非常深刻的影响。所以说，“敦煌风”就体现着这种地域文化精神的特征。
关于“敦煌风”对当今书法创作的借鉴
“敦煌风”与当代书法创作的关系、意义何在？依我见，“敦煌风”是甘肃书法的根，从一定意义上讲也是中国书法的根。“敦煌风”具有极大的包容性，大致除了殷商甲骨文字和先秦楚简、楚金文字外，几乎囊括了整个书法传统，肃府本《淳化阁帖》的刻制，在宋代就为甘肃书法提供了传统经典之大要，说明“敦煌风”是书法传统。是传统，当然就关系重大，意义深远，此其一；其二，陈寅恪先生在半个世纪前写的《天师道与滨海地域之关系》一文中指出：“艺术之发展多受宗教之影响。而宗教之传播，亦多倚艺术为资用。”敦煌卷子多为宗教典籍、文献；书法又属于艺术范畴，由此不难见它们之间的关系非常密切。同时，不仅敦煌文献，还有汉代简牍、《西狭颂》《淳化阁帖》等诸多历代文书墨迹，本来就是书法的认同。
如何继承“敦煌风”传统来进行当今的书法创作？
一是学习和运用古代先贤的书法创造精神，指导当今的书法创作。
不少书法朋友曾以为，我提出、倡导“敦煌风”是要大家都去写敦煌卷子、写汉简，其实是一种曲解，是狭隘的理解。经卷、汉简之类的墨迹固然是“敦煌风”的本然内涵，但不是全部。即使是，如果一百人都写同一帖本也会写出一百种风格的，如果写出同样风格就不是创作，顶多算作临摹。举个章草例子。章草是隶书的草写形式，是介于隶书和今草（就是我们常说的草书）之间的过渡书体，历史上留给我们可借鉴的经典范本也不是很多，但汉简、写经里面都有；从书法家来说，也不外乎所谓汉章帝、史游、张芝、皇象、索靖、王羲之、赵孟頫、宋无名氏、邓文原、杨维桢、宋克、王世镗、王蘧常以及甘肃当代书家王创业等，就个人主体风格而言，大致除后面的王世镗、王蘧常外，也并非他们的代表性风格，比如王羲之的《豹奴帖》，就那么七行字。王羲之的主要书体是行书和草书，章草不过是他早期涉猎、学习的书体而已。《平复帖》可视为章草，但很有可能并非陆机所书，这个问题有争论，我倾向于否认陆机。但就章草书体而言，你仔细去看，自古至今的风格没有一个是雷同的，史游和皇象的章草《急就章》一笔一画，近乎楷书简写，不愧是一种楷书或者说隶书的“急就”写法；所谓索靖的《出师颂》与他的《月仪章》也是风格上有很大不同；赵孟頫的《急就章》与史游、皇象的《急就章》也不能同视一格。由此说明，同一种书体可以写出无数种风格，其根本一点在于“创造”。所以我说，创造精神是“敦煌风”的根本精神。
二是学习和掌握古代先贤的书法文化精神，不断提高书法学养和修养。
书法创作是一个艰苦实践的过程，是一个不断思索追求的过程，始终贯穿着一个书家的审美思想（即对书法的理解与追求）、个性修养、学识见解和技法积累的合理应用。传统是多方面的，不仅是技法、形式、风格之类，包括文学、史学、文字学、哲学、美学、艺术学、文化学，也包括物理学等。遗憾的是，很多人迄今为止都没见过多少真正属于“敦煌风”本然内涵的墨迹，可以从《敦煌写卷墨迹精选丛帖》等书中吸收养分，来融于自己的创作。
三是书法创作乃艺术创作，必须要有创作意识，有悟性、激情和灵感。
何谓创作意识？创作，按照《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即“创造文艺作品”。很显然，一是“创造”，二是“文艺作品”。这就是说，书法发展到今天，已成为一种相对纯粹的艺术，性质上已属文艺作品，所以是需要具有悟性、灵感的书家去“创造”“创作”的。
敦煌写经中有很多作品都是具有“创新”意味的，比如隶书向楷书演变过程中的《三国志·步骘传》《十诵比丘戒本》《大慈如来告疏》以及《因明入正理论》《妙法莲华经》等。尤其是《因明入正理论》，近两万字的篇幅几乎一气呵成，极少涂改补漏，书法十分精彩，可以说是继承和发扬当地人——“草圣”张芝和“章草宗师”索靖的书法创造精神的创新之作，体现出一种独特的“章草”风格，我将它称之为“敦煌草书”。站在书法风格史的角度看，它本身就是一种创新，而且书者肯定是一位技法娴熟、造诣很深、水平极高的“书法巨擘”，否则是写不出如此精彩的作品来的。
（注：关于上古、中古的时期划分，根据目前最高史学权威《中国通史》（白寿彝总主编，22卷本），上古和中古以秦皇朝为界，即先秦史就是上古史，中古就是秦皇朝直至1840年以前的满清皇朝。对书法史的时期划分，我以汉魏之际为分水岭，即魏晋之前为上古，之后为中古。）
（秋子，本名申晓君，甘肃人民美术出版社编审，中国书协会员，甘肃省书协副主席、学术委员会主任，兰州大学书法研究所研究员、客座教授。著有专著《中国上古书法史》《中国书法史略》等十多部。）
□ 本报特约撰稿人 秋 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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