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平庸的致敬
[摘要]电影《除暴》：
《除暴》影片导演刘浩良是电影界的新导演，却是入行多年的老编剧。成长于香港类型片的黄金时代，刘浩良导演或许是想用这部电影致敬前辈，但却阴差阳错，形成了更为独特的美学风格，若能开创出新的电影审美范式，也不失为一次有意义的尝试。
二元对立的叙事结构
二元对立是文艺理论和批评领域的专业词汇，是结构主义广泛运用的基本概念之一。影片《除暴》的叙事逻辑便是在王千源饰演的刑警钟诚和吴彦祖饰演的劫匪张隼的二元对立中展开。开头是精彩的“咬耳戏”，倒叙刑警队新到任的钟诚被一伙劫匪捉住，悍匪头目老鹰极度嚣张，让钟诚讲笑话给他听，钟诚趁势咬住老鹰耳朵，由此打开了故事的主题“咬死不放”。在此后的画面中，多次出现刑警队长钟诚和悍匪头目张隼同时思考，同时训练，甚至同时看起了香港警匪片，枪战中也出现了两人的数次对视，警与匪的二元对立达到高潮。直到影片最后，警察钟诚经过数年紧追不放和缜密推测，终于和悍匪张隼狭路相逢在公共浴室，一场殊死恶战不可避免，二元对立的叙事结构在此时得到极致体现。
的确，没有冲突与对立的故事情节自然就缺乏张力和强度，故事和事件戏剧性不足，观众的期待无法落实，自然不能激起他们的观影热情，接下来的票房率可想而知。《除暴》正是利用了二元对立的叙事结构带来了快速推进的电影节奏：几件大劫案的时间安排很紧凑；枪战画面也决不拖泥带水；浴室双雄对决更是充满了荷尔蒙。 《除暴》将故事的冲突和正邪较量基本转化为人物与人物的关系，双主角的设置正是基于现代叙事学理论中的人物叙事，警察钟诚正是叙事要素中的“正面主体”，而悍匪张隼自然沦为叙事要素中的“反面主体”，编剧通过在影片中组织这两人的矛盾冲突，制造两人较量的事件和情节，从而来表达影片的主题，推动故事情节的发展。
然而，即便导演使用的是这种二元对立的叙事结构，以及由此设置的双雄对决模式，却还是不可避免地将影片带向了平庸。过于模式化，让影片节奏被人为加快，大量重复冲突事件的叠加，让人物的性格刻画流于表面，代表正义的警察钟诚的形象过于脸谱化，虽然影片中段有其关怀下属的情节设置，也像是急于补课的小学生多此一举，没有把20世纪90年代战斗在打击暴力犯罪一线的公安形象用心刻画；匪徒一伙的群像刻画也缺失自我，只是为了抢钱而抢钱，看不到他们犯罪的深度动机何在？有没有在夜深人静、午夜梦回时有一丝一毫的悔罪？显然，《除暴》在人性的挖掘方面显得功力不足，存在着很大的欠缺。
时代画卷的元素呈现
最初吸引我走进电影院的，除了王千源和吴彦祖两大影帝之外，还有深埋心底的警察情结。自20世纪70年代始，我的祖父一直从事刑侦工作，所以影片中黄绿色公安制服的出现让我倍感亲切。 《除暴》为观众呈现的是20世纪90年代初的警匪题材，影片中设计了大量元素来为观众还原那个年代的生活画卷，像街道的钟楼、北京亚运会吉祥物熊猫盼盼、劫匪抢劫的第四套人民币，当然还有男主角们的那时流行的发型等等。不得不说，在时代氛围的营造上，生活在中国香港地区的导演，一定是下了功夫做了功课。
但要想讲好时代故事，只靠星星点点的素材点缀其中，显然不能囊括时代大背景下故事的题中应有之义。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电影也是如此。正如提起警匪片，人们首先想到的就是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香港电影，那是警匪动作片的黄金时代，直至到了新世纪初的《无间道》系列，也都保留了警匪电影的精华。和香港警匪片不同的是，《除暴》的故事改编自20世纪90年代的内地真实案件。这就需要编剧和导演严格遵循现实主义创作手法，摒弃动辄街头激烈交火的港片套路，讲好特定年代背景下的警匪故事。但显然，影片采用了多重手法来推进故事的展开，尤其是警匪对决这场重头戏还是采用了港片模式，也许会点燃观众对双雄对决打斗戏的期待，但放进时代大背景来看，难免会有水土不服之现象；而商业片实质杂糅进现实主义的拍摄手法，也让这次向警匪片黄金时代的致敬，走向了平庸。
影片中间出现了多次刑警们在公安宣传栏前对话的画面，尽管导演安排略显刻意和生硬，但却不得不让我们顺着回忆的时间线为之动容。从20世纪90年代一路平安成长过来，从过去“天黑了就要回家”，到现在“天黑了也敢自由地行走”，是一代又一代公安干警用忠诚、奉献和牺牲换来的，是他们守护了老百姓的生命财产安全。
值得一提的是，《除暴》虽然没有摆脱制作精良的商业片模式，但它触碰了很多人把控不好的题材，公安干警作为奋战在一线的特殊职业群体，作为和平年代牺牲最多的安全卫士，值得更多地被银幕所展现，电影《除暴》的意义也正在于此。
作者简介:
孙洁，青岛市文学创作研究院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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