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朗汽油涨价引发的暴乱:积重难返的社会危机

澎湃新闻 2019-12-02 15:22 大字

在纹丝不动地拥堵了一小时后,阿里扎德绝望地摊了摊手,熄火开门下车,朝着车流的前方望去。道路两旁尽是茫然不知所措的司机与乘客,以及成群结队的示威者穿行而过。“独裁者滚下台!”、“不要加沙,不要叙利亚,我们只是为了伊朗!”一群年轻人挥舞着拳头、高喊着口号,用垃圾桶、灭火沙袋和废旧轮胎阻塞了整条高速。直到有人在马路正中央用堆积的垃圾点起了篝火,浓烟升起,示威人群又爆发出一阵兴奋的喝彩,仿佛提前迎来了“跳火节”。

身为一位有着几十年驾龄的出租车司机,阿里扎德当然清楚人们为何如此愤怒。15日,伊朗国家石油公司的一纸公告,打破了伊朗人周五休息日应有的宁静。公告宣布了汽油涨价与实行配额供给制的决定:普通汽油价格由原先的每升10000里亚尔上涨至配额内每升15000里亚尔,超出部分每升30000里亚尔,涨幅分别为50%和200%;高标汽油不享有配额,价格由原先的每升12000里亚尔上涨至每升35000里亚尔,涨幅约200%;家用小汽车车主每人每月可获得60升汽油的配额;未用完的配额,可以累积到未来6个月内继续使用;出租车、货运车司机还享有额外配额。

尽管早就在新闻中看到过汽油价格可能全面调整的专家讨论,但突如其来的涨价公告仍然让阿里扎德既是愤慨,又是无奈。阿里扎德起早贪黑的工作,每天少说也要开车2、300公里,即便不考虑每月的汽油配额能否满足实际所需,单是配额内的油价上涨一半,就足以令他愁眉不展。“自己要是再年轻些,没准也会冲在游行队伍的最前面。”阿里扎德暗忖,“必须要让上面那些养尊处优的大人物,好好去听一听底层人民的诉求与疾苦。”

在伊朗,上街游行并不是什么新鲜事,既有像国庆节等官方组织的展现爱国主义精神的游行活动,也有人们自发形成、因事而异的抗议示威,民众宣泄一下情绪,警方出面维持秩序,政府事后做出些调整回应,算是一场游行示威的常规过程。然而这一次,事态的迅速升温蔓延显然超出了所有人的意料之外。

从暴乱升级到全国断网

在油价上涨消息宣布的周五当日,示威游行尚属温和,但在随后两天时间内,抗议活动愈发失控,竟演变成打砸抢烧的一场暴乱。据伊朗官方媒体法尔斯通讯社公布的一组数据,在全国28个省份、100多个城市、1000多个地点均出现了抗议示威活动,参与人数达87400人,其中包括5200名女性示威者。虽然绝大多数人只是和平示威,但一部分示威者开展了暴力破坏活动。银行、超市、加油站成为示威者攻击的主要目标,仅在某省境内,就有100多家银行、57家超市遭遇纵火或抢劫破坏。德黑兰、胡泽斯坦、法尔斯与克尔曼4省的受损情况较严重,据称,在设拉子,有三辆警车被点火焚烧;在德黑兰,有80多家连锁商店严重受损,另有一家银行被示威者纵火,火势蔓延到银行上层的居民楼,消防车被示威人群与堵路的车辆阻挡无法接近火场,直到警方迅速赶到驱散人群,消防人员方得以开展救援,险些酿成伤亡。司法机关已依法拘捕上千名蓄意破坏公共财物、扰乱公共治安的闹事者。

“300%”的标签成为了伊朗人在twitter等社交媒体上热议的话题,发自示威现场的各种视频在网络上广泛流传开来。随着局势愈演愈烈,伊朗国家安全委员会果断做出反应,认定伊朗的国家安全正遭遇严重威胁。16日周六傍晚起,先是关闭了手机网络,随后更是切断了全国的固定网络连接,以“阻止敌人的渗透工具”。这是伊朗自2009年总统大选即“绿色革命”以来,持续时间最长的一次全国性断网。伴随着全面断网与警方上街清场,这场波及全国的抗议活动在纷飞的大雪中渐渐降温,只余下喧嚣过后的一地狼藉——曾经最受伊朗民众关注的国内足球联赛被迫停赛;曾经摩肩接踵的大巴扎市场,大半数商店已暂停营业;被烧得只剩空壳的大巴车翻倒在路旁,被洗劫一空的超市满地的玻璃碎渣,弥漫着经日不散的硝烟气味,曾经安宁的城市,竟仿似刚刚经历了一场战火的洗礼。

伊朗官方尚未公布暴乱造成的具体伤亡人数,但公布了在维护治安的行动中已有5名警方、军方人员牺牲的消息,这场骚乱的暴力程度可见一斑。国际人权组织大赦国际统计,伊朗暴乱已造成21个城市的106人死亡,但该组织并未公布数据来源,伊朗官方亦对这一数字予以否认。 

从官方澄清到民间讨论

由于全国断网封锁,电视和报纸成了伊朗人获取消息的唯一渠道。17日,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发表电视讲话,对近日爆发的骚乱表示遗憾,称“伊朗的敌人一直在暗中支持颠覆和破坏,将来也会继续如此”。谈到汽油涨价一事,他表示“自己虽不是经济专家,但既然行政、立法和司法部门做出了一致判断,他将信任并支持这一决定”,但他同时告诫有关部门必须严格控制物价,谨防出现恶性通货膨胀。

作为行政部门的总负责人,鲁哈尼总统难辞其咎。在电视讲话中,他强调了汽油涨价并不是与民争利,而是为了更好的分配社会资源:“政府计划运用汽油涨价所获得的收益,向1800万户中低收入家庭提供直接的现金补贴,目前已支付785万户,尚未收到补贴的民众请耐心等待。”此外,鲁哈尼还特别感谢了在大不里士、赞疆、哈马丹、库尔德市等地的市民,赞扬了他们自发组织游行反对“暴徒”破坏的正义之举。在伊朗爆发反政府游行后,由政府主导的支持政府的游行并不罕见,因此所谓的“自发组织”尚需存疑。

在议会,强硬派议员自然不会轻易放过鲁哈尼的这次政治危机。事发当日,就有37名议员联署一项针对鲁哈尼开展弹劾调查的倡议。议员科什特扎尔抨击鲁哈尼:“不要总想着把手伸向民众的口袋,而应多想想如何减少政府的财政浪费,结束毫无必要的国际出访,加紧对官员贪污腐败和奢侈之风的打击力度。”在领袖讲话对政府的汽油涨价决策表示了公开支持后,议长拉里贾尼在议会呼吁团结一心、共克时艰,不能给外部敌人以可乘之机。

作为上届选举的竞争对手,鲁哈尼总统的施政不力,无疑令大法官莱西躺着获益,他在公开讲话中摆出了一副理性客观的态度:汽油涨价经司法部门的同意,政策本身没有问题,但政府应提前通过媒体、学者、官员等渠道与民众做好沟通与协商,而不是居高临下的予以通知。司法部门需严格区分合法行使示威权的无辜民众,以及蓄意煽动、破坏社会安定的暴徒之间的区别,维持执法的公正。

20日,伊朗革命卫队发言人发表声明称,近日暴乱的主谋已于阿尔布尔什、法尔斯、德黑兰和胡泽斯坦等4省被捕,并指出这些人与境外反政府组织人民圣战组织(MEK)以及外国安全机构有所勾连。随着暴乱基本平息,自20日起,在德黑兰等10个省已开始逐步恢复固定网络,目前全国固定网络已基本恢复连接,但仍有7省的手机移动网络尚处于中断状态。

在官方将本次暴动定性为外部势力煽动的反政府安全事件的同时,伊朗媒体关于汽油涨价的合理性及其可能的后果亦不乏讨论。首当其冲的当属网约车行业。尽管没有优步,伊朗也有SNAPP等由私家车主提供网约车服务的手机软件,登记在册的网约车司机超过百万人。根据新政策,车主每提供100公里网约车服务,可获得7升汽油的配额,由政府与网约车公司核实后补贴差价。然而伊朗私家车的百公里油耗普遍在10升以上,再加上空驶距离不计入补贴范围,这意味着网约车司机的运营成本将大大上升。据悉,目前SNAPP的约车价格已普遍上涨40%,廉价打车的日子将一去不复返。

更多人则对宣布汽油涨价的时间点困惑不解。就在宣布涨价前一周,鲁哈尼总统刚刚在电视上骄傲地宣布,伊朗南部胡泽斯坦省新发现一处大型油田,这使得伊朗的石油探明储量上升三分之一,超越加拿大位居世界第三;石油部长赞甘内甚至在涨价前一天还表示,燃油价格在未来短期内不会改变。自美国撕毁核协议并重启制裁以来,伊朗的经济秩序一直面临着严峻考验,汇率跳水,通胀高企,普通民众的生活原已处于水深火热,此时政府毫无预兆的宣布汽油涨价,无疑是“火上浇油”之举。问题的核心已不再是汽油该不该涨价,而是选错了时间点。

“早在五年前,也就是伊核协议刚达成的时候,政府就应该主动调整燃油价格,但因为种种原因,政府并没有这样做。”经济学者甘巴里评论认为,国际政治环境恶化导致国内财政压力过大,迫使政府不得不放弃之前的燃油补贴政策,“即使确需涨价,合理的做法也是有计划的温和上涨,例如控制在每年20%左右,持续若干年,直到油价调整至合理区间为止。” 

补贴政策,一剂甜美的毒药

伊朗的价格补贴政策由来已久。建国之初,伊朗便被卷入长达八年的两伊战争。为了维系战时经济秩序,政府执行了统购统销制度,将各种生活必需品的销售价格置于国家管控之下。战后,这种计划经济体制得以延续,为了维持穷人的基本生活,伊朗政府仍通过价格补贴的方式,将食物、汽油等必需品价格强行压低,有些甚至远远低于其成本。“纸比馕贵,水比油贵”,并不只是说说而已。极低的基本物价水平固然起到了维护社会稳定的作用,却也带来了沉重的财政负担,伊朗每年用于各类直接或隐性补贴的经费总计近千亿美元,严重拖累了政府预算支出。

相比于食品补贴,汽油补贴对穷人更不公平。随着收入上升,富人对于烤馕等主食的需求量呈下降趋势,因此,穷人往往能从食品补贴中获益更多;但无论是从用车频率还是汽车排量方面考虑,富人的汽油用量均远高于穷人,因此,富人从汽油补贴中获益更多。汽油价格补贴还会扭曲价格机制,造成资源的错配与浪费。伊朗边境猖獗的汽油走私便是一例:在东部的巴基斯坦、阿富汗以及西部的伊拉克边境,走私者骑上一辆小摩托、绑上两只塑料油桶,就能将廉价的汽油运出边境贩卖,赚得数倍的差价,这相当于伊朗政府变相为外国人提供了补贴。此外,尽管伊朗是世界主要的原油出口国,本国的石油炼化技术却并不发达,汽油等石化产品甚至一度依靠外国进口,燃油资源的浪费让国际收支平衡本已脆弱的伊朗更加难以承受。

正是为了根除价格补贴政策的这些弊端,伊朗政府从艾哈迈迪内贾德总统当政时起便寻求改革补贴制度,即逐步放开商品价格,再给予个人现金补贴,从“暗补”转为“明补”。然而对于直接补贴的实际作用,伊朗的经济学者也持有不同的意见。“领取现金补贴的名单从2010年开始实施起就没怎么更新过,其中有多少是真正的穷人呢?政府必须进一步完善社会保障制度,结合个人的经济状况,包括房产、汽车、工资、消费支出以及缴税情况等信息综合判定,将高收入人群从补贴名单中剔除出去,让那些真正需要帮助的穷人领取补贴。” 伊朗师范大学经济学教授艾扎提认为,无差别的现金补贴对改善经济状况起不到任何作用,只会引发通货膨胀,“民众需要的不是微不足道的补贴,而是一份能够自力更生的工作。”艾扎提建议,政府应消减不必要的补贴支出,加大公共投资与基础设施建设,创造更多就业机会;同时改革财税政策,向富人多征税,向中下阶层提供更多的医疗、教育、公共交通等公共服务。

转眼十年的时间已过去,伊朗的补贴改革却举步维艰。相比于可能得到的利益,民众更害怕失去眼前的实惠,在制裁封锁导致经济困难的当前尤为如此。基本商品物价稍有风吹草动,立刻会迎来民众的强烈反弹。2017年末爆发的大规模反政府游行,其导火索正是鸡蛋价格的一波暴涨。当补贴政策直接影响到社会稳定与国家安全时,没有哪个政府官员敢轻举妄动,遑论推动改革。结果,不仅价格补贴没能消减,直接补贴又产生了新的财政负担。补贴政策,犹如一剂甜美的毒药,政府明知其不可持续,却又不得不屡屡饮鸩止渴,去暂时缓解迫在眉睫的社会压力。

越积越深的社会矛盾

近年来,随着美国总统特朗普“极限施压”政策的步步进逼,伊朗自2009年绿色革命以来一直维持的社会稳定与和谐,正逐渐被与日俱增的内忧外患所打破。经济萧条,民生凋敝,整个伊朗社会就像一个不停充气的气球,积蓄着矛盾与压力,随时面临爆炸风险。

自2017年底开始,由经济问题引发的大小游行示威在伊朗全国各地屡见不鲜。虽然90%游行的导火索都是人们对经济现状的不满,如过快的物价上涨、过高的通胀率、和飙升的失业率,但人们实际矛头指向的还是鲁哈尼政府的执政能力。

鲁哈尼上台以来,虽在外交领域取得了较大进展,与欧美等国一定程度上缓和了关系,提升了伊朗的国际地位,但其在内政和经济领域一直被诟病为“软弱无能”。同时伊朗两大主要政治派系,改革与保守间的政治纷争也在逐年加剧,17年底的全国大游行将两党对立推至了顶峰。两党在政治上的掣肘使得伊朗政府在制定政策时的效率急剧下降,同时政策很难保有一致性,一定程度上造成了经济政策的反复无常和社会资源的急剧浪费。

同时分裂的政坛进一步撕裂了伊朗的社会舆论,除去在反美等基本政治立场上保持一致,在涉及民生、经济等具体社会议题上,伊朗各方媒体不仅互相敌对,甚至刻意攻击谩骂。27日,鲁哈尼总统在谈及油价风波时称,燃油涨价的公布时间由内政部自行决定,因此自己和民众一样,也是15日当天才得知的消息。保守派报纸立刻以“总统对燃油涨价一无所知”为题,攻击鲁哈尼懒政、推卸责任,没资格做总统;改革派媒体予以还击,称保守派断章取义,故意对政府施政掣肘。两派媒体诸如此类的相互推诿指责,只会进一步导致政府公信力的急剧下滑。

政治腐败也是民众不满的一大原因。虽然腐败是伊朗伊斯兰政体自建立以来一直存在的结构性问题,但在经济疲软的当前,腐败问题尤为能激化普通民众的不满与愤慨。今年上半年,鲁哈尼政府的多位高层官员就曾因腐败问题落马,其中就包括鲁哈尼的弟弟兼他的高级助手费雷顿·鲁哈尼。

同时伊朗革命卫队一贯以来的腐败行为和其对于伊朗部分经济实体的非法渗透,使得有些民众开始对伊朗的政体产生怀疑。有些示威者甚至直接将矛头直指最高领袖和伊朗“教法学家治国”的政治体制,认为政治和宗教双轨并行的政体实际将绝对权力集中在了教士身上,而检察和司法机关又很难保持独立性,因而使得腐败与专制在伊朗各地横行。

玛利亚姆是德黑兰北城一家杂货店的店主,在平时散步时,她时常会对着那些巴列维时期的建筑出神,“有时候真挺怀念那时候的,不用戴头巾,什么都自由些,经济也没有现在这么糟糕。”玛利亚姆今年60岁,但她仍然会偶尔瞎想,“如果没有革命,现在会怎么样?”

比起玛利亚姆对巴列维王朝的明确憧憬,有些伊朗人只是把对巴列维的怀念当作反对现政权的挡箭牌,有些人甚至根本不知道自己想要怎样意识形态的国家。

“当抗议三番五次发生的时候,我就知道,不是政府治理无能,是制度出问题了。”法尔哈德是德黑兰大学经济系大四的学生,他对现行的政教合一制度颇有微词,“近代伊朗一直在寻找合适的政治制度,但显然,巴列维的资本主义道路失败了,霍梅尼的宗教集权主义也失败了。”法尔哈德平时喜欢思考国家的政治形态,他甚至和朋友探讨过社会主义道路是否适合伊朗。“走马克思主义道路吗?”法尔哈德苦笑了一下,“无论哪样的制度,都比现在的要强!”

在骚乱平息的当天傍晚,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在接见国内工商界代表时表示,伊朗在国家安全领域又一次挫败了敌人的阴谋,在经济战场上也必将取得最后的胜利。他再三告诫人们不要把希望寄托在外国身上,而要团结奋进,振兴国内生产,实现经济发展。然而,在眼前内缺资本和技术,外乏贸易和金融渠道的状态下,领袖的动员难免沦为空谈。面临美国的高压态势,伊朗似乎仍将希望寄托于特朗普在明年的美国总统大选中落败、新总统上台为伊朗带来相对宽松的国际环境。然而,要是特朗普成功连任了怎么办?要是新总统延续对伊朗的敌视态度怎么办?或许没人能够回答这些问题,伊朗上下只能咬紧牙关,再艰苦熬过一年,期待外交境况的好转。然而无论结果怎样,伊朗民众对于未来经济状况出现好转的可能,正越来越失去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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