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画者,做人不要太“董其昌”
□赵春秋
毫无疑问,明末到清末的三百年间,没有哪一位书画家的声望与影响力比得上董其昌。书法上,他创造的秀逸淡远之书风,在其生前身后都产生了广泛的影响。绘画上,他把笔墨的审美地位提升到极高程度,强调“以书入画”“师法古人”“平淡天真”,使山水画艺术成为一种规范化、程序化的存在。他提出“南北宗论”,推崇“南宗”贬低“院画”,对当时及其后世的绘画艺术产生积极作用的同时,也产生了负面的影响。关于董其昌的艺术成就、地位与影响,艺术史论述很多,不多赘言。我们这里只简单地聊一聊董其昌的为人。
中国传统文化中有“画如其人”“字如其人”的说法,强调人品与艺品的一致性。宋郭若虚《图画见闻志》说:“人品既已高矣,气韵不得不高；气韵既已高矣,生动不得不至。”明文徵明更是提出“人品不高,落墨无法”,直接把人品与笔墨技巧联系起来。这些理论的科学性和正确性姑且不论,书画家对人品的重视程度由此可见一斑。用关键字“董其昌人品”在网上搜索,能找到几十万条的相关结果。但其中有很多是负面的,如“人品令人遗憾,董其昌的霸道人生”“24K纯人渣——明代书法家董其昌”“董其昌:画家还是流氓政客”等等。真没见过有哪个古代的艺术大师有如此多的反面评价!
董其昌本出身小户人家,但他通过个人的勤奋努力取得了功名,成为了书画大家,同时还积累了大量的财富,一举成为江南富豪。这本是一个十分励志的故事。但是地位的光芒和金钱的力量会加速社会角色的转换,会腐蚀、迷乱人的本性,使之异化、变质。名气、权威、钱财,“三合一”的优势让董其昌得意忘形。他骄奢淫逸、鱼肉乡邻,年过六十还让儿子为其强抢民女做小妾,也难怪引发滔天民怨,被愤怒的百姓烧掉了宅院。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对于劣迹斑斑的董其昌来说,被后世打上“流氓”“恶霸”的标签也是“实至名归”吧。
在古代的知名书画家中,董其昌特别尊崇米芾。他在《画禅室随笔》中说:“吾尝评米字,以为宋朝第一,毕竟出于苏轼之上。晚年一变,有冰寒于水之奇。”其实,除了米芾的书画水平高之外,董其昌对其推崇备至还有另外一个因素——圆滑的处世风格。董其昌是个政治嗅觉极其灵敏的人。只要朝廷一有什么风吹草动,他便立即辞官回家,等时局利好再复出。如此反复多次,便宜占尽。当时,以魏忠贤为首的阉党和以知识分子为主体的东林党斗争激烈。董其昌周旋于各派之间,八面玲珑,人称“巧宦”。按理,科举入仕、读书人出身的董其昌理应站在东林党一边；但他却并不和位高权重、占据上风的阉党对立,反而是“九千岁”的座上客,二人常常把酒言欢、畅谈艺术。这与米芾和蔡京的交往不无类似之处。
古代人特别委婉,要抬高自己并不直接说,而是通过吹捧身边的人来表达。例如在“温酒斩华雄”后,曹操赞叹关羽神勇,关羽却淡淡地说:“某何足道哉!吾弟张翼德,于百万军中取上将之头,如探囊取物耳!”事实上,张飞的武功并不比关羽强。关羽如此说,言外之意不过是想表达:“这么神勇的张飞还是我小弟呢,我自然不在话下了!”喜读《春秋》的关羽可谓是个儒将,而文人董其昌用起这一套来更是驾轻就熟。他尊称自己的老师莫如忠和其子莫是龙为“当代二王”。在为莫如忠父子的《崇兰馆帖》题跋时,他这样写道:“吾师人地高华,知希自贵,晋人之外,一步不窥,故当时知廷韩者,有大令过父之目。然吾师以骨,廷韩以态；吾师自能结构,廷韩结构多出前人名迹。此为甲乙,真如羲献耳!”这段话的意思再明确不过了——“我师傅父子是王羲之、王献之的水平,我的水平自然也是相当相当高啦”!
想确立自己的领导地位,光靠自吹自擂不行,还得打击和贬低最能威胁自己的对手。与董其昌的“松江派”同在江南且鼎盛近百年的“吴门”便首当其冲。董其昌早年字写得很差,17岁时参加松江府学的考试,松江知府衷贞吉在批阅考卷时,论文才本该将董其昌列为第一,但因嫌其考卷上的字写得太差,遂将第一改为第二,同时将字写得较好的董其昌的堂侄董源正拔为第一。这件事极大地刺激了董其昌,他自此开始钻研书法。就这样的水平,在练字三年后,他就不把吴门的书法大家祝允明、文徵明放在眼里了,“凡三年,自谓逼古,不复以文徵仲、祝希哲置之眼角”(《画禅室随笔》)。这种轻狂确实不是一般人可以有的!董其昌还有另外一个假想敌——赵孟頫。究其原因,无非是赵孟頫的书画艺术成就足够高,影响力足够强,是“大神”级的艺术界领袖,只有推倒了他,自己才能登上神坛。于是董其昌千方百计地与赵孟頫攀比,认为自己更强、更厉害,直到行将就木时,才不得不承认“始知吴兴之不可及也”。
如果单凭以上几点就说董其昌人品低劣,似乎过分武断——那不过是很多文人都有的一些见不得人的心理和行为罢了；真正让董其昌人品恶评如潮的,是当时轰动一时的“民抄”事件。
明朝盛行“房中术”。大明16个皇帝中,除太祖、建文、崇祯外,其余各帝都有此爱好。上有所好,下必甚焉,朝野上下权贵富豪无不效仿。董其昌痴迷“房中术”竟到了变态的地步,有多房妻妾还不满足,经常四处渔色,以满足淫欲。万历四十三年(1615)秋天,60岁高龄的董其昌看中了诸生陆绍芳家佃户的年轻女儿绿英,他的二儿子董祖常便带人把绿英强抢回家给老子当了小妾。陆绍芳对董氏父子强抢民女的做法非常愤慨,张言批评。松江民众早已对董家的恶行不满,于是就根据这件事编出了一个叫《黑白传》的故事,由说书艺人钱二到处说唱。董其昌知道后大为羞恼,以为这是连襟范昶背后捣的鬼,便派人每天对他凌辱逼问,最后逼得范昶暴病而死。范母带着儿媳龚氏、孙媳董氏等穿着孝服到董家要说法,却被董家家丁百般凌辱。范家儿子告到官府。官府碍于董其昌之名难于处理,久久拖延不决。
董其昌及其家人“封钉民房,捉锁男妇,无日无之”等令人发指的罪行激起了民众特别是士林的愤怒,“敛怨军民,已非一日。欲食肉寝皮,亦非一人。至剥裈毒淫一事,上干天怒,恶极于无可加矣”。有人贴出了词锋犀利的檄文,到处传着“若要柴米强,先杀董其昌”的口号,怒斥其是“兽宦”“枭孽”,以至徽州、湖广、川陕、山西等处客商,凡受过他家欺凌的人都参加到揭发批判的行列中来,简直到了怨声载道、罄竹难书的地步。最后,愤怒的人们把其爪牙陈明的数十间精华厅堂尽行拆毁；用两卷油芦席点火,将董家数百间雕梁画栋的园亭台榭和密室幽房付之一炬,大火彻夜不熄。他们还把董其昌儿子强拆民房后盖了未及半年的美轮美奂的新居及董其昌建在白龙潭的书园楼也一同烧了个干净,并把董其昌手书“抱珠阁”三字的匾额沉到了河里。
董其昌被吓得半死,惶惶然躲避于苏州、镇江、丹阳、吴兴等地,一时如丧家之犬,直到半年后事件完全平息才敢回家。这个轰动江南、震动朝野的事件,让董其昌声名狼藉。卑劣的人品从此暴露于天下。
董其昌素来主张“未求正法,先求正名”。他认为,只有将事件定性为“士抄”而非“民抄”,才能够消除对自己和家族的不利影响。他动用了几乎所有的官场关系,并用他那技艺高超的书法,卖力地写信托人,还通知了在外地做大官的堂侄董邃初帮忙。最终,此案在拖延大半年后作出判决,除将一干地痞流氓定为死罪论斩外,还将华亭县生员五人杖惩并革去功名,另有五人受杖惩并降级,三人受杖惩。而对于董其昌的行为,官府为他作了开脱,说是“奴辈不法,董宦未知也”。
纵观有明一代,没有哪位书画家的官位能和董其昌相比,也没有哪位官员能在宦海生涯之外的书画艺术上开宗立派。
中国文化传统里强调“画如其人”。人品决定画品,做事先做人,这一点在董其昌身上丝毫没有体现出来。但是,董其昌只是个例外,一般人是学不来的。所谓“德艺双馨”,不应该只是一句溢美之词,更应该成为我们努力的标准和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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