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繁花》日文版译者浦元里花：“不响”用省略号来翻译
编者按：近年来，中国当代文学作品在日本的译介步伐逐渐加快，这其中就有金宇澄的《繁花》，其日文版将在不久之后与日本读者见面。面对这样一部语言风格独特、地域色彩鲜明的长篇小说，日本读者将如何阅读并接受？日语翻译又将如何进行？就这些问题，贾海涛对《繁花》的日文译者浦元里花进行了访谈。浦元里花从翻译《繁花》的缘起、翻译过程中的难点等方面，详述了她对《繁花》的理解，介绍了她正在推进的翻译工作。本文原刊于《东方翻译》2020年第4期。
近年来，中国当代文学作品在日本的译介步伐逐渐加快，从阎连科、刘震云等严肃文学作家，再到刘慈欣等类型文学作家纷纷登陆日本出版市场，并收获了较为可观的市场认可。2018年末，笔者从澎湃新闻的报道中获悉，荣获茅盾文学奖的金宇澄《繁花》日文版被提上了议事日程，计划由日本知名出版社早川书房出版，并采用日本翻译家浦元里花的版本。
《繁花》
这则消息令人略感意外，原因有三。其一，尽管近年来略有起色，但长期以来日本出版市场对中国当代文学作品的译介是“钝感”的，日本学界对中国当代文学作品的评价也略趋保守。对于《繁花》这样一部2012年出版单行本的作品来说，翻译的时间差可以说是很小的了。其二，早川书房是日本以译介海外（主要为欧美）类型小说而知名的出版社，这次它们跳脱出长年来的译介范畴，将目光投向《繁花》这部地域色彩非常鲜明的作品，实属罕见。并且，《繁花》的文字密度原本就很高，译成日文后，再加上竖排版，可能达到中文1.5倍的篇幅，这对出版社来说也是考验。其三，众所周知，《繁花》出色地调和了上海方言与标准语，大量吸纳了传统话本中的叙述技巧，形成了独树一帜的语言风格，这也给《繁花》的海外译介工作带来了相当难度。那么，书中的上海方言，尤其那两千多个“不响”如何被翻译成日文？日本读者有可能在哪些方面关注这部作品？一系列的问题随之而来。带着上述诸多疑问，笔者于2019年8月27日在日本滋贺县大津市对《繁花》的日文译者浦元里花进行了访谈。
浦元里花，日本京都人，《繁花》日文版译者，立命馆大学中国语专攻毕业，长期在高校中从事中文教学工作与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除了汉语普通话之外，她也长期自学上海话、苏州话。本科毕业后曾供职于大阪的中国书籍专卖店，期间曾组织萧红的读书会。之后继续在立命馆就读硕士，硕士论文是萧红和萧军相关的研究，为获取一手的研究资料还曾与萧军通信。目前在立命馆大学等高校担任中文讲师。
通过此次访谈，笔者希望更深入地了解这位略通上海话的翻译家，了解她在《繁花》翻译中的具体困难，并及时跟进《繁花》在日本的译介过程。此次访谈约在半年前，笔者通过和光大学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者加藤三由纪，与浦元里花取得了联系。浦元老师在邮件中非常爽快地答应了访谈的请求，不过她也表示自己工作繁忙，在大学里兼任中文讲师之余，几乎把所有经历都投入了《繁花》的翻译工作。她希望我把访谈尽量限定在《繁花》的翻译中，避免脱离翻译，引向抽象而宏大的议题。
在与浦元老师访谈交流的过程中，笔者深切地感受到，她对这部作品倾注的热情与努力是旁人难以想象的，唯这份热情，而非仅仅是翻译任务，一直驱动着她坚持这项规模浩大、难度极高的翻译工作。她熟稔汉语普通话，亦长期自学吴方言，时不时在访谈交流中蹦出上海话，令人倍感亲切。访谈当日，时值夏季，细雨迷蒙。在人迹稀疏的琵琶湖畔，这个浦元老师所喜爱的闲静之地，我做了本次访谈。她带着一本印有丰子恺绘画的记事本，上面有一些她学上海话的笔记。她曾在《繁花》的书评中将金宇澄比作“21世纪的丰子恺”，足见她对两者的喜爱。
笔者自本科阶段即开始研究《繁花》，硕博阶段赴日留学后也延续了先前的研究脉络，并开始关注这部小说乃至中国当代文学在日本的译介动向。本次访谈是这项译介研究的一环。笔者希望自己能以当事人的身份，与文学交流互动同步，适时跟进文学的发生，有意识地进行资料的收集与整理。因此，笔者在译者推进翻译工作的同时进行此次访谈，捕捉译者本人当时鲜活的所思所想，具有别样意义，相信与译作出版后是有差别的。
本次访谈以日语进行，文字稿经笔者翻译、整理、润色而成，整理后内容已与受访者协商确认。以下是此次访谈的主要内容。
【对话】
贾海涛（以下简称贾）：浦元里花老师您好，非常感谢您在百忙之中接受本次访谈。2018年12月，中国的新闻媒体“澎湃新闻”首次出现了关于《繁花》英文与日文译本的最新动向的报道，该报道引述了对金宇澄的采访，说您早前就曾翻译过他的一些作品。我按图索骥通过加藤老师联系到了您。我们都知道，金宇澄是在2012年《繁花》出版之后，以作家身份二度登上文坛的，那么在《繁花》之前，您翻译过金宇澄或其它中国作家的哪些作品？
浦元里花（以下简称浦元）：在此之前，我翻译过一些小说。有趣的是，这几篇小说都与“马”有关，主要刊载在阎连科的日文译者谷川毅教授主编的中国文学杂志“火鍋子” 上。
我在硕士阶段曾研究东北作家萧红，因而在这本杂志上连载翻译了她的长篇小说《马伯乐》。这是我非常喜欢的一部小说。主人公马伯乐在抗日战争期间从青岛逃至上海，小说中的描写让我对上海这座城市产生了浓厚的兴趣。20世纪90年代，我初访上海时，当时的城市街道与空间早已与小说中描绘的样貌有着天壤之别，但我还总想象着自己是依着马伯乐的足迹在游览上海，这种漫步城市的体验似乎与后来阅读《繁花》的感受不谋而合。之后，我还翻译了王安忆的短篇小说《弄堂里的白马》（“路地裏の白い馬”）（“火鍋子”第75卷）。又在2013年，翻译了老金的散文《马语》，这篇散文是金宇澄所编散文集《洗牌年代》里面的一篇，我的译文是在“火鍋子”第80卷上发表的。
刊载《马伯乐》译文的“火鍋子”杂志
贾：2013年您翻译的《马语》应该是金宇澄的作品首次在日本面世吧。您当时是在什么样的契机下着手翻译《马语》这篇散文的？
浦元：《马语》这篇散文是主编谷川老师让我翻译的，就因为篇名里也有一个“马”字，他找到了我，这都算是偶然的相遇。翻译的过程中，我结识了老金，通过邮件问了他好多关于翻译的问题，他不厌其烦，都一一回答。
贾：其实《繁花》的单行本在2013年业已出版，那时已经有翻译《繁花》的打算了吗？
浦元：那时候，我正巧在《收获》杂志上看到了《繁花》，也算是偶然吧。我发表日文版的《马语》后，加藤三由纪老师让我在“东方”杂志的专栏上写介绍《繁花》的书评，这个专栏叫做“当下想读的中国当代作家们”。我便写了这篇题为《二十一世纪的丰子恺——与读者同行的金宇澄》（“二一世紀の豊子愷――読者と歩む金宇澄”）的书评，后来发表于2014年3月。大约是在2013年，我去上海见到老金，他送了我一本《繁花》，当场我就跟他讲好了，主动提出要翻译这本书。老金觉得这应该会是个巨大的挑战。最初，我的想法只是为了好好读透这本小说，就边读边翻译，当作一个学习过程，至于能不能出版，当时并没有多想。从那以后，大学里的中文教学工作之余，我便全身心投入到了翻译中，至今一晃也有五六年时间了。
我之前翻译的小说大都是如下情形：一个主人公、一条主线情节持续不断地推进下去。《繁花》就大不相同了，这是个包罗万象的大熔炉，两条主线齐头并进，登场人物数不胜数。在翻译过程中就不得不依靠很多人的帮助，比如小说中上海话的部分，需要请我身边来自上海的同事与我一起确认，涉及到古典诗词的内容要请教汉学教授，基督教或佛教用语我也请教了信徒，这些各门类的专业人士就像我身边的“繁花”。
贾：为什么你会将这种过程称之为“繁花”？
浦元：之所以称为“繁花”，与我对小说题名的理解有关，它意味着林林总总的故事，形形色色的登场人物。《繁花》中让我印象深刻的场面有两个：一个是阿宝父亲的友人欧阳之妻黎老师的故事，她双目失明，讲述当年日本投降时的狂喜；还有一个是金妹与师傅的关于男人偷看洗澡的对话，让人忍俊不禁。《繁花》中的这些插曲总是有种悲中有喜的感觉。
刊载《繁花》书评的“东方”杂志
贾：实际上，当听闻《繁花》将被译成日文，我是既兴奋又忐忑。尽管近年来略有起色，但长期以来日本出版市场对于中国当代文学作品的译介不甚活跃。对于《繁花》这样一部有着鲜明地域特征，调和普通话与方言的长篇小说，在中国国内尚且因为不同地域间的差别而存在着对《繁花》接受度的不同，更不用说作为海外市场的日本了。那么作为翻译者，您觉得对于日本读者来说，《繁花》可能会在哪些方面具有吸引力？日本读者又如何体验到方言的魅力？
浦元：我在“东方”杂志上所写的介绍文章就是面向日本研究者与一般读者的。文章讨论了手绘地图与插画、对话与方言，以及小说中两个有关悲与喜的场面，以此来推介《繁花》，这些都是这部小说的亮点。就拿手绘地图与插画来说，它能让读者看到故事发生时的街道、商店，以及人物的住所。就算没有去过上海的日本读者，看到了这些手绘地图与插画，也一定会对这座城市充满兴趣，阅读小说时仿佛徜徉在上海，我觉得这便是插图的功能之一。
再说到方言的问题，这肯定是大家非常关心的，也是这部作品翻译的最大困难所在。老金和我说，叫我不要太拘泥于方言，比方言重要的是，要用流畅的口语翻译出来，使得日本读者易于接受。不过，为了体现这部小说的特色，上海话的部分我基本上还是会用日本的关西话呈现。我最初在读的时候就觉得这篇小说的语言有关西话的感觉。
在日本，说到标准语之外的方言，大家首先都会想到关西话。我自己是京都人，也算是日本关西地区的一部分。关西话本身比标准日语更加富有起伏，有点像歌曲的旋律，听起来也更让人觉得亲切有趣，像是日本的对口相声——“漫才”，很多都是用关西话说的。在上述这些方面，关西话和上海话的感觉是有些类似的，关西有漫才，上海也有自己的滑稽戏。
我和上海朋友一道时，她们会讲上海闲话，我顺便就学一些。我本人非常喜欢上海话的语音语调，听着顺耳。对我来说，上海是我心中的精神故乡。
贾：如何翻译上海话应该是这部小说很大的难点，当然从另一方面讲，也是很大的看点。那么，您在翻译过程中遇到的困难，能具体举例分享一下吗？比如，书中那两千多个“不响”如何变成日文。很多人得知《繁花》要翻译成外文后都不看好，很重要的一个因素便是“不响”的韵味是很难被翻译出来的。
浦元：遇到的困难可以说相当多。“不响”当然是其中之一，我的处理方式是，大部分的“不响”以省略号或省略号单独成段的形式进行翻译。这个标点或分段本身足够让日本读者根据省略号的语境体会到背后的韵味了，其实人际交往也有很多共通的部分，大家是能够理解的。当然，个别情况也会根据语境翻译成“沉默”（黙り込む）之类的词。但是，如果全部作为谓语动词翻译出来，那就肯定不能成为流畅的日文了。这里我遵循的大原则是首先要保证日文的流畅度。
另一个大问题是，《繁花》记叙人物对话的方式较为特殊，一般不用引号，仅用两个句读标点来标记说话人和说话内容；而且对话密度很大，没有分段。例如，“陶陶说，我是烦。沪生说，风凉话少讲。陶陶说，一到夜里，芳妹就烦。沪生说，啥。”如此这般，张三说完李四说，密密匝匝地聚在一起，如果把这些“谁说，……。谁说，……。”的引导语全部译出来，那就非常累赘了。在翻译中，我首先是还原了引号，如果是两人间的对话，那么分段加上引号即可省略掉多余的引导语。
尽管如此，依然有许多饭局场合的对话，人物过多的问题依然是很难处理的。遇到上面这些问题时，我采取的办法就是去想象情节里各种场景的画面，吵架的画面也好，饭局的画面也好，理解和想象出这些语境，翻译起来就更加顺手。这和我阅读小说时的思维有点像，我会边读边对照着插图里画的地图，想象自己走在上海的街道上。总之，翻译这部小说需要结合具体经验的具象思维。
贾：除了上面所说的，在语词层面之外，还有一类翻译问题可能涉及更深层面的两国间的文化差异，或者说是由中日语言差异引发的，这方面能否分享一下。我这里举个例子，比如《繁花》的138页有这样一段描写：
“两万户”到处是人，走廊，灶披间，厕所，房前窗后，每天大人小人，从早到夜，楼上楼下，人声不断。木拖板声音，吵相骂，打小囡，骂老公，无线电声音，拉胡琴，吹笛子，唱江淮戏，京戏，本滩，咳嗽吐老痰，量米烧饭炒小菜，整副新鲜猪肺，套进自来水龙头，嘭嘭嘭拍打。
作者在这段话中大量省略主语和谓语，并使用了相当多的铺排来描绘工人新村中的日常全景，类似的结构在《繁花》中有不少。您的翻译是如何处理这类文本的？
浦元：这类句子翻译确实较为困难。对于这种结构，就是要适当补足句子成分，比如这段话中这些名词短语都可以看作是“有”的宾语，即“有”这样一些人存在，有骂老公的人、有吹笛子的人等等。在日语中也有“体言止め”（名词结句）的用法，用得较多的情况是在新闻标题中，日文小说中也时有出现。我为了避免补足成分后句子过长，有时翻译中也会保留这种名词结句的铺排，把意思相似的名词短语调整顺序合在一起译。
接着是关于中日间语言差异的问题。一个明显的问题是，在中文里，并没有严格意义上的敬语体系，而人物对话译到日文，就必须考虑什么时候用简体，什么时候用敬语，要用什么礼貌程度的敬语。因而要花费很多时间厘清人物之间是长幼、上下级关系，还是朋友、同辈关系。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的这条时间线，出现了大量的饭局场面，大家你一言我一语，这其中的对话是采用简体还是敬语，就需要从情节出发厘清人物关系的线索，再来判断。对于像《繁花》这样人物众多、对话密度极高的小说来说，这项梳理工作非常辛苦。关于敬语和方言的问题还想插个题外话，我个人很喜欢的一位日本作家是东野圭吾，他在中国也被大量翻译，而且销量很好。他早期作品中实际用了很多关西话，这些作品中的方言是如何对应到中文的，其实是一个非常值得思考的问题。
另一个问题可能涉及到中日文化间的差异。我举一个小例子，90年代这条叙事线有一段关于“盗墓”的情节，当时有城里人委托中介派人到乡下去挖墓觅宝，城里人在饭桌上讲价钱，最后不管挖到金银财宝还是破铜烂铁，都归城里客户。起初，我不太明白这个觅宝与饭局的情节之间是怎么联系的，问了老金，他和我讲，是挖墓觅宝的人打电话联系饭局上的人，然后以此来讨价还价。如果按照原文直接翻译的话，日本读者应该是很难理解的，在日本没有听说过这种故事，缺乏类似的文化语境。日本并没有像中国有那么久远的“盗墓”文化，甚至成为一种类型小说门类，一般来说法律执行上也都十分严格。这段情节可能是上海90年代时代氛围的展现，类似这种情节对于日本人来说多多少少有些隔膜感，也必须要“补足”一些信息才能方便理解。这方面的翻译还多亏了老金和诸多友人的帮助。
贾：回到一个有关翻译策略和范式的宏观层面的问题，您在翻译过程中有没有一些自己坚持的习惯或原则？另外在《繁花》翻译中，您是如何平衡直译与意译的？
浦元：其实我觉得直译与意译并不矛盾，也没有过于纠结过这个问题，一切都是根据原文表达的需要来适时灵活地调整，这方面不能太死板。
我觉得，总的来说，翻译需要两道程序：第一道程序是把握梳理原文的意思，把可以翻译出来的地方先进行粗译；第二道程序是在粗译的基础上，理解文化、语言本身的微妙差异，对译文进行二次打磨。我希望达到的翻译效果是读者读起来感觉不到翻译腔，就像是本国作家所写的作品那样流畅通顺，就算是从来没读过中国小说的读者也能感受其中的魅力。
在这点上，我很喜欢谷川毅老师所译的阎连科的作品，读的时候没有觉得这是从中文翻译过来的，也就是没有什么“翻译腔”。这是我想要向谷川老师学习的地方，也正是我努力希望达到的翻译效果。
贾：这两道程序应该是您翻译工作中长期实践的总结。是否方便透露目前《繁花》的翻译工作进行到了哪一步程序？另外，大概计划什么时候出版问世？
浦元：可以说第一道程序的粗译部分已经基本完成了，目前第二道程序的精译再加工的部分也进行了差不多一半，不过还是有相当多的问题需要再去研究、确认，这就需要与作者保持密切的联系。出版社计划在2021年出版，我也预计在明年完成翻译工作。
贾：我们知道，这次《繁花》的版权是由早川书房取得的。2018年，早川书房出版了刘宇昆所编的中国科幻作家选集日文版，获得了很不错的市场反响。而就在今年（2019年）7月，由早川书房出版的刘慈欣《三体》第一部的日文版创下了日本海外翻译作品的销售记录，首周便加印10次，获得了日本各界读书人的推荐。日本读者也纷纷通过社交媒体催促译者大森望更新《三体》的后2部。
这种出版界盛况在之前的中国小说中是前所未有的，相信这也会提振我们对《繁花》日文版的信心。那么您能否介绍一下早川书房在日本人印象里是家怎样的出版社？您又是为什么选择了这家出版社？
浦元：早川书房是一家规模比较大的出版社，长期以来是专门出版海外推理小说、科幻小说这些类型小说的，这次《繁花》能由其出版，我感到非常难能可贵。最终与早川书房达成协议，是因为他们读到了我在“东方”杂志上为日本读者所写的书评文章，对作品本身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觉得这是质量有保证的作品。再加上近年来早川书房希望加大对中国书籍引进出版的力度，之前该出版社大都以翻译欧美小说为主。
贾：确实，能与早川书房这种规模的出版社签约是十分令人惊喜的事。那么，在《繁花》之后，您是打算继续翻译上海话写的小说吗，或者说您有什么其它的翻译计划？
浦元：目前当然还是专注于《繁花》的翻译工作，没有规划太多。如果未来有机会的话，我想应该会继续翻译金宇澄较早的文集《洗牌年代》。这部集子我也不知道称为小说好，还是散文好，这是老金的作品一贯给我的感觉，文体上很灵活。这本集子和《繁花》的关系很密切，又因为之前已经翻译过一篇《马语》了，我还想要继续翻译下去。
（贾海涛，日本一桥大学言语社会研究科博士研究生；浦元里花，日本同志社大学、大阪经济大学、立命馆大学兼任讲师。本文原题《上海是我的精神故乡》）(本文来自澎湃新闻，更多原创资讯请下载“澎湃新闻”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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