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叔弢的爱书与散书
■胡文洲
现代著名藏书家周叔弢先生出身名门，祖父周馥曾任两江及两广总督，父亲周学海为光绪壬辰进士，叔父周学熙自晚清道台、盐运使直至民国初年两任财政总长，并经营实业而致富。周叔弢多年从商，曾随叔父周学熙在青岛创办华新纱厂，以后历任其家族实业如滦州矿务局、耀华玻璃公司、江南水泥厂等董事，新中国成立前夕任启新洋灰公司董事兼总经理。新中国成立后，他以工商界民主人士担任过全国工商联副主席、天津市副市长，全国政协副主席等职，周叔弢先生以其经济实力而成为最后辞世的传统大藏书家。周叔弢有钱，却又不为“钱奴”，其家由官宦人家而为利禄人家，又不失为有功于文化学术的书卷人家，被称为“最后一位”传统大藏书家。
周叔弢藏宋元古本以精深著称。如海源阁流出的一部宋版《庄子》，便被周叔弢高价收入，加上另一部宋版《庄子》，额其室号为“双南华馆”。民国初年，周叔弢初涉书林，便收得清宫流出的宋本《寒山子诗》，为海内硕果仅存的精椠，周叔弢以此为宝，特取“寒在堂”室名作纪念。不过周叔弢最常用的室名则是“自庄严堪”，典出楞严经“自得心开，香光庄严”。“自庄严堪”先后有约百部宋本及半数金元本入藏。古本难得，几乎每次搜讨均有一番动人的来历。例如，一部宋刻《春秋经传集解》，原已散成残本，玉碎珠零。周叔弢先以重金获得海源阁旧有的二十三卷，再以双倍价从李盛铎木犀轩请购得四卷，一年后又以更高代价获得另一卷，为求完璧，始终“忠心耿耿”，可惜此书终于仅差一卷而未能“团圆”。可是另一部元刻《春秋经传集解》，却因他的锲而不舍，历经十七年分别从四个来源补成完书，虽曲折艰难而情有独钟，心志不渝，堪称书之良友。尤其令人感佩的是，他在夙愿得偿后，推己及人，毅然将所藏《左传》《群经音辨》宋刻残本各两卷赠送故宫博物院。诸如此类，诚然体现了他的自白：“余岂忍私自珍秘，与书为仇耶。”这是求书若渴之外，对书的另外一种豁达情怀。
周叔弢在藏书史上别见手笔，难得在有“大气”，能拿得起放得下。例如，他非常喜爱宋陈师道的诗，原只藏有明代刊本，后来听说有清宫流出的《后山诗注》宋残本出售，索值甚高，他便不惜高价收入。别人认为此举未免近奢，他则自思：人生几何，异书难遇，不暇为财物计了。惜书如此，却不一定不近人情。又例如，他曾获得一宋代建安务本书堂刊刻的《王状元集注分类东坡先生诗》，听说另一位藏书家傅增湘专门搜集这位四川先贤的宋版诗集，正缺此本，他于是见投明珠，主动将此书与傅氏交换了三部明版书，使傅氏感动不已，还邀集朋友在其“藏园”举行盛典。
周叔弢的“爱书心”还浸润着“爱国心”。周叔弢认为自家藏书虽然宝贵，实为天下公物，“不欲吾子孙私守之”，他担心一旦散作云烟，反而辜负了当初爱心。所以周叔弢将自己私藏之书一批批献给京津各大图书馆。至上世纪七十年代，将自己“自庄严堪”书籍全数捐出，使私藏的珍贵书籍在自己辞世前成为“天下公物”。
一位传统藏书家的离世，标志着一个藏书史历史时代的结束。藏书史之兴亡沧桑，也是映衬藏书家人生境界的一本“大书”。斯人已去，但是周叔弢先生高尚无私的人生境界，却永远值得后人细心和敬虔地品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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