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越时空的对话：一个银行职员的档案寻踪
1926年8月20日，郑州豫丰纱厂。一位叫陈伯琴的年轻人突然收到一张红色的请客通知单，上面第一行赫然写着“浙江兴业银行”——这是他的东家。中国银行、金城银行、盐业银行等几家大银行的名字紧随其后。请帖由两位背枪的士兵送来，以不容拒绝的语气请他赴宴。
年轻人很快就发现，这是一次“鸿门宴”。陈伯琴是被浙江兴业银行从上海派驻郑州的工作人员，要请他吃饭的是当地的行政长官、驻军师部参谋长和财政厅代表。他们要求陈代表银行拿出两万五千元作为军饷，支援政府——名为借款，实为勒索。
陈伯琴再三声明，自己只是刚来不久的押品管理员，来监管自家银行的贷款抵押品；且浙江兴业银行在郑州并无正式的营业机关，自己没有立场、也没有权力代表银行出这笔钱。但政客和军阀哪里听得进，他们以种种手段威胁恫吓，逼他一定“支援”这笔军饷。最后，陈伯琴根据银行管理层的指示，几番周旋，还是认下了其中一万五千元。
这件小事生动折射了中国本土商业银行在诞生之初的处境：投资实业，有一定的发展前景，但又不得不在外资竞争、战争威胁、军阀掠夺的夹缝中艰难生存。而陈伯琴虽不是声名显赫的大银行家，但笔耕不辍，在其21年的银行职业生涯中，写下许多有关工作的记录与思考。他本人从银行基层小职员一路“升级打怪”，最后做到支行行长、分行副行长这样的中层职位，见证了民国商业银行基层运作中隐秘而真实的面相。
《微观金融史：一个银行职员的档案寻踪（1921-1942）》书影
一个世纪以后，这些尘封在档案中的记录被陈伯琴的一位同行发现，并写成书，题为《微观金融史：一个银行职员的档案寻踪（1921-1942）》。
作者刘平现任广发银行杭州分行纪委书记，复旦大学历史学博士，浙江大学经济学硕士。他是一名资深的银行从业者，也是《稀见民国银行史料丛编》《民国银行练习生记事》《从金融史再出发》等金融史著作、史料的编著者。
作为一名历史和金融领域的“跨界者”，刘平博士近年来致力于民国银行史料的挖掘整理，累计发表近千万字。相较于刻画呼风唤雨的大银行家，他更愿意将目光放在银行练习生、普通行员这些“小人物”身上，并且希望在此基础上探索一种有血有肉的金融史叙述方式。陈伯琴的故事正是这样一个尝试。
在《微观金融史：一个银行职员的档案寻踪（1921-1942）》中，刘平以一个民国银行职员二十多年的成长历程作为横坐标，以其在上海、郑州、汉口、天津、青岛五个城市分支机构的职务变迁作为纵坐标，让两者在不同时空的交汇，形成生动具体的故事。在写作中，他有意识地把重大历史事件融入其中，如废两改元、法币改革、抗战爆发等等，力图以“小人物”的眼光折射“大历史”。
在采访中，刘平坦言，写“小人物”的历史，随时可能因史料断档而难以为继，但也有山重水复柳暗花明的惊喜。譬如陈伯琴在中年时的回忆文章中已觉得“迷迷糊糊”的事情，自己竟在档案馆找到了当年陈向总行汇报情况的往来通信，将主人公那一时期的生活还原得清清楚楚。
两年来，刘平将几乎所有的节假日和夜晚都花在陈伯琴身上，相关档案摞起来不止一人高。他说自己写作最大的优势大概是没有发表任务，可以不慌不忙地写书。他将版税全部捐给慈善基金会，想更纯粹地去进行这个相隔近百年、属于两个银行从业者之间的跨时空对话。
刘平先生
以下为澎湃新闻对刘平先生的专访。
澎湃新闻：民国时期银行职员的社会地位大致是什么样的？
刘平：应该属于中上阶层，这从他们的收入中可以看出来。浙江兴业银行作为一家民营银行，其支行行长的收入是一百六十块大洋；作为参照，当时一个著名的例子是鲁迅以三百大洋的收入可以购置房产、生活优渥，可见银行职员的收入水平在当时是相当不错的。
我曾现场看过陈伯琴的几个住处，一处在上海愚园路，一处在青岛的花园别墅区，都是不错的住宅。陈伯琴担任青岛支行行长期间，还经常邀请行中同事到自家公馆聚餐、开晚会。
1927年的《银行周报》有一篇文章这样说：“银行员待遇，于现在社会中，实为百业之冠，为一般人所艳羡。以前行员之入行，大都为银行之股东及当局所介绍，经考试入行者，乃为例外，几经升迁，其任要职者，殊不乏人；况今日行员之中，大都为与银行有关系者之子弟，即令家室不丰者，在胼手胝足之劳工视之，已觉有天渊之别。”
我从陈伯琴的家谱中看到，他的父亲即是银行高管，祖辈也有一定的社会地位。不过陈伯琴完全没有纨绔子弟的样子，进银行之前该经历的流程都经历了。我认为当时的银行小环境还是相对公平的，就世家子弟的培养来说，家长也比较有远见，愿意让孩子多吃点苦，多历练。
陈伯琴档案照片（中）
澎湃新闻：陈伯琴这个人物是如何进入您的视野的？
刘平：这些年来我一直在探索如何呈现有血有肉的金融史。十几年前我因为工作原因考察过一家珍珠项链的生产车间，那些珍珠原料不起眼地堆在角落，我意识到“散珠”如果不用一根线串起来，其价值是很难体现的。而这根线本身可能很普通，但对于项链不可或缺。我想找到一条能够串起金融史的线索，而这个线索最好是一个人物。
五六年前，我花了许多业余时间在整理编纂《稀见民国银行史料丛编》，这批史料以民国银行的内刊为主。其中最下功夫的是浙江兴业银行内刊《兴业邮乘》的史料编纂，当中有陈伯琴撰写的不少文稿。他在上海、郑州、汉口、天津、青岛等地工作的片段，都能在他发表过的文稿中找到线索。此后我又到上海档案馆、上海图书馆以及青岛、天津等地查询走访，这个人物就渐渐清晰起来了。
陈伯琴是浙江镇海人，1921年2月进入浙江兴业银行，从20世纪20年代初至40年代初，先后在上海等五座城市工作，历任浙江兴业银行堆栈管理员、信贷员、分理处主任、支行行长、总行部门襄理、分行副行长等职位，几乎从事过银行所有的业务种类，并亲身经历或耳闻目睹了若干政治、金融、社会事件，包括废两改元、法币改革、武汉颁行《集中现金条例》、郑州豫丰纱厂罢工、日本海军陆战队登陆青岛、天津金融统制等等。
澎湃新闻：能否举例谈谈陈伯琴在这些重大历史事件中的经历？
刘平：在1926-1927年的汉口，陈伯琴目睹了劳资之争与工人运动，亲历了引起金融界震动的《集中现金条例》的颁行，并且记录了当时银行业私下应对的内幕。陈伯琴在青岛时，经历了抗战的爆发。我们在档案中看到，金融业对时局反应敏锐，对战事有所预料，总行做出的指示是“谨慎放款”，同人眷属必要时“先行迁避”。因为工作调动，他又经历了孤岛时期的上海和沦陷时期的天津。在天津，一方面外界环境动荡不安，一方面心中思念故乡江南，陈伯琴在病逝前不久写下“东风何日送舟归”这样的诗句，可见心情之悲凉。
除了对事件的记录，陈伯琴还留下了不少关于各地风土人情、信俗文化的记载，也很有意思。比如他眼中的青岛，虽然华洋杂处、商业发达，但“本地人旧观念很深，他们蛰居一隅，根本不知道外面的事情，对于南方人尤其怀疑。本地人办的银行，对于上海、天津、汉口几个大商埠的金融情形，也不十分清楚。”等等。
陈伯琴档案资料
澎湃新闻：为什么特别关注金融史中的“小人物”？
刘平：这些所谓“小人物”的经历，让我感受到历史的纹理和触感，犹如显微镜下的毛细血管。我相信再小的事件也要放在大的背景下去理解，而再大的历史进程也要放在小的事件中去解读。在复旦攻读史学博士期间接受的学术训练非常重要，那使我对时代背景、金融史的大脉络有充分了解。但反过来，如果没有读到底层人物的感受，对这段历史的理解就没那么生动具体。
传统的金融史写作中，制度规章总是绕不过的主题。但有没有人关注过那些基层员工究竟如何看待、回应这些规章？陈伯琴留下的很多材料是非常细致的。比如武汉《集中现金条例》颁布后，金融界提前得知消息，“将所存款项酌量提出现洋”，所谓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这样的内幕消息是其他记载中很少见到的。又比如陈伯琴在天津分行担任副经理的时候，出台过一项政策，专门讲如何节约开支、卫生如何搞，我们现在的银行从业者看了也感觉跟生活很贴近。
澎湃新闻：但陈伯琴并非声名显赫的银行家，寻找他的个人史料想必并非一帆风顺？
刘平：陈伯琴虽然并不有名，但他非常有代表性，找到这样一个人是可遇而不可求的。但这确实很冒险，我一直在担心，写到一半资料不够怎么办？写不出来怎么办？
资料的困局是一定有的，但有时“掘地三尺”能够找到，比如最终在上海市图书馆找到了陈伯琴的家谱，又比如上海市档案馆的彭晓亮先生帮我从交大校史馆找到了陈伯琴的部分学籍档案。陈在交大学习期间换了三个专业，也没有一份完整的履历表，我最终靠各种资料拼凑出他的学习情况。但有时也只能通过外围资料迂回补充——上海市档案馆没有，武汉、天津有没有？别人的回忆文章、其他银行的史料等等，然后再进一步深挖。比如，陈伯琴生命的最后三年在天津分行担任副经理，那段时间，一直有记事习惯的陈伯琴几乎没有留下什么文字。毕竟他在天津经历了沦陷时期，身体状况又出现了严重问题，心情可想而知。我只能通过其他渠道去了解，到他曾经工作生活的现场去找找感觉。
但也会有意外之喜。我居然在上海市档案馆找到了相当数量、且时间段集中的书信，是陈伯琴写给总行的。于是我索性用这些书信做一“切片”，从他的汇报中去解读当时的政治经济环境。这些文件在过去从未有人关注过、利用过，尘封在档案馆的角落里。
最大的遗憾是没有看到陈伯琴日记，不知道他有没有写日记。目前也尚未联系上他的后人。还有一些到最后也没有弄清楚的问题：比如他的墓地在哪里？我根据史料专程赴天津踏访，但未有发现，后来天津师范大学的一位教授提供了信息，只是相关建筑早已物是人非，无从考证了。
史料总是不会尽如人意，这是历史学的无奈；但如何将已有的资料裁剪、串起来，是一门手艺。
陈伯琴在南洋公学的留影（第四排左起第二人）
澎湃新闻：同为金融从业者，您怎么看陈伯琴这位一个世纪前的同行？
刘平：他是一个守规矩的人，敬业的人，符合中国传统道德的人，非常符合当时社会背景下一个职业经理人的角色。
陈伯琴从学校毕业就进了银行，他在工作中遇到的许多事，我也感同身受。看他如何跟企业打交道，跟银行同业打交道，跟顾客打交道，处理事情要如何兼顾原则性和灵活性，许多时候都有惺惺相惜的感觉。我在自序的最后，套用民国时期银行同人之间常用的称谓，对他道一声：“谢谢，伯琴兄！”确实是真情实感的流露。
不过，写这本书的意义，也不仅仅在于陈伯琴这一个人物，更在于通过他的视角，折射民国金融史的百态。陈伯琴是一个银行中层员工，许多事件或亲身经历、或耳闻目睹，真实且视角独特。另外，陈伯琴自身的经历也在变化，他一生辗转了五个不同的城市，职位也从基层员工到副行长、行长，他的视角也在日渐丰富。
写作时我常想到这样一句话：“你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你”。陈伯琴看着他眼中的世界，而我看着他和他的世界。
澎湃新闻：这本书的主标题是“微观金融史”，能否谈谈您对这个概念的看法？
刘平：“微观金融史”有两种理解，一种是“微观金融”的历史，它更体现一种金融概念，一种是“微观”的“金融史”，它更体现一种历史的概念。
我觉得自己既是历史从业者，又是银行从业者，把两个职业结合起来，应该做一些我比较有优势的事情，通过专业训练过的方法，把历史上的金融事件重新打捞、重新展示，让历史鲜活起来。但这种展示也不是凭空捏造，所有的叙述都有史料支撑，每一个档案都有出处，它仍然是一个严谨的写作。我认为金融史研究一定要考虑阅读者，如果希望有更多人从金融史研究中获益，那就要考虑他们的感受。
澎湃新闻：作为一名“跨界者”，您认为民国的金融史，在哪些方面可以作为今日金融界的借鉴？
刘平：事实上，今天的金融和民国时期相比，技术层面和操作方式已经有很大的变化，但是，银行与风险打交道，作为一个行业的核心本质没有变。对银行而言，在追求经济效益的同时，把握风险是一个永恒的主题。对员工来说，不论是经理还是普通员工，遵守规矩、敬业、团队协作等等，这些要求是不会变的，甚至需要强化。
这部书分为上下册，两册封底各印了陈伯琴的一段话，分别是他对银行、对银行从业者的认识，我认为这是两段至今仍不过时的话：
“中国各银行，其业务虽日渐进步，但利息一项，其收入仍居银行生产中之第一位。利息者，无非以存户之存款，转放其他各户，存款息与放款息相抵余数而已。夫银行收受存户之存款，须完全负责；而转放他户，又完全无十分安全之保障。事实上其所负之危险，至少在十之三四。银行日日在惊涛骇浪之中，求其生活。其责任之重，可想而知。银行之责任，即行员之责任也。”
“我辈服务银行，较其他职业之可以敷衍塞责者，尤觉不同。内部各事，应如何办理，方能合式，外面各事，应如何对付，方称妥当。往往极细微之事，亦必加以极谨慎之考虑。自练习生以至于经理，各人均有各人之职责，决不易取巧规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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