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师陨落,弟子传承

半岛都市报 2019-09-03 01:26 大字

1956年9月,张福绥师从张玺攻读研究生。

张玺(左四)与同事们(摘自《南海路7号》)

齐钟彦(右)与马绣同一起。

“我曾到过厦门、烟台、威海、青岛等沿岸采集调查,当时最感痛心的就是沿海重要地区均为外人占据。我也曾代表北平研究院和青岛市政府沈鸿烈榷商组织了一个胶州湾海产动物采集团,由港务局和水族馆人员参加”。——《张玺的自述与检讨》

在法国留学期间,张玺并非两耳不闻窗外事,他时刻关注了祖国的动态。“在里昂,张玺曾听过法国共产党人的公开演讲,在一个咖啡馆里他还听过青年周恩来的演说。对于张玺来说,是一种好奇心促使着他去听这些共产党人的讲演”,文史学者薛原先生说,在法国,张玺的生活并不单调,除致力于专业之外,他交往了许多献身学术的留法学生,组织过中国生物科学学会,还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农学会,“其中有一位从事植物学研究的河北老乡叫齐雅堂,便是齐钟彦(张玺的得意门生)的父亲”。张玺还和各种学科的同学组织过学术讲演会,可以说,没了经济压力的牵绊,张玺积极而活跃。

1931年12月,张玺学成归国。

1932年1月,张玺进入国立北平研究院动物学研究所做研究工作,从事海洋学与动物学研究,从此他把自己的命运与祖国的海洋科学事业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

他的足迹遍布沿海地区,尤其是山东半岛和厦门沿海,进行野外调查研究,他的中国海洋软体动物学的研究工作逐步开展起来。1934年,张玺发表了《青岛后鳃类动物的研究》论文,这不仅是中国海的后鳃类动物研究的第一篇论文,而且它首次对中国海的后鳃动物做了一定的鉴定。

1935年5月,由张玺领导的胶州湾海产动物采集团来到了青岛,开始第一次青岛胶州湾海洋动物调查。这是我国学者组织的第一次海洋动物综合性调查,持续了两年,进行了四次调查采集,取得了许多重要的生物标本和数据。张玺也把中国的贝类学研究引领到了国际学术的舞台上。

1937年“七七事变”后,华北各地相继沦陷,张玺和同事们把重要的图书仪器运送到北京的中法大学后整理装箱,由海运经越南至昆明。他则和同事一起由北京到天津下车搭船,抵达昆明。

此时物资缺乏,人力不足,研究工作陷入了困境。“为了研究湖沼动物方便起见,与云南建设厅合组一个水产试验所,张玺兼任所长,他调查了云南的湖沼水生经济生物,并试行鱼类人工养殖。他还在中法大学和云南大学兼课。此后,张玺临危受命,又兼任两个职务,一个是因动物研究所原所长病故,1940年起他任所长之职；同时,中法大学附中校长宋甄甫因为婚姻纠纷不得已离开昆明,他又以中法大学兼任教授的名义代理了半年校长职务。

1945年抗战胜利后,张玺惨淡经营的研究所终于有了生机,他把老友齐雅堂的儿子、刚刚大学毕业的齐钟彦调到了身边,从此,这位张玺的得意门生也和中国贝类学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

1950年8月1日,在童第周、张玺、曾呈奎的领导下,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青岛海洋生物研究室,也就是中国海洋研究所的前身在莱阳路28号正式成立了,童第周任主任,张玺与曾呈奎任副主任。——《碧海丹心——海洋科技历史人物传记》

初秋季节,张玺又率领着原北平研究院动物研究所的原班人马来到青岛,其中就包括齐钟彦、刘瑞玉和马绣同。齐钟彦和马绣同早在1947年就在张玺先生的安排下来到了青岛。

对于青岛,张玺是熟悉的,因为他早在十几年前就曾来过这座海滨城市,听从科研部门的调遣,他再次抵达。他的妻子和两子没有跟随,两地分居的生活,张玺过了17年,直到他1967年在青岛谢世。

其实他一直忙于工作,无暇顾及家庭,包括老家的家人,“我自1921年就离开原籍平乡,仅在抗战前回国和看父病时回过两次家。抗战前我每月收入400余元,每月均汇往家中百十元以供养父亲(父亲患半身不遂病数年)和家中费用并还债”。在抗战胜利前,张家就连续发生了变故,1933年,他的二弟张瑞病故,没有子女。那时张玺出国期间,“他在本村附近一个村镇上同姑丈等做粮店生意,不久吸上‘白面’。1938年,张玺的父亲病故。1942年,他的四弟张璸任巨鹿县长时被伪军捕去,后因肺病复发而亡。他的三弟张珍在抗战初期病故。

如今,连爱人和两子他都无暇顾及,一心扑在研究上。

张玺的海洋研究是以强国富民为根本的,因为他知道,科学兴国的含义,所以他将工作重点放在了海产无脊椎动物资源调查和贝类生态习性研究上,他将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带领学生们致力于中国海产软体动物分类学和生态学的研究,尤其是实用的分类学。为此,他们遍访大部分海域,查清我国海产贝类的分布,以及软体动物的经济价值等等,并通过调查完成了“中国海软体动物区系区划的研究”等。

有两个故事值得一提。

1953年,天津塘沽新港的建设者找到了张玺,原来海防防波堤上生长的一种叫海笋的贝类动物成灾,海笋将防波堤上的石头凿出了很多小洞穴,威胁了海港的安全。张玺听后非常着急,立刻进行了海笋研究,几年后,终于搞清了海笋的分布和习性。他们提出建议:防波堤不要用石灰石,因为海笋就喜欢这种石头。结论很简单,却是在多少个日夜的调查、实验中得来的啊!

另外还有一种有害的贝类叫船蛆,它个头不大,危害很大,经常挖凿木材居住,给渔民的渔船、码头的木柱都造成了很大的危害。张玺和同事们又经过了几个寒暑的研究,摸清了船蛆的习性,找到了防治办法……

1953年,张玺在山东大学水产系和生物系开设了新课程——贝类学。张先生不在青岛的日子里,就由齐钟彦代替他去讲。正是这次持续一年的讲课,结出了硕果,1961年,张玺和齐钟彦合著的《贝类学纲要》出版,是我国第一本系统论述贝类动物学的专著,这部著作是我国贝类学的奠基之作,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张玺(左三)与童第周(左二)等一起。

张玺和同事在调查船上。

“张先生后来不能说话了,晚上我们几个人轮班在这儿陪他,马绣同先生一个,刘瑞玉先生一个,再就是我,三个人轮流。到了1967年,张先生就病逝了。走时一句话也没留下。张先生的身体没有别的毛病,就是血压高,要是没有‘文革’,他的性格该是个活大岁数的人。”——《潮涨潮落寻贝人》(《南海路7号》薛原著)

薛原采访过齐钟彦先生,他说齐先生的内敛和谦逊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认为自己没有好说的,最值得说的是他的导师张玺先生,“张先生是一个很随和的人,和我在一起无话不说,知识非常渊博,不只是局限于生物分类学”,张玺的耐心和毅力让齐钟彦受益终身。

张玺先生对待所里的年轻人要求很严格,也很爱护。齐钟彦和另外一个年轻人的法文不好,张玺就找来一本法文的小书,每天给他们讲一段,然后让他们翻译出来,这样来提高他们的法文水平。

遗憾的是,十年动乱中断了张玺的贝类学研究,他的身体也每况愈下。齐钟彦说,“张先生最初住在科学院青岛疗养所里。‘文革’开始后,疗养所不让住了,他们要给张先生在外面找一间小屋让他一个人住。我找到了当时管房子的人。我说,这怎么行呢?张先生一个人怎么生活。后来他们给张先生安排了一间房间,既当办公室又当卧室。在1966年张先生的工资就停了,一个月只发15元生活费,这怎么能够呢?张先生对我说,告诉北京家里吧,让他们给寄点钱来。我说,别告诉,那会牵连他们,我们这几个人的工资还没有停,从这儿解决吧。后来我们的工资也停了,只发一点生活费。就这样大家也过来了。张先生后来不能说话了,晚上我们几个人轮班在这儿陪他。”

1967年7月10日,张玺先生在青岛病逝,大师陨落,海水呜咽。

然而,他的事业并没有终止。上世纪70年代末,齐钟彦又开始了中国的海产贝类学研究。在1978年中国动物学会年会上,齐钟彦充满深情地作了《张玺教授对我国海洋学和动物学研究的贡献》报告。在这篇报告中,他详细总结了张玺先生的学术成果和科学贡献,对张玺先生的一生作了客观的评价。到了上世纪80年代初,中国海洋生物分类学研究迎来了“科学的春天”。在学术界的多方支持下,中国贝类学会成立,齐钟彦担任第一任理事长,他实现了张玺先生多年的心愿。

如果说齐钟彦先生作为中国贝类学第一代学术传人完成了张玺先生的未竟学科创建事业,那么作为第二代学术传人的张福绥教授则把这门传统的学科融入进了时代的潮流中,完成了在商品大潮中的“转型”。张福绥是在1956年跟随张玺先生攻读贝类学研究生,并留在他身边从事海洋贝类学研究的。先生病逝后,在张福绥的努力下,扇贝养殖已成为一项极有发展前途的海洋生物产业……

夕阳西下,莱阳路28号张玺故居前依然热闹非凡,对比于街道的喧嚣,建筑内却非常安静。1957年,青岛海洋生物研究室升为中国科学院海洋生物研究所,张玺任副所长,随着科研人员的增加,这栋小楼已经无法满足科研工作需要,张玺就跟着办公大楼把家也搬到了莱阳路61号里。1966年,南海路7号建成新办公大楼,张玺也跟着搬家,因为研究所就是他的家。他的妻子郭月梅和两个儿子张振东、张振西远在北京(两子都毕业于云南大学,都曾任教授之职),妻子甚至都没来青岛旅游过,他对事业的热爱之情可见一斑。

漫步海滩,潮涨潮落,偶见赶海人捡拾贝类,以丰富餐桌佳肴。他们可能不知道,曾经有一位叫张玺的贝类学家,为这些看似平凡的小海鲜奋斗了半生。

采集调查,海洋动物

两地分居,潜心研究

新生拖着行李来报到。▲青岛科技大学中德国际合作区(青岛校区)。文/半岛记者刘金震图/半岛记者孟达8月30日,青岛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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