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铤冒着杀头的危险上书万历皇帝请开“海禁”

城市信报 2014-08-05 10:35 大字

许铤对青岛最大的贡献，套用今人的话来说，在于明确了青岛的城市定位，带动了青岛的产业转型。通过他的不懈努力，即墨赢得政策上的支持，从此之后，青岛日渐发展成为一个港口城市，而青岛的主要产业则从农业逐渐转型为商业。许铤虽然在即墨县令任上只干了短短五年的时间，但他给即墨带来巨大的发展，也赢得后人尊敬。

垦荒治水，改善发展环境

许铤留给今人最重要的一篇文章当属《地方事宜议》，在这篇文章中他分析了即墨发展受阻的原因，并给出了五条解决措施。

许铤通过调查后认为，即墨之所以变破败，主要原因有四：一是“差繁赋重，土旷民逃”；二是“军民杂处，县卫不相摄”，造成治安混乱；三是“东北地多山脊……西北地多水患”，往往遭受自然灾害；四是“舟车不通，商贾不至”，因而居民除种田之外，没有其他收入。针对这些情况，他制定了自己的施政方略，简单概括起来就是五个词“海防、弭盗、御患、垦荒、通商”。

“海防”，许铤认为青岛沿海有很多小岛，这些小岛都可驻扎军队，以拱卫即墨；“弭盗”也很简单，就是加强巡查，赏罚分明。关键是“御患、垦荒、通商”这三条。

在垦荒上，许铤认识到即墨存在一个恶性循环，那就是虽然土旷民稀，但是赋税不均，一到赋税征收时，有的百姓就会处境十分艰难，进而逃跑，这又造成新一轮的土旷民稀、赋税不均。为了改变这一情况，许铤提出“招逃垦荒之法”，规定按开垦荒地之远近给予优惠，相当于政府给垦荒农民发放补贴，“近者以次年半征，三年全征，远者宽限于三年之后。若额粮之外，则无问远近，止征谷三升”。这个法令和后来美国西部开发时期的《宅地法》有些相似，鼓励老百姓拓垦，拓垦的范围越广，缴纳的税就越少，极大地调动了即墨当地农民的积极性，很多外逃的农民纷纷返乡，农村经济得到复苏。

所谓御患，主要就是抵御水患。即墨当时主要是大沽河、孟沙河、流浩河作祟。孙鹏说，许铤通过细致走访之后，针对不同河流提出不同的解决策略，大沽河主要是加固大堤，而孟沙河跟流浩河则采取疏导之策。最为关键的一点是许铤提出了一套人力策略，治河需要人手，这些人该怎么出？以往是大家轮流干，但有的人家田地不在淹没范围以内，因此积极性不高。现在治河采取谁受益谁出工的原则，凡是有被淹可能的土地人家出工，受到沿河百姓的赞许。

许铤如此治理，即墨的生产得到恢复，但生产要想取得突破还需要更大的举措，那就是开港通商。

上书朝廷开放港口

1578年(明万历六年)，青岛口、金家口、女姑口三个即墨境内的海口，获准对外开放海上运输，货物直通苏、闽、浙一带，沿海贸易日趋繁荣。朝廷之所以法外施恩、网开一面、禁中有弛，就缘于许铤的一份言辞恳切的上奏。

青岛市教育局普通教育教研室历史教研员陆安曾撰文对许铤的功劳作出肯定。他称：“翻开《即墨县志》卷十，我们可以看到许铤的那份奏章。文辞无论如何也算不上优美，或许与明代八股文盛行、官吏文笔生硬僵化有关。但字里行间可以看出一个地方官为地方着想、为百姓谋福祉的拳拳之心。”许铤提出，“本县系本省末邑，偏居一隅，与海为邻，既非车毂辐辏之地，绝无商贾往来之踪。”靠市镇近的种田，靠海边近的捕鱼，再也难以找到其他养家糊口的手段了。老百姓太穷了，每到征收赋税的时候，让人忧愁不已。历史上管仲改革造福齐国，原因是什么呢？“全在榷利”，即贸易市场的获利。圣上若开恩，给“登莱赤子开一线生路”，就不能再实行海禁了。

他还举了一个典型事例，“嘉靖十八年，本县城阳社民牛稼者”，自己投资搞起了海运，在淮安觅船，航行两昼夜到达金家口通贸易。正赶上“是岁大饥”，大饥荒中，“沿海居民赖之以不死”，牛家暴富了不算，跟着他跑生意的人也都发了财，“咸利之”。“夫所谓海防者，本以防倭兼以防贼，非以防淮商也。”“夫防所不当防，禁之而未必能禁”，反而使正常的经济活动受到束缚和阻碍。应当推行“垦荒田，招移流，筑堤岸，通商艘”的政策，“即万一遇饥荒，有此生路，亦不至坐毙，此无穷之利也。”

或许正是由于许铤的言辞恳切，打动了远在北京的圣上，朝廷终于法外施恩、网开一面，允许青岛口、金家口、女姑口三个即墨境内的海口对外开展海上运输，货物直通苏、闽、浙一带，沿海贸易日趋繁荣。据在女姑口发现的《重整旧规碑文》记载：“我即邑(即墨)自前明许公(许铤)奏青岛、女姑等口准行海运，于是，百物鳞集，千艘云屯，南北之货既通，农商之利益普。”也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青岛就已经渐渐不再是一个小渔村，而是一个具有一定规模的贸易港口了。

从这个意义上说，青岛能有今天的发展，许铤功不可没。

编修即墨第一部县志

许铤为青岛的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因为政绩斐然，五年后他就升任兵部主事。除了给青岛留下一个无限发展的未来之外，他还给青岛留下一件实物，就是县志。

修县志是最令史学界感叹的事，许铤在明万历七年(公元1579年)主持编修即墨历史上第一部志书——《即墨县志》，参与本志编纂者近20人，历时5年，于万历十一年(1584年)刻印。志书文笔锋锐，秉笔直书：“墨之民，终岁勤动以供赋役，得免于刑戮矣，露其四体，饿其体肤，岁无不然，一遇荒札，即暴骨游食有必然也。”这是对明王朝移民集中营一针见血的控诉。该书共分8篇64目6册15万字。内容分地理：沿革、星野、山川、形胜、附8景、风俗、物产、古迹、丘墓；建置：城池、公署、学校、文庙、社学、戌卫、盐场、仓铺、市集、坊巷、乡社、堡镇、桥梁、疆域、海口；赋役：田赋、徭役；秩祀：先师殿、启圣祠、名宦祠、乡贤祠、社稷坛、风云雷电山川坛、邑历坛、城隍庙、八蜡庙、土地祠、龙王庙、安平君祠、童府君祠、汤尹生祠、李尹生祠；秩官列传；选举：进士举人；人物志：乡贤传、节义传、流寓传、贞烈传、杂志、武勋、掾阶；寺观：仙流、祥异、异闻、外传等。该书北京图书馆存有刻印本，南京和上海图书馆均存有照像底片，即墨市档案馆存有该书照片。

如果想要探访许铤遗迹，即墨县衙是最好的选择。即墨县衙坐落在即墨城中山街东端路北立法街29号的市博物馆后院。自隋开皇十六年(596年)迁城立衙至今，已有1400余年的历史了。历经沧桑，城内的古建筑大都随岁月的流失而烟消云散，唯独县衙的一至三堂幸存下来，成为山东省唯一能看到的三堂老县衙。

此衙初建时的规模与结构，已不可知。元代至正年间知县董守中进行了重建，明清两代先后进行了10余次修葺和扩建，逐步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县衙建筑群。

一堂，即正堂，或称“大堂”和“公堂”，是诉讼、审讯的场所。正堂后面为二堂，曾名“印堂”、“鸣琴”和“致远”，是议事办公和会客的地方。可以想见，当年许铤为开发即墨在这里剪手踱步；再后为三堂，是县令与眷属的内宅正寝。

现在，正堂于1999年秋做了全面维修，在主体结构未动的情况下，更换了房顶、新制作了栅栏门及堂内匾额，重建了东西两配房。门口的立柱上镌刻着施政楹联：“堂外四时春和风甘雨，案头三尺法烈日严霜”。维修后的正堂古朴典雅，雄浑庄重，在一片古柏的映衬下，重现昔日风采，为古老的即墨城增添了一大景观，也为后人留下了一座有意义的历史建筑物。

古人说地方官的最高境界是“为官一任，造福一方”，从某种角度来看，这句话是对许铤功绩的最佳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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