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国公墓——活在,万国公墓——活在
对活人来说，死亡始终是个难以逾越的屏障。活人变成死人，灵魂出窍就成了过去式，没了返回的路径。一条路走到黑，路便到了尽头。这一切，死人无所谓，活人却战战兢兢。啪啦一下，荒草丛生。
在我关于青岛山墓地记忆的所有细枝末节里，始终有一种令人窒息的紧张。我一直不知道，远处一排排遮天蔽日的大树阴影下面，被杂草丛生中的断壁残垣和鳞次栉比的迎春花包裹着的，究竟是些什么。我想象着一只黑猫柔软地穿越在一大堆发霉的历史问号中间，箭一般射出去，窸窸窣窣一阵前世今生的折腾，再慢慢踱回来，将叼在嘴里的一只死老鼠，吐到一块布满灰尘的大理石墓碑上。刹那间，黑猫锐利的爪在光滑的石面上乱麻一般旋转，划出时间的光亮。
俯瞰海湾的灵魂
万国公墓，在青岛山东面的坡地上（现延安一路55号的百花苑）。这是进入城市化之后青岛最早的公墓，1899年动工建设，1904年前后修建完成，早期以埋葬欧洲人为主。在中国人看来，万国公墓所处的位置是一块风水宝地，背山面海，风景优美。对于死亡，中西观念差异较大，欧洲人在20世纪初的许多做法足令当时的中国人生疑，但将墓地建造在离总督早期临时私邸和胶州海关税务司阿里文住宅如此近的地方，至今也不知出于何种考虑。想当初，出入总督临时私邸和海关税务司阿里文住宅的大清官员与中国士绅们，心里大约不会很好受。
但实际上，死亡者公墓成规模的时间，要较总督临时私邸等居住建筑晚些。据 《胶州发展备忘录》1898年度至1899年度的记载，市区建筑的扩大使得有必要废弃原有墓地。新墓地位于俾斯麦山的南坡，环境幽雅，能够俯瞰克拉拉海湾。这里的地势呈梯形渐次上升，坟墓在每个梯面上被排成两行。梯形地带的中部有条宽阔的通道，最上端计划建造一个墓地教堂。该备忘录说，此项计划将在下个会计年度中动工。
这份报告中叙述的俾斯麦山，人们知道是青岛山，而克拉拉海湾，则指汇泉湾。克拉拉是德国租借地政府民政官单维廉的妻子，也是第一位抵达青岛的欧洲女性，这成为将汇泉湾和青岛山南面的山丘以她的名字命名的理由。 1898年4月5日克拉拉到达青岛，和单维廉一起在这里生活了十年，两人在青岛生育过一个儿子和一个女儿。
依照1899年度《胶州发展备忘录》的计划，此后关于政府墓地建设的大致顺序是：1899年秋天到来前，墓地在渐次上升的每个梯形梯面上排成两行墓穴，中部建成一条宽阔的凭吊通道，并接纳了1899年9月在青岛去世的著名传教士福柏。几个月后，一株蓬勃生长的迎春花，在埋葬福柏的土坡上，将一片耀眼的黄色引入新世纪。阳光下面相互簇拥着的嘹亮，慢慢向四周蔓延，一点一点地驱赶着这个神的侍奉者的寂寥。与此同时，租借地总督府在1901年6月开始集中收买会前村附近山地，迁走渔民并拆除房屋，开辟大规模的植物试验场，引入各地植物品种进行驯化繁殖。在建设植物试验场的同时，青岛山东面8.25公顷坡地上的墓地，陆续增添了新近死亡者的墓碑。亡灵们依次栖息在一个规划整齐的阶梯陵园中，如同庞贝古城里设置了排水系统的露天舞台。想象之中，伴随着20世纪第一个冬天的降临，几只来历不明的乌鸦，预言家一般滞留在这里一棵老槐树的枝叉上，时不时发出几声寂然的鸣叫，报告着停留在不远处的下一个春天的到来。传说乌鸦能带领人的灵魂穿越阴阳，不知道这几只带领20世纪在墓地上空飞翔的乌鸦，是不是将那些关于生存和死亡的消息，准确传递给了彼此。眺望着新一个春天，有那么一些瞬间，近在咫尺的死亡似乎也变得不那么狰狞了。就一个长远的安息规划而言，墓地内大量种植的树木，营造了宁静与肃穆的氛围，依起伏山势建成的两条水溪，增加了自然的情趣。随后，1901年死去的德国第二任青岛总督叶世克，1902年死去的第三海军陆战营营长克里斯特，相继都被埋葬在这里。但不知道什么原因，政府备忘录中记载的在此建造墓地教堂的计划，最终没有实现。
在死亡顺序上，传教士福柏排在总督叶世克前面。
从牺牲精神和科学发现两个角度看，恩斯特·福柏（Ernst Faber）都可以被认为是青岛早期城市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式人物。1839年出生于科堡的福柏，23岁在巴门神学院毕业后进入巴塞尔大学和图宾根大学读书，在哥达地质学研究所彼得曼博士门下受业的经历，对他影响很大。 1864年或者是1865年，福柏作为礼贤会的传教士来到中国，4月26日到达香港，随后辗转广东。这时期，福柏除了办学及办诊所外，还在1873年写出了介绍西方教育制度的 《西国学校》，两年后又出版了《教化论》。十多年后，福柏脱离礼贤会，以自由传教士的身份独立活动。 1885年，福柏加入同善会（AEPM），次年的5月赴上海从事著述和传教活动。作为写作者，福柏最著名的文字是《自西徂东》，这是一本在今天阅读起来依然富有启发性的比较文化论著，在当时希望变革的中国知识分子中间，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完成《自西徂东》15年后的1898年4月5日，福柏“作为第一个德国新教福音传教士”，从上海移居到青岛。
最初，福柏的到来并没有引起太多人的注意。但随着他以一种受尊敬的方式开展的基础性工作的进行，他开始受到人们的关注，直到最后，福柏使自己没有争议地成为了一个开拓时代的标志性人物，一个献身精神的代表。
作为AEPM派遣到青岛的传教士，福柏的工作是在两个方向同时展开的。这就是：一方面他需要完成AEPM委派的工作；另一方面他则依照自己的兴趣，进行着与科学有关的调查。在青岛的不到两年时间里，福柏对这里的植物生长情况，进行了非常详细的调查，完成了《青岛至崂山植物概况》。在当时，这是一项异常困难的开拓性工作，缺少必要的资料，也没有更多的帮助，所有的徒步调查和物种的分类整理，都需要逐一独立完成。可以想象，在居住、饮食、气候和地理状况都极为恶劣的条件下，福柏在一个广阔地域进行探索性调查时的艰险。后来的实践证明，福柏在有限时间里夜以继日的努力，对城市的发展具有里程碑意义。人们相信，福柏把他的生命的最后的时间，都用于了这项卓有成效的工作。
福柏在青岛的生活情形，没有更多文献印证，我们只是在1899年5月福柏向AEPM的一份报告里发现，他当时的居住条件非常糟糕。在经历了一场疾病的袭击之后，福柏说：“我设法布置所租的房间，并租下阁楼，以便在睡觉时得到比较新鲜的空气。直到第一次下雨前一切还好，这场雨使两个房屋都漏满了雨水。 ”也就是在这个夏天，福柏将他珍藏的书籍和手稿送到了他的年轻同事卫礼贤那里，以便得到更好的保护。
在19世纪的最后一个秋天，福柏依然在进行着的植物调查被突然中断了：1899年9月20日，这位植物学专家在青岛去世，终年60岁。这是1897年德国进入这里之后，最早的将生命终止在青岛的德国著名人士的记录。
对于恩斯特·福柏的逝世，人们一致表示了哀悼，并认为应该在青岛纪念这位具有牺牲精神的学者。福柏的遗体，被埋葬在了青岛山东面的墓地里。从时间上看，安葬福柏的时候，这块政府墓地刚刚完成规划。
1901年9月，教会在大小鲍岛之间建设的一间为中国人服务的医院，使用了福柏的名字命名。因为人们相信，这个机构的设立，是死者的夙愿。武定路上这家福柏逝世后两年出现的医院，一直存活了一百年。消亡前，这里是著名的儿童医院。
1905年，同善会与欧洲人协会的侨民在天主教中心与华人居住区的过度地带，着手创办一所新医院。为纪念受AEPM派遣最早进入青岛的福柏，这所医院最终也被命名为福柏医院，而原福柏医院则改称花之安医院。花之安，是福柏使用广泛的中文名字。福柏用这个名字，表达了他对中国文化的认同。1907年开业的这所欧洲人医院，拥有良好的医疗设施和经验丰富的德国医生，很快成为本地最好的医院之一。 1950年代这里演变成人民医院，担负起附近政府人员的医疗保健工作。 1980年代我曾在该医院三楼的一个病房预备割扁桃腺，起先高烧不退，结果仅消炎就花了一星期，拖拖拉拉导致手术功亏一篑，后来各种明火暗火改从脚指头走，扁桃腺炎也就无影无踪了。记得从后来加建的病房大楼南窗看出去，安徽路第六公园北头蘑菇云一般的大树冠，遮蔽了半条街。
在福柏去世之前，1898年度的 《胶州备忘录》收录了他的《青岛至崂山植物概况》。第二年的政府文件则显示，福柏所没有完成的工作，后来继续了下去。在青岛的德国医生们最终与德国的植物学研究所取得了联系，持续了青岛地区的植物收集和分类工作。
如果说恩斯特·福柏是德国租借地的第一个死亡者，那么很快，这个数字就以两位数的增长速度刷新了记录。这其中，就包括青岛总督叶世克。
福柏去世之前的七个月，在叶世克终于到达青岛的时候，他显然不会预计到他回不去了。他可能从来就没有想到过，从1899年的2月19日这一天开始，他的生命就已经进入了按天计算的倒记时。后来我们知道，在这个寒冷的时刻沿着崎岖的殖民地道路向前走，上帝留给这个德国总督的时间，已不超过两年。
著名传教士福柏（花之安）。
福柏的墓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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胶州新闻，新鲜有料。可以走尽是天涯，难以品尽是故乡。距离胶州市再远也不是问题。世界很大，期待在此相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