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棠”让他度过生死关
特殊口令
搬离观海一路,徐棠和丈夫晚年住在了宽敞高楼里,布置温馨的客厅里,两人合影很多,唯独没有结婚照。一张照于1949年的照片,勉强算作结婚纪念照,但他们把纪念日,却定在了1947年12月25日。
那一年冬天,刚刚正式入党后不久,田敏决定和爱人徐棠举办婚礼。买好了皮箱、瓷器,为布置新家甜蜜地忙碌着。他们的结合是组织允许的,宋子成还指示,等他们成家后,市委领导机关就设在他们家。婚礼的时间定在了12月25日,1947年的圣诞节。
然而,婚礼未能如期举行。
几天来,田敏发觉总是有人跟踪他们,他悄悄跟徐棠说:“最近不对劲,如果有人抓到你,你一定什么都不要说,因为你说一句,他们就会认为你知道很多,会用重刑,你要咬紧牙关。”
果然,不久之后,田敏被时任青岛警察局局长王志超叫了过去,问他是否在某地与某人开会,田敏一听不对,暗自舒了口气,立刻厉声质问:“是谁说的?你叫出来我要和他当面对质!”后来才知道,是田敏姐姐的小叔子李祖欣本来打算和同学到解放区去,被同学做特务的父亲知道了,将李祖欣抓起来刑讯逼供,李祖欣便胡乱交代,田敏因此被牵连,但他们并没有掌握核心机密和证据。
不幸的是,田敏还是被软禁在了陵县路5号谍报队。敌人软硬兼施,又请吃饺子,又咄咄逼人,始终问不出什么。与此同时,徐棠也被抓了,他们企图从徐棠这里获取对田敏不利的口供,徐棠一口咬定,她和田敏是恋人,只知道他是参谋,其他什么都不知道。
见什么也问不出,谍报队准备采取手段了。“谍报队里也有地下工作者,他随时给田敏汇报最新消息。一天,他说,上面给你买飞机票了,要带你去济南。田敏一听不妙,济南的行动组长是以刑讯逼供闻名的,就算什么都不说,也会被他打个半死”,徐棠说,田敏决定立刻逃走。
机会来了。1947年12月28日下午5点多钟,谍报队员陆续回来后,大家忙着整理报告,现场顿时一片混乱,没人注意到田敏。他顺手拿起一个帽子,戴在头上,假装要到院子里上厕所,刚好院子里没人,他立刻跑了出去。到了街上,随手招来一辆黄包车,就往车站赶。身上没钱,就拿随身的一件物品抵了车费,一路颠簸赶到沧口。前面是抵达解放区的最凶险的一站——板桥坊卡子门。不知道他逃走的消息是否传到这里,田敏假装镇定,走进了右边的派出所,第一句就问民警:司令部来电话了没有。如果有,说明他可能已被通缉,得想办法赶紧脱身,如果没有,那就好办了。对方说没有,田敏心中暗喜,然后说:“我要到北日岗去执行任务。”警官热情地把他领出来,给他指了方向,田敏径自出了卡子门!
一路奔波,经过田野,寒冷的冬风侵袭着湿漉漉的衣衫,田敏艰难地走着,终于要到解放区了。突然,一声大喝传来:“口令!”这是国民党设置的边防杂牌军,田敏被吓得一激灵。他知道,紧急口令是四个字,当天口令是两个字,今天肯定是两个字,但内容他根本不知道。对方继续大喊:“口令!”不能再犹豫了,情急之下,田敏大声回答:“徐棠!”这个甜蜜名字给了他力量,同时也给了他幸运。
沉默,田敏竟然过关了!
终于走进了解放区,田敏实在支撑不住了,在一个麦堆上,倒了下去。等他睁开眼睛的时候,发现自己被“包围”了。人们高喊抓住了国民党的俘虏,田敏说带我去见你们的负责人吧。见到同志后,田敏将自己的秘密身份与对方核对,这才消除了误会,田敏也终于换上一身干净的衣服。
之后辗转多地,田敏抵达上海,继续情报工作。徐棠在被捕一个月后,因为得不到任何口供,得以释放。但爱人田敏的踪迹,她一直不知道。直到1948年年底,她才在情报小组的派遣下到上海与田敏重逢!
别离,历经生死,终得以团聚。
1949年6月2日,青岛解放。田敏回到了青岛,一对恋人终于不用分开了。田敏、徐棠和战友们一起进入了刚组建的青岛市公安局。田敏在一处一科任副科长,从事英美潜藏间谍的侦破工作。在副局长葛申的领导下,田敏和同事们一起破获了“美国海军第44海外观察队”重大间谍案,得到了公安部部长罗瑞卿的通令嘉奖。
两人的婚礼再也没有补上,一张合影算作结婚照。葛申把公安局的一间办公室腾出来,田敏和徐棠搬进去,开始了新生活。没有仪式,没有结婚戒指,没有喜糖,没有蜜月,他们把1947年12月25日作为结婚纪念日。
虽然,在特殊的年代历经沧桑,田敏和徐棠带着三个子女携手走过风雨。2011年,88岁的地下党员田敏与世长辞,10年后,坐在徐棠女士的对面,再忆那段峥嵘岁月,老人的眼里仍然不时地泛起阵阵泪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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